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发行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

股票发行制度的形成和变化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发展内在要求的体现,更是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延伸。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核准制和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注册制,是目前成熟股票市场采用的两种发行制度。各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选择的发售机制也不尽相同,分别有固定价格机制、累计订单询价机制、拍卖机制等。通过借鉴海外主要市场股票发行上市审核制度及其变革的经验,我国发行制度的后续改革应采取渐进而温和的方式,遵循稳定与发展、效率与公平、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相兼顾的原则,不断合理化发行定价机制,并建立发行风险的市场约束机制,分阶段转向注册制,促进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协调健康发展。

我国新股发行制度变迁与IPO高抑价的实证研究

中国IPO抑价率远远高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抑价率水平,难以从传统的IPO抑价理论中得到解释。中国A股发行制度的变化,无论是发行审核制度的演进,还是发行方式的创新,以及发行定价机制的反复,都直接影响了IPO抑价率。ANOVA分析结果表明,发行制度的变化是影响我国A股IPO抑价率的主要因素,而且随着相关制度的逐步完善,监管层通过降低IPO抑价率,提高我国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政策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中国股市增发公告的股价效应分析

增发公告的股价效应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研究相关的91家公司股价变动情况,对公开增发公告与定向增发公告,以及定向增发中不同募资投向的各种股价效应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不同方式的增发公告之间,不同募资投向方案之间的股价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对市场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根据研究结果还得出了目前我国股市的一些特征。

中国IPOs价格发现机制实证研究

首次公开发行的抑价问题一直困扰着众多学者,而定价过程中的价格发现机制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本文介绍了几种可供选择的价格发现机制,回顾了中国股票市场IPOs价格发现机制的演进,并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价格发现机制是IPOs收益率的影响因素之一。作者通过分析认为,我国现阶段应该采用询价方式,但具体的机制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设计。

承销商变更对股权再融资的影响:理论与实证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SEO)时是否更换承销商的决策问题以及承销商变更对上市公司资本市场表现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当承销商和发行公司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即在首次公开发行(IPO)时,不同资产质量的公司都能获得高声誉承销商承销;而当发行公司和承销商对彼此状况了解更为深入,即SEO时,高声誉承销商能识别不同公司的资产质量,出于对自身声誉的维护,不再承销低资产质量的公司,此时低资产质量的公司只能选择低声誉的承销商.实证结果与理论模型相符合,实证发现:相对于质量好的公司,质量差的公司在SEO时被迫更换承销商的概率更高.更换组公司与未更换组公司在IPO时雇佣的承销商声誉没有显著差别,而更换组公司在SEO时雇佣的承销商声誉明显较差.进一步探究承销商变更对公司市场表现的影响时,发现相较于更换了IPO承销商的公司,未更换承销商的公司在SEO时能够获取更低的折扣率和更高的长期股票回报率,这一结果在多种测试下都是稳健的.

创业投资管理对企业绩效表现的影响

本文以2004-2008年深圳中小板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围绕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这一重要的创业投资(以下简称"创投")退出方式,研究创投机构对其支持企业上市后经营业绩和股市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投支持企业上市时的规模和年龄均显著低于非创投支持企业,且前者在上市首日的抑价水平显著高于后者。从长期表现来看,虽然在锁定期内创投支持企业和非创投支持企业的经营业绩和股市表现没有显著差异,但解禁后前者的业绩下滑幅度显著高于后者,且股票投资收益率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抑价水平和长期绩效下滑幅度与其创投机构的从业年限显著负相关;此外,国有创投机构支持企业的抑价水平及绩效下滑幅度显著低于非国有创投机构支持企业。这些结果验证了Gompers[1]提出的"逐名动机"假说,表明我国创投行业目前存在急功近利的倾向;创投机构为尽快实现投资收益、证明自己的实力会促使其投资企业过早上市,并且过度追求短期业绩而对企业的长期发展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国外新股短期发行抑价现象及其理论综述

新股短期发行抑价现象在世界各国的股票市场中几乎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成熟市场还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 ,都普遍存在着显著的新股短期发行抑价现象。对新股短期发行抑价现象进行研究仍然是目前较为热门的课题之一。国外学者对新股短期发行抑价现象的研究所形成的一些理论解释对我国认识这一现象将具有一定的启示。

基于随机边界与分位回归的我国新股发行定价行为

运用随机边界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估计1998～2007年间我国新股发行的定价前沿，发现我国新股存在“真实发行抑价”，然后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新股发行定价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不同发行价格水平新股的定价影响机制并不相同。这一结论可以为证券监管部门以及发行公司本身提供政策借鉴作用。

中国新股发行定价效率——中小企业板与主板IPO公司的对比分析

提出了对新股发行定价效率的相对度量思想。通过配对检验方法,考察了中小企业板块与主板公司之间在公司特征及市场反应方面的差异性,并利用逐步回归方法讨论发行价格中的信息含量问题。对比两部分的研究结果,说明以往的发行定价是缺乏效率的,进而分别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刻画。

网络标价错误下网络购物合同成立之判断

网络标价错误事件的频发引起了判断网络购物合同成立与否的探讨。网络商发布的出售商品信息的法律性质成为认定网络购物合同成立与否的关键。学界存在三种学说:要约邀请说、要约说以及根据交易的性质和网上登载信息的意图来认定该信息是要约或要约邀请。鉴于我国法律对错误制度一般规则规定有所不足的背景,以规制合同成立为突破口,平衡网络商与购买方的利益,是我国目前处理网络标价错误纠纷的较优路径。除网络商明确声明受其发布的出售商品信息的约束外,该信息的法律性质认定为要约邀请更为合理。网页信息属于要约时,购买人的订购下单行为即为承诺,双方合同成立;若网页信息属于要约邀请,则买受人的订购下单行为属于要约,而网络商对订单的接受即为承诺,双方合同始能成立。

我国A股IPO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2001年5月15日至2005年6月7日在深沪两市上市的288只A股新股,就IPO效率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解释变量——市场气氛,将深沪两市市场气氛衡量指标予以统一。结果发现:发行价、市场气氛、上市首日换手率、资产规模等变量均表现出极强的显著性。

我国股票发行定价效率实证研究

我国股票发行定价效率是我国资本市场效率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本文对我国新股发行行政化定价方式的效率以及新股发行市场化定价方式的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关于我国股票一级市场定价效率的一些重要结论。

非公开发行折价、大小股东利益冲突与协同

本文以2006年2月至2007年6月15日实施非公开发行的10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的制度背景,考察发行折价与大股东利益动机的关系。发现大股东财富转移动机越强,上市公司发行折价越大,表现出壕沟效应和大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协同程度越高,发行折价越低;实际控制人类型,特别是国有与民营之间的发行折价没有显著差别。非公开发行折价影响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分配,值得监管部门和市场主体关注,警惕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国要约收购制度研判与建构

要约收购作为一种高度市场化的上市公司收购制度 ,在我国不仅已经确立而且还有了三起实例 ,因而有必要对其加以评判与研究 ,从而为该制度及其实施监管的完善作理论准备。我国要约收购实践中 ,在收购主体、价格形成机制、信息披露等许多方面都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都有待完善。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实施也出现了流于形式的问题 ,如何取舍或完善该制度 ,也需要加强研究。在如何使要约收购成为一项真正市场化的选择方面 ,也需要探讨。

股权分置改革后盈余管理对IPO发行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A股市场2006年首次公开发行的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盈余管理与发行市盈率和IPO折价率之间的关系,并用修正的琼斯模型度量企业盈余管理。研究发现,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时的盈余管理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时具有高估收益的动机;同时在控制公司规模、财务杠杆率、股权结构和换手率等因素的条件下,企业盈余管理与发行市盈率正相关,与IPO折价率负相关。

新股发行定价与配售制度演进和改革审视

在中国股市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新股发行定价与配售制度经历了从非市场化向市场化不断演进与改革的过程。本文分析了新股发行定价与配售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当前发行体制改革进行审视。本文认为,应平衡一、二级市场关系,有效管控IPO抑价,解决新股"三高"发行及一、二级市场分割问题;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打击力度,维护"三公"原则,实现改革目标。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真正实现让投资者自主判断企业价值、健全市值配售制度、补充完善PE、VC及天使投资者信息披露制度和投资者回报制度等对策措施。

我国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与各投资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

本文分析了我国新股发行从固定价格制到询价制的过程中各投资主体行为的变化,以及询价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国创业板交易制度的选择

科学合理的交易制度可以有效地定价和降低交易成本 ,保持市场的流动性、稳定性。我国二板市场现行的委托指令驱动和做市商报价驱动制具有互补性 ,我国应实行混合模式 ,引入做市商制度。

主承销商网络中心度与IPO报价修订--影响机制、询价扩容及异质效应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的视角,揭示了主承销商对IPO报价修订的影响机制与效应。以2010年报价信息披露后的沪深A股IPO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发现:主承销商网络中心度越高,IPO报价修订概率及程度越低,并存在向上修订的倾向。影响机制分析得出:网络中心度高的主承销商,具有较强的信息获取和传递能力,提高了IPO报价的准确性;主承销商通过向上修订来获取更多承销费用,但出于维护声誉的约束,网络中心度越高,IPO报价向上修订的幅度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2014年IPO询价对象扩容使市场化水平提高,政策效应减弱了主承销商网络中心度和IPO报价修订之间的关系,降低了IPO定价对主承销商的依赖程度;在民营企业以及意见分歧大、承销能力弱、市场情绪高时主承销商网络中心度对IPO报价修订的影响显著。研究结论对提高IPO信息披露与定价机制、规范承销商行为具有借鉴意义。

私人信息、公共信息与IPO发行价调整

以中国新股发行制度为背景,在理性预期均衡框架下构建模型,从理论上阐述IPO发行价格相对于投资价值的调整机理,分析说明IPO发行价调整与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的关系。模型结论表明:IPO发行价格关于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进行了部分调整,并且进入发行价的部分与两种信息的精度正相关。以2010年11月1日至2013年12月13日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且披露网下具体报价情况的476家IPO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模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