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

《汉旧仪》所见西汉相府中丞相——属吏的往来方式:兼论“治出于二”与官僚政治

基于文献、出土图像资料与简牍,对东汉初年卫宏所撰《汉旧仪》中关于西汉时期丞相府内属吏与丞相之间往来的两条记载进行了分析与阐释,揭示了在“文书行政”之外双方日常往来中仪节上的具体要求,指出相府内丞相与属吏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是镶嵌在身体、物品与文辞的仪节中,而非简单的命令—服从。这种关系常被视为“二重君臣关系”,其实与真正的君臣关系有细微而关键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对源自宋代,近代以来因西学传入而更趋突出的偏重“理性行政”而忽视“仪式性”的制度史研究思路进行了反思。

官邸主导下的安倍内阁决策过程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基于“官邸主导”的政官合作关系,延续自民党的施政方针,试图冲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发展的限制与桎梏,谋求释放日本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实力。其中安全与经济发展是安倍政权的两个主轴,具体举措为:其一,改革战后日本的安保政策,以巩固日美同盟的方式,行使集体自卫权;其二,推行“安倍经济学”,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力量作为发展保障,同时以外交为辅助手段,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安倍内阁不断强化首相官邸主导权,使政策决定过程中党内议员和官僚集团的阻力大大减少,政策和措施得以顺利落实。

日本政治思想中的《太平记》——以君臣形象的重构为中心

成书于日本中世的军记物语《太平记》儒家思想浓厚,在近世、近代的政治思想建构中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广泛传播并有持续影响。近世水户学派为阐释德川幕府政权的正当性而对《太平记》中的君臣形象作了重构,建构了“后醍醐天皇—新田义贞”君臣形象。幕末以中下层武士为中心的维新志士将经幕府重构的忠臣楠木正成作为尊皇的楷模并将其神格化,推翻幕府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国家。明治新政府通过国民教育重构了“后醍醐天皇—楠木正成”君臣形象,使之经典化,为近代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服务。

汉代君臣的楚辞接受与屈原评论——以君臣关系为视角的考察

汉代君臣是楚辞由楚地向全国传播的主要推动力量,帝王的喜好是楚辞兴盛于文坛的重要动因。汉代的王公贵胄和文臣群体都参与了楚辞的传播、结集和经典化过程。对屈原忠君思想的评价以及进退出处问题的讨论,是汉代君臣楚辞接受的重要内容。基于各自不同的身份立场和政治境遇,汉代君臣对楚辞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与解读,体现了汉人在国家走向大一统中央集权过程中对君臣关系的思考。汉人对楚辞的接受与批评,成就了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洪武时期朝鲜交通明藩王述略

1392年,李成桂废高丽幼主,自立为王,建立朝鲜王朝。随之朝鲜使臣来华,频繁接触与之接壤或邻近的明朝辽、宁、燕、齐诸王,打探辽东及明廷情报,以达到政治、军事目的。这种交往有违“人臣无私交”的儒家礼制原则,也加重了明太祖对朝鲜的猜疑与不满。永乐年间,因为李芳远为王子时曾在北京拜见过燕王朱棣,两国关系终于得以正常发展。

秦汉时期君臣关系中的“壅蔽”

君臣之间壅蔽与防壅蔽的较量,集中表现为君臣对信息控制的争夺,体现了皇帝-官僚制时代君臣关系中较为黑暗和紧张的一面。在壅蔽与防壅蔽语境下对君臣关系的论述展现了与"君尊臣卑"或"君臣礼敬"研究取向不同的图景。围绕壅蔽的斗争既发生在国家日常行政层面,也发生在权力争夺与地位分配层面,而且后者或许更加重要。秦汉是皇帝制度与官僚制度开始定型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君臣关系中的"壅蔽"与"防壅蔽"现象的解析,可能对增进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多样性会有所贡献。

何休《公羊解诂》的君主论思想

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借《春秋》史事,以公羊家的视域,阐发了其有关君主及君主政治的思想和理论。其君主论,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为核心,要求君主注重自身道德修养,以孝、廉、信表率天下;主张"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提倡重民用贤的德政;在君臣关系上强调"以道事君",甚至提出君臣之间存在"朋友之道";在君位传承上则坚持以嫡长继承制为正道。

先秦儒、墨、道、法家君臣关系理论浅析

先秦时期,以儒、墨、道、法家为代表的各大学派针对君臣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儒家认为君臣关系应建立在礼义基础之上,墨家认为君臣之间应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关系,法家认为君臣之间是纯粹的利益关系,道家则主张以“无为”处理君臣关系、分配君权与臣权。对这些理论进行探讨,发现其价值、规律,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并吸取其可资借鉴处。

东北部分大学生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看法

就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三次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在东北三省部分大学生中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小泉的言行激起中国大学生的强烈不满,对中日青年友好关系造成极大破坏。

元代历史剧君臣观念的民主色彩

元代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时代氛围,使元人尤其是沦落于社会底层的元杂剧作家的价值指标体系发生了变化,对现存政治的不认同,对汉族政权的缅怀,使他们的君臣观念更多地回归轴心时代。本文从赞赏对无道君主复仇行为,摘掉帝王神圣光环、否定愚忠,忠孝关系中向孝倾斜等三方面,分析了元代历史剧中的这种具有一定民主色彩君臣观念。

帝王猜忌下中国古代官员的避祸之道

中国古代帝王猜忌下官员的避祸方式有逃隐、自污、贪财、酒色、外镇、屏退、舍亲、愚子、投入太子集团、反抗等多种。古代帝王猜忌臣子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最高权力的私有化。帝王猜忌下臣子的避祸方式产生了人才的浪费、社会的动乱、人民的死亡、国力的削弱、敌国的得益以及政治环境的恶化等影响。

关系思维视角下的孙吴建国历程

从关系思维视角出发,孙吴建国历程即是孙吴君臣关系的形成过程。孙吴君臣关系经历了从将佐关系到君臣关系再到皇族网络的三种形态变化。由于缺乏权势,孙氏将领与佐吏仍处于“亲”的双向选择阶段,将佐关系并不牢固。随着江东基业创建,孙氏权势提升,佐吏群体扩大,将佐关系日趋稳固并向礼仪型与信—任型君臣关系分化。由于威望大涨,孙权与臣属的关系渐渐呈现出“宠”的单向主导。因争宠、失势引发的暨艳案间接催生了君臣关系的特殊形态:皇族网络。通过广泛联姻,大批孙吴重臣被纳入皇族网络,实现了君臣关系的进一步强化。至此,孙吴政权的核心秩序构建完成,孙吴终于结束了建国历程。

《藏书》中的汉代君臣关系论

《藏书》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晚年的著作,全书以人物传记为主,间有作者的评论。其中有关汉代君臣关系的记述和评论,李贽皆以褒扬为主,肯定了汉代君主的容人气度和臣子的忠信及明哲保身的智慧。李贽之所以对汉代君臣关系较为推崇,原因一是他认为人人皆可成尧舜,是平等的;二是深受心学王门左派"君臣师友"论的影响。

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考论

王维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先后以诗干谒过张说与张九龄两位宰相,前者时间为开元十三年(725),后者则在开元二十三年(735)。王维上诗张说,纯为干谒者与被干谒者的关系,并因张说未能拔擢耿耿于怀。而王维自献诗张九龄后,即与张九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写下了"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的诗句,以表示对张九龄的汲引之恩永世不忘。认识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的亲疏概况,有助于对王维相关作品的具体把握与准确理解。

“家国同构”观念下刘备君臣关系的矛盾与建构

“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刘备一方的君臣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家国同构关系。作者承认政治伦理——君臣之道重于其他伦常,同时又呼唤伦常温情。主要表现在:“桃园三结义”兄弟而主君臣的政治理想之下,强调兄弟之情让位于君臣之道,又大肆宣扬兄弟真情的存在;美人计是利用夫妻之恩达成君臣之道的工具,最终夫妻的温情却得以成全;白帝托孤则展现了“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君道观与宗法血缘的矛盾冲突。最终建构了稳定的君臣关系。

韩非论臣

韩非认为君臣之间毫无感情可言,有的只是利益的争夺。"明主"要能严格区分手下臣子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臣施之以不同的策略。他将君主手下的臣子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的类型指出了不同的控制及治理措施。

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臣观源流论析

郭店楚简所见君主因需而生、以“礼”治民,臣下应当效忠君主,君臣关系乃父子关系的延伸等观念,皆源起于商周时期的思想观念。郭店楚简中“恒称其君之恶”、“亲”重于“君”等观念,则是先秦儒家“从道不从君”思想的延续或深化。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臣观在秦汉时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要求君主应为天下人之君的观念仍为儒家所传续。“亲”重于“君”观念则演化为“君”重于“亲”,集中反映了儒家独立意志和批判精神的萎顿。郭店楚简所见儒家君臣观是一个复合的思想体系,既有传承而来的思想观念,也有一些儒家特有的思想主张,还有一些观念反映出诸子思想的某些“共域”。

论元杂剧中的文人从政观

元杂剧的创作主体主要是中下层儒家文人,因此许多剧作都反映出元代文人心态,其中有不少则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从政观念,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种从政观念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投效朝廷的使命感,而在元代中后期这样的作品则显露出文人对于蒙元王朝的认同;第二是具有强烈功利性的从政目的,元杂剧中文人的从政理想是同他们的功利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是对君臣关系的理想化设定与自我奴化倾向。

何种弑君?孰当讨贼?——以《春秋公羊传》关于“君子辞”的讨论为中心

自古以来,儒家视君臣为大义所在,故以弑君为大恶。面对弑君之罪,《公羊传》区分了三个不同层次的责任主体,即天子、方伯或诸侯、臣民。然而在周末礼崩乐坏的政治背景下,臣民通常负有最主要的讨贼义务,不过,《公羊传》又基于对现实情形的具体考量,提出“君子辞”之说,从而宽恕了臣民不能讨贼之过。文章又结合宋以后儒家对此问题的不同态度,揭示了儒家关于此问题所固有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