贯彻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立法与实践的双重审视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幼有优育”的必由之路,而立法则是促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以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为根本立场,旨在解决学前教育实践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草案》强调以公益普惠为基本方向,保障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和参与权;推进科学保教,遵循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规定家园社三方协同育人责任,优化学前儿童的成长环境。尽管《草案》在许多方面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充分体现了对学前儿童权益的高度重视,但在具体实施上,仍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条款,健全相应的制度保障。

权宜之计抑或权利扩张:学前教育立法中的托育服务

国家在2023年重拾学前教育立法工作,并公布了《学前教育法(草案)》,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被法条明文分离切割。实际上托育服务自20世纪末式微之后,并非无法可依,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寄身于学前教育立法以获取发展空间与法律支持,尤其是在地方立法中呈现出类型多样的立法模式。尽管对于部分地方立法将托育服务纳入学前教育制度的立法技术,在特定历史阶段下应肯定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作为填补立法空白的权宜之计,该立法技术也日渐暴露出了覆盖范围有限、“过度学习”风险、保障水平较低等诸多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托育服务专项立法势在必行,其根本实现路径是从基本权利保护的视角出发,承认获得托育服务权是一项有别于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明确权能内涵,具体化相对应的各类国家义务。

幼小衔接教育的法治化路径——以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育、小学教育的关系为线索

《学前教育法(草案)》中关于幼小衔接教育的若干规定反映出当前幼小衔接教育的供需矛盾及其背后不同价值的冲突。幼小衔接教育并非是小学课程在幼儿园阶段的提前开展,而是在小学之前进行的有选择的启蒙教育。对学前儿童学习能力和身心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结果,是决定如何开展幼小衔接教育的核心标准。儿童的受教育能力决定了幼小衔接的不同层级及施教标准,也可以作为优化幼小衔接教育的基本路径。分层次、精细化的幼小衔接教育离不开家庭、幼儿园与小学之间的互联互通、互相配合,更需要立法者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中为此留有长远的、稳定的发展空间。

《学前教育法》调整范围论要

在学前教育立法的立法范围究竟是3—6岁的儿童教育还是0—6岁的儿童教育,还存在着争论。0—3岁儿童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政策关注的重点,但因为学前教育利益取向多元性等因素,制约着将3岁以下儿童教育纳入学前教育立法。通过对应然性和实然性的双重分析,将3岁以下儿童教育纳入学前教育立法不仅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具有较为坚实的现实基础。在立法策略上,可以采用统领模式将3岁以下儿童教育纳入学前教育立法的适用范畴,为今后具体的制度设计预留空间。

尊重家长权利,促进家长参与——来自美国学前教育法的启示

家长是幼儿第一任而且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教师,是儿童发展的重要他人。家长引导和帮助幼儿学习与成长,会对幼儿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美国学前教育立法中尊重家长权利,促进家长参与的规定主要有以下特征:尊重家长对学前教育的知情权;保护家长对学前教育的选择权;重视家长参与学前教育的决策权;明确规定开展各类学前教育家庭服务与培训,并提供投入和相关条件的保障。这对促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和立法保障家长权利、增进家长参与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英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及其立法

管理体制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起着"龙头"作用,其合理有效性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文章通过对英国学前教育主要政策及法律中关于管理体制的相关规定的分析,认为英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及其立法主要有以下突出特征:强化中央政府对学前教育发展的领导与管理职能;凸显地方当局在儿童教育和保育中的地位与责任;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与权力,注重绩效管理;打破部门间组织性障碍,推动和促进部门间的协作与整合。这些对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及其立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学前教育公平的理论基础

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公平问题日益突出,探索学前教育公平的理论基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学前教育的伦理学公平即受教育权利公平,法学公平即机会与规则公平,而经济学公平则是强调起点与结果公平的统一。这需要政府的有效介入,通过采取相应的经济、法律与政策手段予以保障。

英美两国学前教育政府职责的比较及其启示——教育政策法规的视角

教育政策法规在促进英美两国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比较英美两国学前教育政策法律的基础上发现,英美两国重视学前教育政策法规建设、加大资金投入、促进教育公平、建立监督评估机制、提高学前教师待遇等方面的做法,可以为我国学前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

我国民办教育监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兼论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中的民办教育

以双重管理为基本特征的民办教育监管体制已不能适应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监管体制、行政审批、年度检查和其他行政处罚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我国民办教育的监管,应正确认识民办教育的地位及价值,理顺双重监管体制,取消年检并加强行政执法。正在进行的教育领域一揽子修法不仅不能解决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问题,反而会给民办教育监管增加新的难题。应借助民法典起草过程中对我国法人制度的重新分类这一思路,结合捐资办学和投资办学的实践,对民办学校的法人地位重新定位。

立法保障学前教育科研:美国学前教育法的重要内容

科学研究对促进学前教育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美国对学前教育科研的重视可谓国际典范之一,近年联邦政府出台了多部法律,对学前教育科研的多方面内容做出明确规定,对提高美国学前教育科研水平,推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立法保障学前教育科研的经验可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明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促进学前教育科研中的重要职责;二是保障学前教育科研经费,重点项目重点投入;三是明确学前教育科研机构的职责与任务;四是明确学前教育科研人员的职权利与科研竞争机制;五是规范和促进科研成果的推广与应用。

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探讨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要回答学前教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经历了"规律说———现象说———现象及规律说———综合说"的转变过程。从科学哲学、教育学与学前教育学的关系来看,把学前教育问题定为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比较适宜的。这一界定有利于指导当前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确立以"问题取向"为主的研究范式,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学前教育理论体系。

论学前教育的规律

学前教育规律是教育的一般规律在学前教育阶段的具体表现和特殊形式。它包括学前教育适应于社会发展的外部规律和适应于儿童身心发展的内部规律两个基本方面,而基于其适用范围的大小或层次的不同,它又有基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区别。厘清学前教育规律体系的结构框架是构建学前教育学科体系的逻辑前提。

拉康镜像理论对幼儿主体教育的启示

学前教育应促进幼儿主体性的发展。依据拉康的镜像理论,主体的形成需要经历前镜像阶段、镜像阶段与俄狄浦斯阶段,最终形成具有"想像界""象征界"与"真实界"三个层次的主体结构,其实质是个体在与他者交往互动中不断以他者的评价与自我的反思为参照建构完满的理想自我的过程。幼儿教育应重视儿童主体诞生的痛苦方式,关注他者对儿童主体形成的解放力量,超越主客二分的二元思维模式,在建立主体间性中促进儿童自我意识的发生发展。

有限理性的决策过程——《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制定过程的实证研究

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选择模式一度是公共政策理论界最为流行的决策理论之一,但由于理性选择模式要求的基本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无法实现,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在此基础上,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决策模型。本文通过《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制定这个具体案例的研究,尝试打开有限理性决策过程的“黑箱”,透视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理性发挥作用的实然状况,特别关注制度因素对理性决策的约束。研究发现,《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是在制度约束下的工具理性选择的结果。

日本《教育基本法》修正案述评

《教育基本法》是日本教育的根本大法,对它进行修正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教育的第一件大事。在此拟就《教育基本法》修正案的提出过程、修正案提出的依据及主要内容、当前日本对修正案的主要争议点等几方面,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具体介绍与简要评析。

规范性、公平性与教育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体现的三重价值及其完善

针对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存在的“入园难”“入园贵”“入园不安全”及师资队伍流动性大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回应了这些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提出了强化政府主导,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原则,确立了以保护儿童权利为核心、以权利保障为中心的立法理念。作为学前教育领域中的专门性法律,草案充分体现了规范性、公平性和教育性三重价值。基于深入研究与调研发现,草案还可以在适用范围、教师待遇、经费分担、幼小衔接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论《学前教育法》立法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学前教育法》立法是健全与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学前教育领域“乱象”频发与缺乏高位阶的立法不无关系。《学前教育法》立法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贯穿《学前教育法》立法始终的规则与原理,可归结为学龄前儿童权益优先、公益普惠、政府主导、依法管理与保护幼师、社会协同等五项原则。此五项原则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为《学前教育法》立法的基本导向、核心价值与责任体系。

加强顶层设计 坚定分类管理 促进健康发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讨论的几点思考

司法部公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和高度关注。就其修订流程、主要内容和逻辑主线而言,其影响效应是正面和积极的。然而,由于公共政策制定中利益主体的博弈、民办教育国家政策重构的必然、坚定实施分类管理政策使然、历史遗留问题未得到妥善处理、改革导向有待更具体的措施支撑等原因,相关条款难以得到民办教育界普遍认可。扎实民办教育法制建设,应坚定不移地实施分类管理,堵牢营(利性)非(营利性)不分、名实不符的政策漏洞,落实支持民办学校发展各项措施,鼓励地方民办教育政策大胆创新,加强民办教育法律和法规正面解读。

港澳幼教政策法规比较

香港和澳门虽然都没有独立的学前教育法,但自回归以来,两地特区政府都加强了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对学前教育目标、性质、师资等作出了明确的法律或政策规定,为两地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创设了良好的环境,这对大陆学前教育立法工作不无启示。

新《民促法》背景下政府对民办园的有效治理——基于对学前教育市场功用与限度的分析

学前教育的本质属性表明政府提供并不是学前教育公益性的内在规定性,学前教育供给的市场介入和市场机制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追逐利润是资本的天然属性,这就注定了学前教育市场与生俱来的内在限度。新《民促法》背景下,我国的学前教育市场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期和重大转折期。当下,政府对民办园的分类管理和扶持须着眼于学前教育市场的功用和限度,从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学前教育,加强民办园的质量监管和弥补市场失灵三个方面入手,在积极推进民办园分类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关注扩大有质量的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最大限度实现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民办园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