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原则三阶:中西协商民主税收立法史辨

税收法定原则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完善的必由之路,其制度基因密码是协商民主。税收法定原则呈现出两个层面的三级阶梯递进模式:在法律层面,它包含议会自主立法、授权立法、平移立法三级立法模式;在政治层面,它经历英国、美国、中国三级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科学理解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既客观肯定英国古典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进步性,又充分关注美国现代税收法定原则的时代变革性,同时还应当甄别其由阶级局限性和政治保守性决定的反协商民主的阶级本质。新时代中国税收法定原则具有包容、吸纳西方先进历史经验的开放性,能够全面、真正践行协商民主,在全国人大主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热情和智力,实现税收立法效率最大化和立法质量最优化,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电子商务发展与增值税地区间分配

电子商务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不仅重塑了价值创造和利润分配规则,也对基于地理边界的传统税收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选取我国2006—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识别了电子商务发展对地区间增值税分配的影响。研究表明,电子商务的赋能效应显著增加了试点地区增值税收入,但其产业集聚效应却加剧了税收分配的不均衡性,该效应在不同地理区位、创新能力和行政级别的城市间存在异质性,尤为重要的是,消费地课税原则对于解决地区间增值税分配的不均衡问题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为电子商务与增值税地区间横向分配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也为推进我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封闭型公司股权让与担保涉税问题研究——以应税事实认定为依归

股权让与担保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税负劣势,成为市场主体适用其作为融资手段的阻碍。为解决股权让与担保的税负劣势,由担保人、被担保人在达成股权让与担保合意之初即向国家统一的股权质押登记平台备案登记。同时,税务机关在核定应税事实时,将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当事人作为一个“特殊利益团体”,以整体、联系的视角对该团体引发的所有经济事实、法律事实,进行综合认定。

论股权转让私法事实与退税请求权规范的法律涵摄

私法事实及其经济效果的发生是税法规范进行评价的前提。在股权转让的私法事实中,若纳税人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合意调减股权价款的,业已变动了作为所得税缴纳依据的私法事实及其经济效果,然而纳税人能否就此请求税务机关退还部分税款,则应当以是否符合退税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为判准。但拘囿于现行税法尚未就纳税人请求税务机关退还多缴税款之情形与规则予以明确,在税收法定原则的掣肘下,股权转让价款调减之私法事实是否能够经过税法规范的评价导引出纳税人的退税请求权不无疑义。究其实质,由于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存在期待利益和归属利益二分的经济利益形态,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退税请求权规范)中的“应纳税额”应当与何者发生涵摄关系在理论上并不明朗,且缺失针对股权转让价款减少后退税的具体构成要件,双重缘由共同导致私法事实与税法规范的涵摄出现梗阻,致使纳税人在股权转让价款调减后是否应当享有退税请求权并无定论。职是之故,应坚持经济实质主义的立场,立基于所得税规范关注财产变动和归属利益的经济实质,着眼于股权转让私法事实中权利变动和归属利益移转之向度,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理论模型的框架下,通过实质课税原则的运用和对私法上不当得利原理的镜鉴,导引出纳税人在股权转让价款调减后的退税请求权。藉此,兹以纳税人在股权转让价款调减后的退税请求权之证成为例,通过对税法规范的法律续造,探明税法规范与私法事实相互涵摄的内在机理,由此将可以避免因制度供给的不足和文义解释的模糊而带来的与私法事实之经济效果相背离的税法评价,进而推进税法规范与私法事实的良性互动,引导实践的正确走向。

税收法定原则之内涵与进路

税收法定原则与现代国家相伴而生,是民主法治理念在税收领域的体现。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就需要以理顺该原则发展脉络为前提,进而明确其本质内涵在于对征税权在规范的基础上达到有效控制。现阶段,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存在着现实问题,横向授权立法上表现为比例失衡、内容宽泛、转授权情况普遍;纵向分权立法上表现为地方机关立法权限狭窄、无实质立法权、行政机关主导税收立法。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落实应当在梳理理论发展、明晰本质内涵、剖析现存问题的前提下,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实现对授权立法的有效规范,合理扩大地方立法权限。

实质课税原则的理论阐释

无论税制设计如何完善、税法规则如何复杂,偷逃税、避税、税收筹划始终是税法运行实践中无法消除的事实,也是各国税务机关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税收征收究竟是以形式还是以实质为标准,始终是税法领域存在争议的话题。实质课税原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起源和发展有着十分相似的路径。在大陆法系国家,无论是肇始于德国的经济观察法,还是经日本学者升级后的实质课税原则,二者在税收立法中的确立最初都是源于反避税的需求,都是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而对当时税法进行修改的结果。从实质课税原则在英美法系的演进过程来看,实质课税原则经历了被否认到被允许的过程。由于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主,实质课税原则主要通过法院的判决被确立,这与大陆法系通过税收立法确定实质课税原则存在明显的区别。从实质课税原则的产生背景来看,反避税是实质课税原则在两大法系税收立法或税收司法实践中产生或确立的直接动机或最初原因。法律实质主义和经济实质主义在税法中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法律实质主义应当运用于“法律关系”的形式与实质不一致的情形,而经济实质主义应当运用于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不一致的情形。只有将法律实质主义和经济实质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应对纷繁复杂的各类税收问题,使税收的经济性与法律的权威性相契合。尽管实质课税原则在两大法系中有着不同的称谓,理论和实务界对实质课税原则的内涵和功能定位存在诸多分歧,但从实质课税原则的诸多争论中可以发现,实质课税原则并没有被全盘否定,而是实现税法上税收公平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的技术性、手段性原则,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补充,其目的是要求纳税人按其实质的税负能力来纳税,最终实现税负的公平分配。需要注意的是,实质课税原则适用于税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但并非适用于税法运行各环节的全部领域。

论实质课税原则适用的中立性

一般认为实质课税原则的作用在于遏制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保障国家的税收利益,然而现在亦有纳税人或法院主动援引来保障纳税人利益的情形。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均为反避税条款,不免在实际使用实质课税原则时倾向于国家税收利益。从税收债务、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和征纳关系的和谐性角度出发,实质课税作为一种法律原则不应当有明显的偏好倾向。需要秉持谦抑态度,坚持法律实质优先,正确使用实质课税原则,兼顾国家和个人利益。

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共产党“轻税于民”的税收宗旨

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制建立与发展历程,不论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经济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始终坚持“轻税于民”的宗旨。说明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初心始终不渝。轻税于民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发展壮大的根本经验,对我国税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税收法定原则下的行政立法:容许性、类型与范围

税收行政立法的设定不仅推动着实质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而且关乎着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政府建设的步伐。基于税收法定理论和对现行立法的实践观察,行政立法被税收立法体系所容许。根据权力来源的不同,税收行政立法分为职权立法和授权立法。我国适宜采用宪法性法律+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的授权立法模式。税收职权立法范围限于授权立法以外的执行性法规。基于发挥行政立法的优势,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范围应限于特殊税种新设试点、税收优惠细则、紧急征收关税、税法实施细则。财税部门颁布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不得逾越法律法规,不得影响公民权利义务,并需严格控制其发布数量。

论税收法定主义之内涵——对日本学者金子宏学说的一点质疑

日本学者金子宏在《租税法》一书中 ,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概括为“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 ,合法性原则和手续之保障原则”等四项 ,该观点值得商榷。从三个方面可以证明税收法定主义所解决的是税法中的实体问题 ,而非程序保障问题。这三个方面是 :该原则的目的是反对政府无故剥夺国民财产 ;税收法定主义的诸多功能来自对政府征税的要求进行约束 ;程序保障包含于税收法定主义将使得该原则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因此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只应包含税种法定、税收要素确定这两个方面的实体内容。

森林生态环境维护税的理论设计与实施对策

本文通过对森林生态建设公益属性的阐述 ,论证了森林生态环境维护税设计的理论机理 ,指出借助政府力量 ,合理征收森林生态环境维护税 ,可变生态建设的经济外在性为生态建设单位内在的经济推动力 ,由此形成一个有效的资金循环通道 ,促进我国生态建设事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论述了森林生态环境维护税的征税原则、征税范围、税率设计、税收归属等问题 ,并对森林生态基金的高效使用提出了具体管理方法 ,以及公益林归属的体制改革设计和税率制定中所涉及的税负转移问题。

税收法定原则与我国税收立法完善

完善税收立法是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从而实现法治财政的关键,通过对比我国与美国的税收立法,研究了我国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体系和税收立法程序的现状,分析了我国现行税收立法中存在的观念误区和实践偏差。我国的税收立法都是在税制改革进程中进行的,基于税制改革变动性与税收法律相对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完善我国税收立法的路径,以利发挥税收立法对我国税制改革的指引和推动作用。

房产税的税则遵循与公平需求

税收原则体系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的治税思想,不同的税收原则在税收原则体系中的位置体现了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要求,是指导税收改革和税制设计的核心准则。对房产税改革的内外源动因的分析表明,针对人们更为关注财政和效率功能的误区,房产税改革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体系:首重公平,财政次之,效率原则是公平性和财政性的平衡与评判标准。

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税制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应辩证认识国际税收竞争,立足国情,积极参与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促进国家之间的税收协调,尽量避免恶性税收竞争;进一步完善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体制,重新审视税收主权与协调。

税收法律主义及其在当代的困惑

税收法律主义可区分为形式意义上的税收法律主义和实质意义上的税收法律主义。前者要求由立法者意志决定税收问题;后者还要求税法的内容必须公平。由于立法者的认识能力、所使用的语言工具以及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税收法律主义正面临诸多困惑与挑战。

实质课税原则适用中的财产权保护

实质课税原则是税法适用中的具体原则,其理论基础是量能课税,适用领域主要涉及纳税主体资格的确认、税收客体的归属、征税客体的合法性、无效和可撤销行为的税务处理、税收规避防范等方面。为了贯彻税收实质公正的理念,严格恪守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场,我们必须坚持法律的实质课税主义,并注重在具体的条款中来落实实质课税的精神,协调好国家征税权与私人财产权的冲突,真正做到依法治税与实质课税的有效统一。

论税收调控法与税法基本原则的关系

按照目的的不同,税法分为财政税法、经济税法(或称税收调控法)和社会税法三大类。因此,学界通常将税收调控法作为税法整体的一般性认识有误。从税法基本原则的角度看,首先,税收调控法必须受税收法定主义这一首要原则的约束;其次,税收调控法不适用于税收公平和量能课税原则,但却招致比例原则更严格的审查和限制;再次,在税收效率原则中,税收调控法在不符合税收行政效率原则的同时,却与税收经济效率原则保持着内在的统一性。所以,税收调控法与财政税法有别,并非等于税法整体,而仅是税法的一部分。

税收法定原则:英国19世纪的演进及启示

19世纪英国引入了现代所得税,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财政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也更具张力,传统上保护纳税人权利的税收法定原则有了新的发展。论文探讨了税收法定原则表述的形式,上议院财税议案审议权的衰落,以及下议院财税议案审议权面临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充分保障纳税人的宪法权利是一项需要探索的新任务。同时也探讨了英国19世纪税收法定原则发展的经验对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启示。

个人所得税作为财产权限制——基于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初步考察

传统上,个人所得税被认为与财产权保障无关。但在财产权的保护范围从"物"向"财产利益"、从"存续保障"向"价值保障"扩张后,所得税开始被纳入财产权的问题视野。个人所得税应被界定为财产权所应承担的社会义务,而非对财产的征收。征收个人所得税,应当作为对财产权的限制而接受合宪性审查。宪法上的比例原则、本质内容保障与税法上的量能课税、半数原则等有学理上沟通的必要。

房产税改革的正义原则与法治路径

房产税改革的现实动因是调控房价、筹集地方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改革的逻辑基点是对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实现利益均衡。为免房产税改革对纳税人权利造成损害,应将形式层面的税收法定和实质层面的量能课税作为改革的正义原则。这要求房产税改革应循法治路径展开,在制度设计中合理定位改革目标,遵循法定和量能原则,并在法制层面适时评价改革试点的成效,推动房产税改革的立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