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一些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重要进展,总体社会信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然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且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仍面临着理论研究和法治建设滞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功能边界不够清晰,商务征信体系不健全、企业账款拖欠严重,以及其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建议在系统总结前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厘清认识和实践误区,进一步明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功能边界,加快推进信用立法,健全商务信用体系,破解企业账款拖欠难题,大力发展信用经济,并做好面向公众的宣传引导工作。

国有经济如何影响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上升能够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该影响是国有经济工资溢出效应和效率损失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国有经济比重较低时,其工资溢出效应是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方面;当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时,其效率损失效应在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国有企业有更高工资或更低效率时,国有经济提升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会增强。当劳动力供给充足或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会下降。因此,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保持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规模经济与国有文艺院团效率增进——来自山西省的证据

规模经济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供给主体必须追求的目标,艺术表演业也不例外。本文利用1989—2021年山西省国有院团的统计数据,构造长期平均成本产出函数,发现山西省国有文艺院团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但是成本产出组合偏离最优组合;国有经营院团生产效率优化空间较大,集体经营院团更能促进规模经济效应的形成。在做强做大文艺表演产业,提升国有文艺院团质量的同时,应降低院团运营中的管理冗余,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反腐败斗争对推动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基于省际平衡面板数据(2005—2021)比较分析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得到了全面巩固,在此过程中,“反腐败影响经济增长”的论调“若隐若现”。以翔实数据论证反腐败斗争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事实成为当前极为重要的一个课题。本研究基于2005—2021年省际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党的十八大之前和之后两时期反腐败斗争对推动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入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目标,反腐败斗争可通过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与整个要素市场发育而提高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在稳健性分析中,通过安慰剂检验以解决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该结果依然成立。该研究结果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者,能有力回应“反腐败影响经济增长”之荒谬论调;另者,能够丰富“反腐败”“共同富裕”等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

国有股东能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吗?

以我国沪深A股2011—202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国有股东对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股东能够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机制与路径分析表明,提升社会地位、加强员工权益保护、增强研发意愿是国有股东改善参股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国有股东通过挤出低学历及生产人员而优化参股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国有参股股东的人力资本效应;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国有股东对人力资本结构的积极影响不仅在经营业绩上“做大蛋糕”,而且在要素收入分配中“分好蛋糕”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人力资本升级方面的文献,又为民营企业利用国有资本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供借鉴。

数字经济背景下惠州国有企业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探究

从数字经济这一崭新视角入手,探究数字经济对惠州国有企业出口贸易的内在作用和影响。依据惠州统计部门发布的统计公报以及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对惠州国有企业出口贸易额近年来现状剖析,探究高质量发展宏观政策层面做法和企业的策略、路径,通过配套“五维联动”措施,即优化经营机制、利用数字金融技术、地域天然禀赋优势、数字电商平台、数字物流运输等外贸新业态措施增强国有企业出口竞争力,促使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创新投入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国家工作的重点,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是否能够激发其内在优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基础是否稳固。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来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选择我国2013—2022年的827家国有企业数据,对创新投入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每当创新投入增加1%,国有企业的高质量水平就会增加0.281%,创新投入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呈正相关性,因此未来应持续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以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国有经济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布局优化研究

构建新发展格局赋予了中国国有经济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优化中新的目标任务,即要致力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中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基于此,中国国有经济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优化中,应对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任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坚持高质量发展等原则,如此,才能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任务融入中国国有经济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布局优化中,助力中国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共同繁荣发展。同时,还应针对其在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在“一带一路”沿线靶向精准地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风险防范共同体、中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共同体。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

本文基于2001—2020年西部12个省份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之间的影响关系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并且数字经济能通过“提高政府财政分权程度”促进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异质性结果显示其政府财政分权越高,此中介效应越明显。同时,数字经济还能通过“刺激非国有经济发展”提高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但市场化进程的中介效应未能充分体现;异质性检验表明,与西北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西南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上述发现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与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完善西部地区相关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上海总部经济贡献度测算与提升研究

利用总部企业及其子公司的配对数据,从本地贡献、区位辐射和产业配套等角度对上海总部经济贡献度进行测算和分析后发现,上海总部企业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度较高,但经济腹地对上海经济的回馈有待增强;上海总部经济是产业升级的主导力量,但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不利于产业的技术创新。应继续激发外企和国企总部的经济贡献度,同时给予民企总部经济更多发展机会;与经济腹地共同商讨和设计利益分享机制,增强外地子公司的经济回馈能力;从供应链角度拓展现有总部经济的内涵和认定资格,增强产业配套贡献;加大制度创新和服务保障,激发总部企业创新引领和全球资源配置贡献。

构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调发展的微观基础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国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有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构建一个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关键是实现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让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不同的领域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如何实质性地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关键是要确立“优化”的标准,从而根据这一标准确立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实施方案。本文主张以分类改革为原则处理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实现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

30 years of prosperity in China's non-state econom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sic experiences i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on-state-owned economy,based on a review of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major achievements of sustained rapid development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began. It also identifies the problems facing furthe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on-state-owned economy. Finally,it presents an outlook of the future of non-state-ow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oking ahead,the collectively owned economy in urban areas and townships is expected to enter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based on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individual and private economy will reach new heights of development;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 will further boost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and raise the technological content of output.

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内在逻辑和制度保障

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公有制体制及其实现方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利用国有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积累的历史经验总结,是完成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的现实需要。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继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健全完善国有资本审计监督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国有企业是党的使命任务和国家战略的重要担当履行者,国有企业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提供动力源泉、制度保证、产业支撑、治理保障及满足共同富裕要求。针对当前国有资本在数字经济领域布局的不充分不平衡、国有企业数据要素运营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掌握不够、数据治理能力不优等问题,国有企业应当通过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布局、积极参与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建设、加强数字技术研发应用、构建完善数字经济产业链以及加强自身改革等推动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家精神与“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

企业家精神作为市场经济中一种特定人群品质素养,是一种稀缺资源,其本质是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发展成长起来的三大市场经济主体——国企、民企和外企,在规模经营、内部管理、财务经营三大企业效率上各具竞争优势,各有千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提出了“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的要求,因此唯有国企、民企、外企努力弘扬“敢”字当头的企业家精神,克服存在的制度性障碍,突破不合理的政策障碍,才能继续发展壮大自身实力。

党引领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历程与逻辑——基于域观经济理论的视角

国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新提法和新部署,与依靠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密切相关。国有经济主要依托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三者具有明显制度形态导向的域观特征。本文基于域观经济理论,阐明了党拓展优化完善“政府-市场”的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了党引领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发展历程与实践逻辑。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离不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因此,本文综合梳理了三者做强做优做大的历程,其中,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发展历程具体包括:1949—1977年国有经济起步阶段,主要学习苏联模式做大国有经济;1978—2012年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阶段,引入市场机制做强做优国有经济;2013年至今国有经济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索中国式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存在逻辑顺序,不仅表现为做强、做优、做大目标的先后顺序,还表现为其实现要依靠全面做强做优做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分享经济统计:理论与测算

尽管近年来分享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但是其统计边界和分类尚不明确,尤其是增加值测算方法和实践几近空白,制约了对分享经济发展现状、特点和趋势的判断。本文对分享对象、分享动机、分享产出、数字平台作用、分享主体等要素进行辨析,提出分享经济的定义,指出分享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基于自有资产和个体劳动的服务提供,并明确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相兼容的分享经济行业范围。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间接测算方法,对我国2008年、2013年、2018年三个经济普查年份的分享经济增加值进行实际测算,为认识我国分享经济发展现状和特征提供依据。

关于上海国资有序布局NFT赛道的思考

随着元宇宙和数字藏品的规范化发展以及相关试点区域法律法规的逐渐完善,在更好应对潜在金融风险前提下,为兼容元宇宙底层技术和应用场景,未来我国数字藏品有望借鉴部分全球NFT市场特征,充分发挥NFT产品的底蕴和价值。对此,具有“国资主导、政府监管、市场运营”特征的NFT二级市场将成为创新开放落脚点。应借鉴各方比较优势,促进NFT市场有序发展,由点到面提供区域数字经济的新增长引擎。

国有企业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中的功能定位与具体路径分析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要促进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力量。在论述国有企业的制度、经济、社会三项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国有企业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发挥其独特的企业社会责任,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实践上实现重点突破,即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形成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共同富裕提供可靠保障;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为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国有企业要积极促进贫困地区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稳定支持;加强产业工人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扬劳模精神,为共同富裕提供精神动力。

国有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的逻辑与路径——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场

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属我国经济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的关系协同尚未达成理论共识。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特殊性,一方面要维系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要求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服从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要求。对此,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如何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成为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结合垄断和市场规制的相关理论,发现我国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存在一定难题,一是竞争中立如何绕过国有经济主导的基本要求,二是国有企业惯有的垄断或优势地位如何才不破坏市场竞争法则,三是顺应市场要求的国有企业改革如何适应经济社会的协同。基于此,对于国有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可建立双轨制方案,即按市场化为导向对国有企业主体进行二元划分,并建立相应的主体制度和判断机制,借此形成不同的市场竞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