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排目标约束、进口中间投入替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如何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推动出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通过识别减排目标不同的地区与污染程度不同的行业,采用三重差分法探讨了“十一五”环保规划对微观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十一五”环保规划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所处省份政策管制越严格、行业污染越严重的企业其出口DVAR受到的抑制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排目标的制定促使企业转向“清洁生产”,政策引致的成本效应使得贸易企业增加进口中间投入来替代国内中间投入,从而导致企业出口DVAR下降。此外,该环保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和地区监管力度等不同而存在差异,对外资企业、大企业以及监管严格地区企业出口DVAR的负面影响更大。

从钨品出口情况看中国钨产业竞争力变化

通过统计近十几年钨品的出口情况,从中分析中国钨产业竞争力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从钨品出口量方面看,中国钨铁、碳化钨、硬质合金的出口量增加幅度较大,对总量出口贡献较大,且有保持进一步增长态势,表明中国钨品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后端产品出口量占比逐步提高,显示中国钨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从钨品进出口价比看,2005年之后进出口价比保持稳定且2005—2015年出口价始终比进口价大,同时钨材、钨丝及硬质合金等产品出口比重也逐年提高,进一步显示中国钨产业竞争力在提高;从钨品出口结构方面看,仲钨酸铵(APT)和钨铁出口量保持下降趋势,碳化钨和加工产品钨材、钨丝出口量及占比保持稳定,硬质合金产品出口量和出口占比保持上升趋势,表明中国钨品出口结构趋向优化,国际竞争力有明显提高;从出口世界各国情况看,制造业发达的国家所需高端钨品越多,对中国创汇贡献越大。钨品出口情况能直接反映中国钨产业的竞争力情况,对我钨产业发展有启示作用。

厦门湾水体中颗粒有机碳的垂向输出通量:^(234)Th/^(238)U不平衡的应用

对厦门湾塔角附近海域某站位叶绿素 a、POC、初级生产力、234Th/238U不平衡进行的周日变化研究表明,POC含量介于14.4～34.6 mmol/m3之间,其中碎屑有机碳与活体有机碳所占份额分别为74％～92％和8％～26％.POC垂直分布呈现由表及底降低的趋势,且白昼期间POC含量高于晚间,说明研究海域POC含量与生物过程具有密切联系.初级生产力水平在1d之中变化达5倍,垂直分布亦随深度增加而降低,与叶绿素a的变化相对应.短时间（2h）培养获得的初级生产力水平明显高于长时间培养（24 h）的结果,证实部分新固定的碳被优先呼吸排出.结合234Th/238U不平衡法获得的颗粒态234Th输出通量及输出界面颗粒物中的POC/PTh比值,可计算出真光层 POC的垂向输出通量为16.0mmol/（m2·d）,其中碎屑有机碳与活体有机碳贡献的数量分别为13.3和2.7mmol/（m2·d）.POC输出通量与初级生产力的比值（ThE比值）平均为0.31,真光层POC停留时间平均为11d.上述结果与Aksnes和Wassmann[1]的模型计算结果相吻合,但与其他大多数模型的结果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1999年世界化学工业

1999年世界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 ,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 2 5 %上升到 3 3 % ,贸易额比上年增长 4 5 %。美国化学工业总体情况良好 ,化工生产比上年增长 2 % ;1 999年西欧化学工业经历了从衰退到复苏的过程 ,从第三季度开始化学工业出现生机 ,化工增长率比上年提高约 2 5 % ;1 999年是亚洲经济复苏的一年 ,新加坡化学工业总值比上年增长 38 4% ;马来西亚出口需求持续增长 ,已从主要石化产品的净进口者较变为净出口者 ;菲律宾虽然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发展缓慢 ;泰国、韩国、台湾地区石化工业的生产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印度化工产值比上年增长 5 % ,在世界聚合物生产国中预计 1 999年排第 1 2位 ,2 0 1 0年将成为世界第三大聚合物生产国。

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2000~2013年教育质量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数据,实证检验了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但是具体到教育质量内部,则发现我国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生师比不断下降却反而不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这可能是因为我国教育侧重于量的积累而忽视质的提高所致。因此,当前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改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现状,并通过缩小区域教育质量差距来缩小区域间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差距。

海外的需求变异系数及零售业集中度对成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海外的终端消费者需求不确定性及零售业集中度与我国厂商成品出口之间的关系,笔者建立了我国厂商、海外进口商和海外零售商三者之间的序贯博弈模型。本文从理论上揭示了终端消费者需求变异系数与零售业集中度两者对成品出口的一系列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厂商成品出口量及出口价格均随着该成品的海外市场价的上升而增加;其次,在给定的海外市场价格水平下,海外终端消费者对该成品的需求变异系数越大,我国厂商实现的出口量以及其利润占整个供应链利润的比例都将越小。另外,出口目的地的零售业集中度存在一个临界值,当集中度低于这个临界值时,出口目的地的零售业集中程度并不影响成品的出口定价与出口量,而且我国厂商的利润及该利润占供应链利润的比例均会稳定在较高水平;相反地,当出口目的地的零售业集中度超过临界值时,则集中度越高,出口定价越低、出口量越大、出口利润与该利润占供应链利润的比例也都将越低。

生产率、资本密集度对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决策的影响

加入WTO以来,出口、对外投资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的主要模式。为了考察企业生产率与资本密集度对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本文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按非出口、仅出口、仅投资和既出口又投资将全部企业划分为四种国际市场参与模式,使用多值Logit模型及相对风险概率对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较高生产率的企业更可能选择对外投资;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可能出口,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可能对外投资;不同地区企业的生产率与资本密集度对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具有差异。最后本文进一步从对外投资经营形式角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引致出口效应"进行了解释。

清洁发展机制(CDM)对中国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CDM项目早期在国内的迅速发展主要依赖政策引导和扶持,但企业本身参与项目的主动性不高。因此,随着《京都议定书》到期,政策引导力减弱,CDM项目的参与度迅速回落。实际上,CDM项目的意义并不仅局限于环境绩效和减排额收入,其有相当一部分附加商业价值被忽略,比如CDM项目对发展企业出口业务和节约生产成本的潜在利好。综上所述,本文旨在通过揭示CDM项目的真实商业价值重塑企业和政府对CDM的认知,调动企业开发项目的积极性。实证结果显示,参与CDM项目对于企业出口比例有显著提升作用,但CDM项目对生产成本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分化,对于集中于主流项目、平均绩效指标(盈利水平、流动性、负债水平)良好的行业(如电力、水泥、环保等),CDM项目能够显著降低生产成本率,其余行业(包括钢铁、煤炭、造纸等)则无法受益。因此,本文建议有意图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可以考虑借力CDM项目,而希望通过开发CDM项目降低生产成本率的企业则需要结合项目类型和自身实力谨慎决策。同时,政府部门应该引导不同类型项目平衡发展,并适时对亟待绿色转型的企业予以补贴。

中国对外贸易的“优进优出”战略:基于产品质量与增加值率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库,基于Tobit、IV-Tobit等多种计量方案实证研究了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了对应产品的出口质量,且在高、低研发强度企业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得到一致结果;高研发强度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有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低研发强度企业则呈现负向影响。(2)无论是基于OECD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抑或反倾销调查分组还是针对高收入国家,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提升了同类产品的出口质量,但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对加工贸易而言,来自非OECD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产品质量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3)从影响机制看,不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梯度均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形成正向调节效应;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加工贸易下该效应则不确定。(4)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加工贸易却降低了国内出口增加值率。

企业生产率、产品质量与出口目的地选择——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证据

采用2005-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基于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视角,研究企业生产率、产品质量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产品质量与对低收入国家的出口贸易额占比呈稳健负相关关系,生产率高的企业通过追加研发投入更易生产出高质量产品,以满足高收入国家对高质量产品的偏好需求,因而更倾向于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出口目的地人均收入与企业的生产率、研发密度、产品质量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由于人均收入较高的目的地对高质量产品的较强偏好,向人均收入较高的目的地出口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和提升产品质量。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应集中向高收入水平的目的地市场出口。

研发外溢、企业产权结构与研发效率关系研究

将新产品比例作为衡量企业研发产出的指标,利用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效率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得出,制造企业的平均研发弹性为0.13,各所有权企业的研发弹性中,中外合资企业最高为0.19,台港澳独资企业最低为0.1。外资研发外溢效果有助于各类厂商生产新产品,但中资研发外溢效果则不利于外资企业生产新产品,对中资企业则无显著影响。由于中国内外销市场差异大,同时内外销企业生产新产品的可能性与新产品比例均高于完全内销与完全外销厂商,且中资企业受外销比例影响最大。

区域创新、中间品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促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本文研究了区域创新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机制,并对理论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创新促进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区域创新通过提升国内中间品质量和拓展国内中间品种类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促进作用,通过提升进口中间品质量和拓展进口中间品种类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抑制作用;区域创新分别通过对国内中间品质量和进口中间品质量间产生的非对称影响,以及对国内中间品种类和进口中间品种类间产生的非对称影响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多产品企业的微观证据

提升外贸企业出口定价能力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为例,探究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RTPU)下降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RTPU下降会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率;在多产品企业内部,RTPU下降对企业核心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率的提升效应更大。作用机制体现在,RTPU下降存在不完全的成本传递效应以及产品整体质量提升效应,进而提升产品的成本加成率;RTPU下降后,企业通过缩减产品组合,生产高质量核心产品的方式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着力提升其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率。此外,本文还发现RTPU下降仅对采取成本竞争策略的企业、通过一般贸易出口的产品的成本加成率具有提升效应。本文的结论为中国深化区域合作,提升外贸企业出口定价能力提供了新的依据。

中国农产品贸易模式的演进与背离:1992～2008

根据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一国特定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其比较优势的实际状况。文章利用SITC Rev.3三位数层次的1992～2008年中国的贸易数据,发现无论初级农产品还是农业制成品都存在着对称显示性比较优势(RSCA)与净出口比率(NRX)严重背离的现象。通过构建新的贸易模式背离倾向指数(H指数),进一步分析表明存在NRX高于RSCA的系统性背离倾向。上述背离在本质上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保持一致,但却很可能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

融资杠杆率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

本文基于金融“去杠杆”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视角,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匹配数据及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制造业企业2000—2009年微观和行业层面融资杠杆率及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研究发现:虽然行业异质性显示资本对新兴制造业偏好高于传统制造业,但中国制造业企业融资杠杆率均值依然停留在60%左右的高位,并且出口部门杠杆率更高;位置指数显示,通过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呈现出逐渐好转的趋势;融资杠杆率和技术密集度提升,并不利于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在保持规模优势基础上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果最为显著。因此,应该牢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大方向,将企业融资杠杆率控制在合理的区间,最终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中国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

城市环境立法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DID)的实证研究

城市环境立法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法制保障,也会因强化的环境规制而对企业贸易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以城市环境立法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城市环境立法在样本期内虽然不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但随着立法时间效应累积,“波特效应”会逐渐增强,城市环境立法的负向影响会被不断减弱。②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环境立法对较低创新型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加工贸易型企业以及“两控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③机制研究表明,城市环境立法引致的“中间品替代效应”会降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即城市环境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国内生产成本,从而导致国内中间品种类和数量下降,进而使得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下降;此外,城市环境立法又会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即城市环境立法会倒逼企业创新继而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使得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得以提升。但负向的“中间品替代效应”大于正向的“成本加成效应”,从而使得城市环境立法不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不断健全地方环境法律法规,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与绿色生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促进了我国产业出口升级吗——基于产业关联视角的证据

文章利用匹配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基于双向约束的Tobit模型,从产业关联视角实证检验了进口产品质量对产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1)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的提高,不仅提升其自身出口附加值率,并通过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提升其上下游产业的出口附加值率,但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却抑制了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2)产业间劳动力竞争和技术共享是影响进口产品质量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的重要因素,产业间劳动力结构相似度越低、技术共享密切度越高,越有利于前、后向产业关联正效应的发挥;(3)基于动态分解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源再配置是进口产品质量促进行业出口附加值率提升的重要途径,但主要体现在产业内部。据此,文章从优化进口、产业升级和完善国内市场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启示。

数量、质量抑或性价比: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动力来源与转换研究

农产品出口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保持农产品出口的可持续增长则必须根据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调整出口驱动力。本文采用2000-2017年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HS十分位数据,探讨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动力源泉。从静态和动态的三元边际视角出发,采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发现,虽然中国对美农产品的出口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数量边际,但只有在质量-数量边际共同作用下才能诠释出口增长的89. 3%,且出口动力的边际贡献率走势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开始由数量边际驱动型向质量边际驱动型转变;为了实现出口增长动力的转型升级,性价比即质量除以价格才是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持续稳定增长的真实动力。未来,坚持优质优价的高性价比出口模式将是中国农产品出口持续增长的源泉,这一研究对于中国农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制造业全球生产分工深化能否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全球贸易一体化背景下,全球生产分工的深化能否提升贸易利得是各国(地区)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2016年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社会经济账户(SEA),基于前后向生产关联的视角,理论阐述并实证检验了制造业全球生产分工深化对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EDVAR)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前向生产分工深化能够显著提升行业EDVAR,后向生产分工深化也能够促进EDVAR的提升;低、中、高技术行业的前向分工深化都能够显著提升EDVAR,后向分工深化对于EDVAR的影响为正;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地区),其前向分工深化对于EDVAR的影响都为正,后向分工深化对于EDVAR的影响为负;前向分工深化通过发挥要素配置效应,即提升资本—劳动比率,能够显著提升行业EDVAR;而后向分工深化对EDVAR的影响取决于技术距离,当技术水平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处于合理区间时,后向分工深化对于EDVAR的总效应为正;而当技术距离过大或过小时,后向分工深化对于EDVAR的总效应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