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基于犯罪科学的未成年人犯罪防控路径研究

后疫情时代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犯罪总量激增、低龄化趋势明显、暴力犯罪占主流、涉电信网络犯罪人数增多等新特点。提出引入犯罪科学理论并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构建基于天眼系统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预警机制、基于RCA和ANN的高危未成年人犯罪预测防控平台以及基于数据分层法和犯罪场理论的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风险监控系统,以期实现对未成年人从犯罪行为萌芽到犯罪行为实施全过程的犯罪防控。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检视及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关注的问题,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成效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未成年人犯罪频发,呈现低龄化且文化程度偏低、男性占比高且体表多有文身、结伙作案且案件类型集中、犯罪技术智能化且以本地作案为主的现状。造成该现状的客观原因包括犯罪预防机制不完善、行业监管机制不协同、控辍保学机制不健全、家庭教育监管不重视、学校教育管理不落实、就业指导帮助不到位,主观原因包括未成年人自控能力不强、网络负面信息识别不够、德法学习内生动力不足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生态系统理论具有内在耦合性。因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应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从以下维度提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策略:从宏观系统上强化犯罪预防机制、协同行业监管机制和健全控辍保学机制;从中观系统上强化家庭教育监管责任、落实学校教育管理制度、完善就业指导帮助机制;从微观系统上强化自控能力、强化绿色用网、强化德法教育等。

青少年网络犯罪新态势及防范治理研究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触网低龄化倾向显著,青少年网络犯罪新态势也愈发加剧,犯罪手段和模式呈现出高度隐蔽性、智能性和团伙化。其犯罪类型主要分为以网络作为犯罪媒介、将计算机作为犯罪对象以及因不良信息诱发犯罪而形成的三种类别。当前,青少年网络犯罪俨然成为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型课题。基于犯罪学理论视阙,剖释青少年实施网络犯罪内外部因素,拟提出多维度防范措施,形成各方主体协同发力的治理格局,以期真正达到有效预防青少年实施网络犯罪目的,呵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亚文化视阈下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审视与防控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表明了未成年人暴力行为防控工作亟待加强。未成年人暴力犯罪行为容易受到亚文化的影响,其中校园亚文化、社区亚文化、“暴力式”教育亚文化等,都容易引发部分学生尝试使用暴力手段解决人际矛盾问题。对此,应以介入和防控亚文化蔓延为思路,进一步明确防控主体权责、细化防控措施,逐步形成针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行为的综合性防控机制。

犯罪低龄化背景下的青少年法治教育路径探析

针对现实社会中的低龄作案者,刑法修正案(十一)给了一定的处置思路,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在理论上仍存在一定争议。尽管刑事责任年龄下调,但仍存在低龄作案者法律责任的缺位问题。在现有法律制度下,要主动参与、积极处置、有所作为,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同时在犯罪低龄化防治与惩戒工作中,比起以刑事手段教育、惩治青少年犯罪,完善专门教育制度更值得关注。

国内青少年犯罪预防演进与前沿趋势研究——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近十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研究文献呈现出从高峰走向低谷的态势,研究后劲明显不足。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各政法、公安院校,机构和作者间合作较少,显现出研究视角的局限性。研究热点围绕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并从家庭、学校、法律、社会等方面提出治理对策,但是传统预防对策已经遇到瓶颈,亟待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开辟青少年犯罪预防新对策。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防范体系的实践困境与改革进路——以上海市为中心

近年来,上海市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数量和被害人人数都呈上升趋势。有关部门从制度层面、司法层面、社会层面采取了防范措施,但是,实践中面临许多困境。据此,适当借鉴域外做法,应当从被害预防、犯罪预防和制度供给三个方面改革完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防范体系,主要包括:防范性侵害教育进家庭、学校、企业、社区,防范未成年人被性侵害风险;对性侵害未成人犯罪从严惩处,通过对罪犯信息的登记和公示、电子监管、从业限制等,避免再犯。同时,加大制度供给,织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网,加强被害后救助补偿,延长追诉时效期限,切实加强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与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时代,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新的特征与发展趋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也应当不断构建新的治理体制机制,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大数据技术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的应用,有助于客观准确地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律与特征,进而制定合理的治理政策与治理路径,实现未成年人犯罪的精准预防。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有助于解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资源问题与衔接问题,高效联合多方力量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综合治理,提高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效能。大数据时代下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型,应以主动预防、多元治理、开放数据等理念为指导,积极探索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大数据体系的构建,实现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与大数据技术应用的深度融合。

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自2012年我国法律确立附条件不起诉以来,该制度在实践中扩大了适用对象,逐渐成为一种有助于轻罪治理的制度模式。这种制度形成过程与欧美国家的相关制度发展保持了大体一致的态势。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体现了协商性司法的基本理念,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可以预防轻罪嫌疑人再次实施犯罪行为,发挥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具有较为强大的制度活力。未来,有必要将这一制度扩大适用到所有轻罪案件,完善其适用条件,确立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监督考察项目,建立较为完善的教育矫治体系,健全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程序,将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内容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使其发挥普遍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论未成年人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的适用关系——基于需罚性与刑法补充性的本土模式构建

2020年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在适用上产生了广泛重叠,这些问题有待厘清。将需罚性理论与刑法补充性理论相结合可以发现,刑罚必要性的判断与前置法的作用效果息息相关。保护处分作为前置法规定的处遇制度应当得到优先适用,以最大化地消解罪错未成年人的刑罚必要性,保持刑事司法的最小程度介入。应当利用现有制度空间探索保护处分优先适用的本土模式:首先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拓展保护处分措施的适用,继而强化罪错未成年人的转处机制,再逐步提高保护处分的教育矫治功能,最终确立保护处分的优先适用地位,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建奠定基础。

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的探索

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已然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当涉及未成年人案件时常牵动着大众的神经。然而各主体部门限于自身职能、性质、组织机构的特点,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呈现出执法乏力的情况。回顾2018年检察机关改革前,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在专业化机关发展、专业人员配备等方面虽有所成效,但尚未发挥出相对优势。在2018-2022年间,司法体制改革之际,检察机关在专门检察机构集中办理、检察机关队伍打造、协调工作的持续推进等工作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然而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深入改革的背景下,司法理念的落后仍制约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发展。因此,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在未来如何深入推进,应当以国家亲权理念和恢复性司法理念来指导工作。

关于近年来校园暴力犯罪的调查与治理对策研究

文章以北京市法院自2017年至2021年审结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等常见、多发的暴力犯罪案件为依据,从国家、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五个层面探讨了校园暴力犯罪的成因,提出了完善不同层级的校园安全立法、引导监护人改善家庭教育方法、突出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层次性、完善校园安全防控体系和净化社会环境等治理对策,以实现力量整合,强化监护责任,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和保护,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家庭教育与预防青少年犯罪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法治的现代化。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当今法治社会,家庭教育已经不仅仅是家事,同时也是国事——国家的法治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均规定了负有监护职责的家庭成员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职责。但是,家庭教育法律制度体系不仅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也不仅仅是负有监护职责的家庭成员。家庭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对于预防青少年犯罪特别是未成年人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国青少年毒品犯罪防控模式的变迁与困境——基于社会现代化理论的分析

我国青少年毒品犯罪治理模式遵循“司法预防模式—立法预防模式—社会综合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重刑主义思想在不同时期内对立法和司法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重刑治毒在短期内的成效无法掩盖长期毒品犯罪案件数量不减反增的事实。这三种模式都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集中体现为刑罚的预防功能失调和青少年罪犯再社会化不足。治理模式的更迭不仅昭示着治理理念的转变,而且表征着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由于涉毒青少年再社会化和防止再犯罪成为毒品刑事政策的新导向,我国青少年毒品犯罪治理理念逐渐转化为重预防和矫治,轻打击和惩处。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对立场及其展开——以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调整为切入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虽在表象上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调整与否之争按下了暂停键,但引出了新阶段如何应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问题。刑事责任年龄个别调整论所蕴含的价值追求,为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对指明了方向。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对,应坚持预防为主并辅之以必要报应的基本立场,应在坚持特殊保护未成年人的基准上,强化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前预防,完善低龄未成年人的刑罚执行。

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适用程序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实践的比较考察

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通过各地的试点探索而得以逐步兴起。通过对国内社会观护制度的立法沿革和50余地社会观护的实践情况的梳理和对比发现,2020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初步确立的社会观护制度存在适用对象狭窄、专业性实施主体缺位、前置程序缺失、实施程序正当化不足、观护措施层次性不足、社会参与角色和路径尚待明确等问题。对此,构建社会观护适用程序应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个别处遇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分级衔接原则,同时应从社会观护的适用对象、决定主体、实施主体、强制报告机制、社会调查制度、听证程序、转处分流程序、分级措施、恢复性司法、变更与终结等方面加以进一步完善。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的适用困境与纾解

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以及行为的危害程度,将其罪错行为进行分级并适用程度相当的干预措施进行规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意义深远。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依然面临分级标准模糊、处遇措施匹配失恰以及配套机制匮乏等问题,亟待厘清。基于此,当前应首先依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问题和行为主体的责任年龄进行综合考量,建构科学的划分标准;其次,厘清罪错行为分级处遇适用的范围边界,精准匹配处遇措施;最后,构建包含专门学校、社会化帮教体系在内的配套机制,实现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规制的有效落实。

日本《少年法》新修正述评——以青年制度的增设为中心

兼顾犯罪少年的成熟度和行为责任,以最合适处分帮助他们自立更生,是少年司法的重点问题。2021年日本《少年法》新修正针对既有民事法律成人地位又有可塑性的18岁、19岁的青年层少年增设了一个青年制度,并就该类别少年适用虞犯规定、逆送制度、保护处分、实名报道的规定、刑罚的特例等设立专章予以规定。这些修改的内容大体上实现了确保现行制度有效和适应新的法秩序等在犯罪对策法上的目标,但在保障家庭裁判所的教育机能、限制刑事司法的扩张和有利于青年层少年社会复归上,还存在进一步调整的余地。

中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思想及当代镜鉴

中国古代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政策中,“学校—宗族—社会”一体的教育体系起到了极大作用,尊礼奉法的思想融入未成年人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中。中国古代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遇上体现出“仁政”“恤幼”的思想,较为明确地规定了判断未成年人的标准,在立法与司法中体现出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罚的原则。在建设当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时应以史为鉴。国家层面,应保障司法独立,正确引导舆论;社会层面,应着力建设“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普法体系;个人层面,法官应重视对类案检索的使用等。

冷酷无情特质:一种易于暴力犯罪的人格倾向

冷酷无情特质(callous unemotional trait,CU)是指对他人冷漠、缺乏罪责感、低共情的一种人格倾向,伴随有高频率和高破坏性的反社会行为甚至暴力犯罪。CU特质者在情感上表现为对负性情绪加工不敏感,缺乏共情;在认知上表现出追求奖赏、忽视惩罚;在生物学方面,CU特质者生理唤醒水平低、皮质醇水平低、杏仁核和腹内侧前额叶活动异常。未来研究的方向是修订发展本土化CU特质量表、探析CU特质者的性别差异、梳理CU与品行障碍等其他精神障碍的关系、为暴力犯循证矫正的方案设计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