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下的新机制与新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分析相关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使用2012—2019年中国281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探讨其间接路径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有利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城市区位、城市发展阶段、产业集聚模式和行业类型均会使上述影响产生差异性效果;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和资本要素流动进而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周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来更强有力地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产业集聚形成的规模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选取2011—2021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空间SDM模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技术外溢、节约成本、增强交流三方面对本地制造业创新效率产生积极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本地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地抑制了邻近地区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负的空间溢出效应。该研究对于促进生产性服务集聚、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分析——与长三角城市群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与长三角城市群的比较研究,发现2015—2022年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发展更为均衡,且集聚程度具有异质性,各有行业侧重。因此,京津冀城市群应重视差异化集聚发展,提升三省市产业集聚的专业化水平;重视特色化集聚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重视科学化集聚发展,强化人才、技术等要素支撑;重视协同化集聚发展,破除区域行政藩篱等手段,加速推动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空间集聚与制造业技术创新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集聚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而数字化转型在工业领域的偏向性配置却改变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果,并给创新发展带来积极影响。选取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数据,运用包含调节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方法,检验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技术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专业化集聚等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技术创新,而多样化集聚虽推动了本地制造业技术创新,但对邻近地区却产生负向作用。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在空间集聚影响技术创新时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强化了专业化集聚对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减弱了多样化集聚产生的负向外溢效应,这一作用机制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的传导路径实现的。

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背景下科技金融服务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分析

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背景下,科技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助力作用备受重视。目前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实施进入了新阶段,但京津冀地区内金融资源和产业发展相关要素流动和影响及其空间依赖性尚未获得学界足够的关注。因此,以京津冀地区的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空间效应视角出发,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高新化3个维度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综合使用“0-1”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及经济距离矩阵,优选空间自相关模型(SAC)研究京津冀地区科技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城市间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科技金融聚集对本地及邻近地区也存在溢出效应,其中人力资本要素和政府干预程度在产业结构升级中起积极作用,固定资产投资方向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并未对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清晰影响。由此,主要得到充分发挥科技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及完善科技金融体系、提升基础设施共享水平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政策启示。

产业协同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产业协同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是否存在空间效应以及如何测度亟待研究。本文选取2001-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分解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经济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演变态势且存在时空分异特性。(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直接效应,其中,生产性服务制造业与重度污染制造业协同集聚更晚达到“U”型拐点,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所需时间更长。(3)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比西部地区更先到达拐点,有助于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时间异质性分析发现,与2010-2019年相比,2001-2010年期间本地绿色经济效率提升显著抑制了周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

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空间关联性及动态演进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测度其供给水平的基础上探究其动态演进态势将有助于强化内生动力。着眼于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四个典型维度,以京津冀13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对2010—2021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进行测度,探析其差异性及空间关联度,并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对其演进趋势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各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以京津为核心的环形供给水平空间分布结构凸显;不同空间板块类型的城市演进态势呈现差异化特征。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协同提升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CRITIC赋权法进行测度与评价,同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本地效应呈U型特征,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也表现出U型特征,专业化集聚的溢出效应呈现促进作用,且存在行业异质性;人力资本是约束其影响的关键因素。为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驱动作用,应注重产业内部的结构特点,抓好人力资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集聚。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环境效应研究

忽略产业集聚外部性的产业集聚环境效应研究得到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形曲线关系的结论。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外部性纳入其环境效应研究之中,借鉴空间计量经济学对线性模型因遗漏具有空间属性的非观测变量引发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技巧,基于外部性的空间属性构建起包含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外部性对环境影响的空间库兹涅茨曲线。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构成“∩”形曲线关系,而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外部性之间构成“∪”形曲线关系;由于空间库兹涅茨曲线所涵盖的2条曲线形状相反且曲线“拐点”差异明显,因此无法得到关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环境效应的确定性结论;当集聚程度偏低和偏高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并不明确,仅当集聚程度处适中时,才能得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加重环境污染的确定性结论。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非物化型知识空间外溢研究

因第三产业提供产品的无形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创新的知识不会局限于集聚地,还会因其非物化型特征向集聚地以外产生扩散。基于空间Durbin模型,采用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知识创新不仅提升了集聚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其空间外溢提升了集聚地以外毗邻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且对毗邻地区的广域溢出效应大于对集聚地的局域溢出效应。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和收敛性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城市群和中心城市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从城市群中心—外围城市研究视角,选取2003—2019年18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和收敛性,对于形成优势互补的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发现:从典型事实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存在着外围城市向中心城市、向国家级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特征;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更为显著,但在中心城市集聚优势不明显;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优势并不明显,但在中心城市协同集聚优势明显。从分布动态来看,城市群中心—外围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特征。从收敛性来看,无论是全国所有城市群还是国家级、区域性、地区性城市群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条件收敛。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提升中国城市整体绿色发展水平。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创新

基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使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数据构建企业层面的创新指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构建城市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标,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专业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空间技术外溢效应和投入产出关联效应等渠道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不同城市规模企业创新、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创新、企业不同专利类型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异质性。本研究结果对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参考价值。

基于DO指数的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协同集聚测度与动态演化

在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要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后,空间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也被引入经济学文献中。以地理邻近性为基本特征的集聚经济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并逐渐成为经济地理学与GIS交叉研究的领域。Ripley’s K函数属于空间点模式分析中基于距离的方法,也被称为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DO指数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相比于K函数,DO指数更符合经济学中企业不完全随机分布的计算标准。本文根据2008年和2018年经济普查数据,以《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为参考标准,清洗数据后利用DO指数测度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特征和动态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2008年和2018年分别有85.47%和82.53%的制造业产业对发生协同集聚,平均强度由0.030变为0.029,10年间协同集聚的基本格局保持稳定;但协同集聚强度高的TOP 20行业对明显向河北省扩散;②协同集聚发生的尺度范围扩大,2008年全部行业对协同集聚的显著尺度范围是25~68 km,2018年则是55 km以内和75~103 km。省市边界临界值约为75 km,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制造业跨省级行政区的合作更多,而TOP 20行业对的跨行政边界特征更加明显;③制造业协同集聚呈现“两极分化”特点,行业间协同集聚强度值高的更高,但中等强度协同集聚的行业对强度值变低。2018年第一个局部高值出现的尺度为54.5 km,小于2008年的68 km,但整体上显著尺度范围又大于2008年,协同集聚的行业对空间分布尺度范围小的更小,大的更大,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协同集聚存在循环累积因果效应。

时空关联下要素市场扭曲对制造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2008—2019年30个省区市的相关数据,对要素市场扭曲和制造业升级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检验要素市场扭曲对制造业升级的本地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制造业升级存在明显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地理上的聚集特征,且要素市场扭曲在各地区间存在竞争示范效应。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内在的惯性及自我扬弃特征,前期升级水平对当期的升级进程具有动态影响。从全国范围考察,要素市场扭曲明显抑制了本地制造业升级步伐,且长期效应超过短期效应。相对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各自在要素市场扭曲互动策略上的差异致使本地要素市场扭曲对外地制造业升级反而存在正向空间外溢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正的调节作用,它能弱化扭曲效应。从分区域层面考察,东部沿海各省区其要素市场扭曲度要明显弱于中西部地区,其对域内制造业升级的抑制作用相比中西部地区要小。最后,从增强企业内在创新动力、促进要素市场发育及完善区域自身发展条件等方面提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相关对策。

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研究——基于新古典超边际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生产性服务业人均产值低、城市间发展差距大等制约城市群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忽视。化解当前难题需要立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与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产品的偏好、城市群交易效率的关系。新古典超边际分析理论从分工视角、以超边际分析模型为手段为城市如何选择与其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指明道路。集聚模式影响城市群交易效率,进而影响宏观分工水平;反之,交易效率的改进能够提高城市群绩效,推动能够体现微观主体偏好的集聚模式变迁。在城市群分工深化、广化过程中,城市通过将宏观效率与微观意愿结合的方式选择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大城市“行星环”辐射作用,构建城市群功能互补的“拼图式”格局,助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北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及空间分布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也是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以北京市为案例区,运用相关分析、投入产出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变异系数、地理联系率等,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产业关联与空间分布进行实证研究,旨在为首都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①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与制造业效益提升呈现正相关性,但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较低;②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不断提升,不同类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存在明显差异;③生产性服务业对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趋于下降,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趋于上升,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结构存在明显差异;④制造业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但集聚与分散的空间格局存在明显差异,就业空间分布的一致性较差,进一步验证了制造业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空间可分性。

西安市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布局特征与集聚模式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根据相关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静态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ArcGIS软件,通过地理集中指数的测算,对西安市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其空间布局特征与集聚模式进行研究。主要结论:①生产者服务业具有一定专业化水平,集聚特征明显,产值和从业人数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呈上升的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②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内部空间集聚度偏低,但逐渐趋于集中,且分行业集聚程度参差不齐;③生产者服务业整体呈现多核心的集聚模式,分行业表现出不同的集聚模式类型;④空间结构形成机制主要是市场导向、区位因子、政府导向。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确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城市产业规划、布局,加快西安市经济发展及提升城市竞争力都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关性研究——基于产业集聚的分析

根据2003～2009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及EG指数对其产业集聚进行测度,并分析了两大行业之间的集聚相关性。结果显示:2003～2009年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产业的集聚度上仍然具有相关性,并且从整体上看,其产业集聚有进一步走向均衡化的趋势。

乡镇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以常熟市各乡镇为研究区域,以2007-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等方法和指标对常熟市各乡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水平、行业特征及专门化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常熟市服务业集聚整体差异显著,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相对于苏州,常熟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不高且趋势不够明显;乡镇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均较大,专业化分工比较明显;常熟市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在苏州市的专业化优势不够明显,地位不够突出;行业中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房地产业的专门化率较高外,其他4个行业的专门化率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