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转型及其当代意义

现代家庭以亲密关系为基础并与公共领域相对分离。其法规范地位在近代早期并未确立,因为启蒙和自然法传统主要只破坏了旧家庭结构及父权制。费希特提出了非契约论的反干涉家庭法以维护亲密关系,康德则给出了一种契约论式的家哲学以维护身体-财产结合。综合二者的思路,黑格尔认为家庭法是一种包含契约论要素的商谈性规范,其重要特征是拥有一种“居间特性”,并且将家庭作为国家的“第一重根”。在黑格尔家哲学中包含着效用论和幸福论考虑,在当代,它被霍耐特用于修正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并更新民主实践。

论金融监管规则的司法考量

金融纠纷的审理需要裁判者考量金融监管规则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私人自治。金融监管规则包含大量代表公共权力行使的公法规范,司法考量监管规则的场域主要是民商事案件裁判。基于公私法秩序交融的必要性,司法裁判可遵循利益分析框架,查明监管规范目的,综合考量规范目的重要性、司法认定是否有违规范目的、交易本身违法程度、民事否定评价必要性等因素做出最终认定。以争议较大的违法合同效力认定为例,合同无效的实质认定要件是严重损害公序良俗。在形式认定要件方面,如果低位阶金融监管规则获得明确上位法授权、属于上位法规则的具体化要求、提供效力认定的技术标准,这些规则也可以成为合同无效的说理依据。裁判者应慎重对待金融监管规则在民商事案件中的适用,以调和国家管制与私人自治之间的抵牾。

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合同的私法属性及制度构建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合同是国家科技管理部门与科研机构或科研人员之间,为实现国家科技计划、完成特定科研项目,确立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它是一种特殊的科研合同,属于私法契约范畴。目前我国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合同制度存在着计划项目任务书与合同相混淆、合同性质不清、合同主体不清晰、权利义务不对等、具体合同条款内容设计不科学、责任性质不明确、纠纷救济机制和途径不清晰等缺陷和问题。在明确该合同为民事合同的前提下,有必要对其进行相应的制度重构。

私人治理、法律规则与金融发展——基于供应链金融合同治理的案例研究

对供应链金融合同的案例研究结果显示:供应链金融合同的主要当事人——银行、借款企业与物流公司之间通过合同设计的保证金、优先权、第三方监管以及供应链商业网络等私人治理机制促进了供应链金融合同的履行,进而促进了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法律则通过嵌入到供应链金融合同的私人治理机制,影响供应链金融发展。这一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并不仅仅依赖于具有普遍性的正式制度或者非正式制度,私人之间通过合同安排的非标准的个性化的私人治理及其与法律规则的互动亦能对金融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合同的法律属性与规制路径——基于经济法视野的考察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合同是国家规范公用事业公私合作活动的重要法律工具,具有经济法的属性,应接受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规制。就公法规制来说,政府应保留一定的公权力,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同时,私人部门也应承担一定的公法义务,其部分私权利要接受公法的限制。就私法规制来看,主要体现在基于契约精神对政府公权力进行限制,并要求政府承担相应的合作风险,以及在违反合同义务的时候,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试论公法合同的契约基础--以公法与私法的关系为中心

合同机制亦可运用于公法领域,并受到法律较为严格的约束。当公法缺乏相应规定时,可类推适用私法规范处理公法合同相关问题。作为公法与私法融合的产物,公法合同对传统的公法与私法划分的二元结构造成冲击,在坚持公法与私法分立的基本框架之下,应对公法与私法之间的严格区分进行修正。

标准的类型划分及其私法效力

不同类型的标准进入私法领域的路径与效力存在差异。强制性标准以及被法律引用而获得强制性的推荐性标准,依据法律的规定进入私法领域,对法律调整民事关系、规范民事行为发挥作用。推荐性标准(除被法律引用外)、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只能通过当事人的约定进入私法领域发挥作用。这种差别导致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企业标准、团体标准适用的私法领域不同:前者既可进入合同法领域,成为违约行为事实认定的依据,又可进入侵权法领域,成为侵权行为事实认定的依据;后者只能进入合同法领域,成为违约行为事实认定的依据,而不能进入侵权法领域,成为侵权行为事实认定的依据。

行政私法理论在合同制度中的展开——论行政私法合同的内涵、性质与界分

面对行政实践中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广泛采用新型合同的情况,原有的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理论出现了解释上的困境,有必要借鉴行政私法(行为)的理论创造行政私法合同这一概念。这类合同有其独特的内涵和法律特征。行政私法合同综合了公法与私法的双重因素,是具有行政法、私法双重性质的合同。行政私法合同与行政合同、私法合同之间均存在着界限,亟需探讨此类合同的特殊法律问题。

中国合同法与国际接轨的动因

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就是市场的一体化。中国合同法在这个背景下必须完成与国际的接轨,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易规则的全球化和经济社会法治观念的全球化。这种接轨的动因可分为:外在动因——发展商品经济的契约制度需求;内在动因——培育市民社会的私法精神需求,技术动因——统一交易规则的制度整合需求。

论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法律定性——兼议公共服务供给的私法机制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基本形式。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合同法律属性是一种带有公法因素的民事合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的内容、运行及救济虽然具有一定的公法特征,但是本质为一种无形财产权和独立的法人经营权,并且是一种民法上的"准物权"。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私法属性凸显传统公共服务领域公法主治的偏颇,应充分运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私法机制,并坚持公平竞争、平等原则与信赖保护、诚信原则等私法观念对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行政特权的限制。

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增值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所体现的公私融合性,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融资担保的最佳形式不是支配交换价值的抵押,而是可以支配使用价值的质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的构建,应当以公私融合的经济法为指引,借鉴我国历史上的"抵当"、"倚当"和国外的不动产质押、"出租质",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

行政许可与合同效力--以商品房预售为对象的分析

以商品房预售为分析对象,可以看出行政许可对合同效力的影响。预售许可的作用在于引发后续的预售合同网签备案等管制机制,它决定了预售合同能否适当履行。预售许可能有效遏制违规预售,无须否定预售合同效力。预售许可旨在控制预售合同的履行,预售合同的效力不是其管制目标。预售会转化为现售,预售许可的申请由出卖人决定等要素综合在一起,使预售许可无法影响预售合同的效力。与预售许可同类的许可不能影响合同效力。

再论公务员违反禁止性规定订立营利性合同的效力——以学界通说和法院判决为评判对象

依照学界通说和法院的绝大多数现行判决,《公务员法》第53条第14项规定对合同效力不生影响。该观点误解了公私法关系,合同法应在允许范围内为国家规制目标服务。将公务员违规订立营利性经营合同认定为无效,具有更明显的反对非法行为、隔断公务员与经济利益链接及实现立法目的的优势,且具有结果妥当性,能增加违法行为披露几率。基于我国国情,该类合同的效力应依客观标准统一认定为无效,与公务员是否滥用权力及耽误本职工作无必然联系。

PPP模式在中国新型城镇化中的应用研究——基于法律视角

在中国城镇化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中引入PPP模式是摆脱公共资源瓶颈、提高政府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而推行该模式需要一系列的法律、政策工具作为支撑。就PPP模式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具体应用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包括PPP模式的产权问题、PPP协议的性质辨析、PPP模式中私法原则对行政特权的约束、PPP项目的融资问题、PPP项目风险的合理分担、PPP运行模式以及法律纠纷的解决机制,期望为PPP模式在我国的良性发展贡献微薄力量。

反托拉斯法:契约的死亡还是契约的再生?——美国Stolt-Nielsen案之反思

由于公共政策对契约法对象的系统性"掠夺",有些契约进入反托拉斯法域;由于公私法身份区别,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似乎已经死亡。这种死亡之象主要来自:契约理论导入反托拉斯法存在三大障碍、合意产生的不能及成文法的介入。拨开死亡假象之云雾,Stolt-Nielsen案不是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再生的契机,而是契约没有死亡的征兆及对合意保护的庄严宣言,可以说,承诺制度已成为反垄断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伴随柔性执法方式的推广,契约在反托拉斯法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条约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的适用——以当事人约定适用为前提

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当事人约定适用条约的现象十分常见。我国法院虽然会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但处理方式并不一致:有时法院会采用契约自由模式,将条约当作合同的内容;有时法院会采用意思自治模式,将条约当作准据法。虽然两种模式基于不同的法律制度,但都是对私法自治理念的坚持。从商事发展实践和立法动向来看,私法自治是符合国际商事发展的,因而法院应当尽可能尊重当事人对于条约适用的选择,并且应当优先将条约认定为准据法。在具体操作上,应当将条约区分为生效条约和未生效条约。如果当事人约定适用的是对我国已经生效的条约,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准据法;而如果当事人约定的是对我国未生效的条约,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合同的内容。

论私法公法化的逻辑本位及其限度

在"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语境下,促成中国法文化由传统的国家公权至上向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私法文化范式转换,已成为推进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法治建设之前提预设。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是契约自由,从法的本质看,私法承载着保障市场契约自由之法益功能,私法是驾护市场契约的本位之法。然而,过分强调主体自由,无益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崇尚契约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表现为传统私法独木自支,它必须辅之以现代公法的有形之手。于是,作为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洽和的制度调适,私法公法化将成为完善私法之重要内容。从世界私法发展实践看,将具有公法属性的强制性规范植入私法体系内部,已成为私法公法化的立法惯例。从司法实践角度看,将这种"强制性规范"界定为一种"概括性条款",不仅具有说服力,更具现实指导性。本文认为,将违反公序良俗作为对这一概括性条款的司法回应,并将其作为私法公法化之限度,是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得以确立的应有之义。

涉外足球劳动合同争议中的国际私法问题的特殊性

竞技足球运动具有天然的国际性,作为涉外民事关系的一部分,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涉外足球劳动合同同样属于国际私法的调整范围。然而,区别于普通的涉外民事关系,涉外足球劳动合同争议中的国际私法问题的处理存在特殊性。就涉外足球劳动合同争议的涉外因素而言,由于足球领域的国是指构成国际足联成员的各足协管辖的区域,实践中更关注隶属于不同足协的俱乐部之间的转会以及球员的体育国籍;就涉外足球劳动合同争议的管辖权确立而言,尽管理论上国际足联争端解决委员会基于当事人的约定有权受理此类案件,没有否定法院管辖的可能,但在实践中除非存在排他性的选择法院协议,否则其不欢迎司法介入;就涉外足球劳动合同争议的法律适用而言,为了实现劳动合同的稳定性,争议解决主要适用国际足联制定的统一规则,传统国际私法中的冲突规范指引准据法的作用有限;就涉外足球劳动合同争议所作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而言,由于国际足联采用自执行的方式,无论其争端解决委员会还是扮演上诉机构角色的国际体育仲裁院作出的裁决一般不会寻求法院的协助。此种作法往往被视为社团自主的范畴,从而多免于遭受司法审查。

PPP背景下政府采购合同法律属性新解

当前政府采购面临着资金压力以及扩大社会资本参与等问题,公私合作成为重要选择,并具有高效、透明等明显的优势。但理论与实务界对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仍然存在一些认识不足,未能充分发挥该制度的应有功能。传统的民事合同说、行政合同说及混合契约说对政府采购合同的理解相对单一,未能揭示其本质。PPP背景下政府采购合同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建设合同,旨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政府采购合同还具有实现公共利益的功能,是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重要工具。

“直接适用的法”与合同准据法的确定

“直接适用的法”是指无须援引法院地冲突规则而必须直接适用于某种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它在涉外合同准据法的确定中的地位有不同观点 ,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并分析了“直接适用的法”与具体的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的关系 ,认为“直接适用的法”在适用于涉外合同关系时只应作为对一般冲突规范的限制 ,而不是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