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的法律思考

患者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是医疗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相关法律存在规定原则性过强、与患者自主决定权之间存在矛盾以及对侵犯患者利益的救济途径不明确等不足。应从确立患者利益最大化原则、将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的相关规定具体化以及适度运用紧急避险原则等几方面完善我国的患者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制度。

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适用边界

以义务主体特定与否之标准,将权利划分为相对权与绝对权,造成了无法说明债权人与第三人之相互作用关系的根据与内容的局面。为填补这一漏洞,债权物权化以合同相对性原则之例外的身份被提出。然而,债权物权化可划分为广义债之关系物权化与狭义债之关系物权化。法律构造上,前者实为合同的法定概括移转,后者则是债权的一般性担保手段,所涉合同权利义务均未指向第三人,并非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自反而缩,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适用范围应以旨在实现履行利益之合同权利义务为限。反之,辅助实现履行利益以及以固有利益保护为目的之义务不单指向债务人,第三人亦应有此负担。基于此认识,既可破除债权物权化之迷思,又可建构第三人对合同当事人负有行为义务之正当性基础。

论重整计划正常批准模式对异议债权人的保护

重整计划作为破产程序中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是各方利益主体进行博弈的产物。因重整计划的表决采取的是"少数服从多数+资本多数决"的规则,故全部表决组一致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实际上侵害了对重整计划草案投反对票的异议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人民法院在对重整计划进行正常批准时应当遵循债权人利益最大原则,平等地对待各表决组以及表决组内的所有成员,同时为异议债权人提供实现异议、申诉等权利的救济途径,从而保障异议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视域下探望权的实现机制研究

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角度思考,探望权维护的利益主体应是未成年人,然而,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显然权利主体应是父或母,而未成年人只能是父或母探望权的对象,这不免使得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流于形式,无法实现探望制度设定的初衷和目的。故对此笔者从立法本旨出发重述探望权主体,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视角下探求探望权内涵,同时分析并明确其归属主体,以期在实质上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保障未成年人权益。

新冠疫情对管理人工作信息化的要求和应对举措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各地管理人均面临线上办公、信息公开、破产财产变现等工作难题。由于此前最高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已对破产案件的信息化工作进行了较为完善、可行的规定,故管理人可以直接参照相关规范实施对破产财产的管理、变价和分配工作,并在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做好相应的破产案件信息公开工作,履行好管理人职责,贯彻破产法所确立的债权人权益最大化原则。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司法实证研究——从国际公约原则到裁判规范构建

“儿童最大利益”是《儿童权利公约》中的重要原则。由于该原则的抽象性与模糊性,其适用不可避免地带有法官个人的主观色彩。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法院援引“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裁判文书呈现出数量显著增长、纠纷类型化以及明显的地区差异等特征,法院对该原则的适用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具有高度一致性。该原则的援引在裁判中发挥着阐释法律精神、自由裁量的价值基础以及塑造新规则的价值导向的功能,同时面临着原则适用指引缺失、援引服务于法官意志、权衡思路不完善等不足。应当通过构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规范标准、增加援引原则的案例指引以及提升法官裁判的专业性来对该原则的适用进行完善。

跨国代孕案件中公共秩序的适用——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贯彻人权保护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家庭观念的现代化使得传统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迁,跨国代孕的现象泛化使得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面临巨大挑战。目前,世界各国立法对代孕的规制差异巨大,学界关于公共秩序的内涵和外延标准亦存在多种学说,现有司法实践中,各国法院往往以代孕行为违背国内公共秩序为由排除适用外国法律、拒绝承认外国法院判决。这大大削弱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内在价值,造成代孕子女无法获得合法权益和有效的法律保障,同时也难以实现其他涉案主体的权益保障,违背了人权保护的本旨。本文将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为落脚点,完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跨国代孕案件中的适用标准,强调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核心,兼顾其他涉案主体的权利,深入全面地贯彻人权的保护,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