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论到存在论——论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真理观的批判与“变革”

传统西方哲学站在知识论立场,将哲学理解为一种求知活动。代表性人物黑格尔以“理念”为核心,“思辨”为方式,“知识”为样态,建构起了其思辨哲学视域下的知识论真理观。海德格尔对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进行了批判,试图为真理奠定存在论层面根基。如果说黑格尔面对的问题是真理与对象能否“符合”,海德格尔则认为真理在于作为存在者本身如何去除对“存在”的遮蔽。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真理(alētheia)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命题真理,不是符合论的真理,而是存在之真理。达成真理即是要完成对存在本身的领悟,达成存在意义的“显现”——作为澄明的无蔽状态。

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再评戴史翠《常规帝国的不确定性》引发的学术论争

戴史翠的个人专著《常规帝国的不确定性》出版后,在海内外学界引起广泛争议。2023年9月乔志健发表长篇书评,之后相继有几位学者对之表达批评意见,并引起作者撰文回应,提出反批评。对于这场学术论争进行重新审视,针对彼此在专业知识、方法论等方面的巨大分歧,提出系统批评,并对戴书核心论证的“18世纪清朝的行政革命”,结合相关史料尝试提出不同的思考维度,冀收抛砖引玉之效。

奥威尔作品中的灾难叙事与团结启示

奥威尔的灾难叙事,将人类和其他生灵置放在灾难事件中,在凸显灾难中的人类和动物个体脆弱性的同时,也揭示团结是抵御灾难的必要力量,激发其对共同体重构秩序的渴望。首先,奥威尔通过战争类灾难叙事,在揭示人类的身心创伤和信仰危机的同时,预示团结是治愈创伤和缓解信仰危机的辅助性疗药;其次,奥威尔通过奴役压榨类灾难书写,呈现暴力专制诱发群体内部矛盾和团结失序的同时,预示团结是化解争端和恢复民主的必要力量;再次,奥威尔通过极权统治类灾难书写,揭示畸形规训必将导致个体异化和世界荒诞的社会图景的同时,预示团结是保证个体自由和维系社会多元模态的有效途径。由此,奥威尔通过灾难叙事将战争的反人类性、专制欺压的残酷性、极端规训的非人道性置放在团结被撕裂的语境之下,揭示团结在避免战争、抵御奴役、应对冲突等方面的作用,进而阐明团结是共同体构建的必要前提。

超越分隔与连接——两座乡镇步行桥设计探讨

桥的本意在于连接两处,它改变了地方的空间结构和人们行动的轨迹。桥作为一种存在物成为建成环境一部分,它所处的位置和形态成为有意味的新景观。桥作为人们相遇的空间节点,它可以超越基本的功能,成为地方的公共空间。文章从齐美尔讨论“桥与门”的关系开始,借用齐美尔论述桥的三个差异功能“分者相连”“意图付诸实施”和“直观可见”来讲述重庆石柱县中益乡场镇上两座新步行桥(小河桥和大河桥)的形成过程,探讨它们成为场镇上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和重要的公共空间背后的设计理念。

温斯顿的伦敦漫游——奥威尔《1984》心理地理学解读

乔治·奥威尔《1984》中温斯顿的数次伦敦漫游揭示了他的心理和行为与这座城市的关系。通过漫游全景监狱式的伦敦,他既感受到了疏离、仇恨、恐惧以及人性的压制,也最终发现了英社的本质,找到了希望之光,因此他的伦敦漫游是发掘真相之旅、颠覆之旅。温斯顿的伦敦漫游既表现了心理地理学的政治本源,也验证了奥威尔文学创作与政治行动密不可分的写作目的论。

阐释学视域下民俗文化词英译策略研究——以《西和乞巧歌》英译本为例

二十一世纪初,以彭建明、蒋贤萍等为代表的学者将赵逵夫先生主编的《西和乞巧歌》翻译成英文,这对于向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民间歌谣及民间民俗文化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文章以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四步骤为指引,分析了原作中祭祀礼俗类以及婚姻礼俗类民俗文化词的内涵意义,并结合译本中翻译的实例及乞巧歌、英语歌谣的特点展开研究。研究发现,译者对于此类民俗文化词的翻译,基于归化、异化以及中西文化缺省补偿原则的翻译策略,采用了意译、直译或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准确、有效地传递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乞巧文化。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南巡行宫图的鉴定与研究

十八世纪法国地图学家、版画家及建筑师勒胡日(Georges Louis Le Rouge)出版的《英中式园林》(Jardins anglo-chinois)系列图册提供了大量中国园林图像,其中57幅中国皇帝南巡行宫铜版画翻刻自法国来华传教士钱德明从中国寄出的画作。这两套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南巡行宫图尚未见于已有研究,且与目前已知南巡行宫图均有所不同,是还没有被认知和利用的新材料。鉴于此,有必要核定行宫图基本信息,追踪行宫图来源及流传过程,本文综罗图文史料重新梳理康乾南巡历史和图像涉及的南巡行宫园林建置沿革,考证图绘背景和年代,揭示了行宫图分别绘于乾隆首次及第四次南巡前,弥补了康熙至乾隆中期南巡行宫图像的缺失,具有重要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4S”肺康复运动护理指导的临床观察

目的:探究“4S”肺康复运动护理指导训练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稳定期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通过回顾性分析并选取2019年10月—2021年10月160例于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住院的COPD稳定期患者,并将其随机划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80例。观察组接受常规治疗和“4S”肺康复运动护理指导,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和普通康复锻炼。比较两组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_(1))、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用力肺活量的百分比(FEV_(1)/FVC%)、6 min步行距离(6MWD)、圣乔治呼吸问卷(SGRQ)、改良呼吸困难指数(mMRC)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评估测试(CAT)评分。结果:干预后,两组肺部功能较干预前均提高,且观察组的FEV_(1)和FEV_(1)/FVC%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6MWD、SGRQ评分均较干预前改善,较对照组均改善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mMRC、CAT评分均比对照组更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4S”肺康复运动护理指导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提升肺功能,增强运动的适应力。总之,在规范治疗慢阻肺的基础上实施“4S”肺康复运动护理指导能明显提升稳定期慢阻肺患者的治疗效果。

A Set of Acupuncture Needl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ollected by George Souliéde Moran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French vice-consul George Souliéde Morant encountered acupuncture during his visit to China,and then brought it back to France.After more than a century,his collection was transported from Paris,France to Kunming,China,and later recognized as a Chinese national third-class precious cultural heritage.Currently housed in the Museum of Western Studies on Chinese Medicine at Yun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this set of instruments includes one needle holder converted from a fan-shaped holder,ten acupuncture needles,and eleven paper tags handwritten in English with names of diseases and body parts.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esent the foundational information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collection of this set of late Qing dynasty acupuncture instruments by reviewing the collection and related research on acupuncture instruments,consulting acupuncture professionals,measuring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the set of instruments,and employing a method of translating and summarizing the content of the attached tags.

前视觉皮质层面的制像行为阐释——对巴克森德尔《注视与分神》的解析与思考

巴克森德尔的《注视与分神》一文以乔治·布拉克的画作《小提琴与水罐》为分析对象,从生物学层面上对画面形式所指涉的制像行为作了独特解读。本文将以晚近的相关研究为参照物,深入分析《注视与分神》中的重要内容,并从不同方面检验核心观点的合理性、重审此种分析的局限性,进而正确认识艺术微历史研究的可行基础。

从遗存图像走向行动之诗——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的图像理论瞥视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采用一种跨历史和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图像,他的图像理论通过与尼采、弗洛伊德、瓦尔堡、本雅明、德勒兹等特定人物的持续对话而展开。一方面,迪迪于贝尔曼形成了一种“形象思维”的写作风格,他往往从一个旧有的形象出发并重新制定属于自己的概念框架,比如“流动的宁芙”“抵抗的萤火虫”与“双重阿特拉斯”(图集与抵抗)。另一方面,虽然迪迪于贝尔曼的研究广泛且多样,但他在理论思考上仍具有显著的连贯性:早期关注以流动的宁芙形象为代表的图像迁移和遗存问题,并以此重新审视作为开放的艺术史的重新书写的可能;之后转向对图像并置的视觉形式即图集方法的关注,并引入了蒙太奇的多重性和异质性;近些年来他试图将对图像的历史和政治思考转化为一种行动哲学,即图像如何经由欲望、情感与想象力的中介而走向解放的行动。

西班牙大帆船“科瓦东加圣母”号被俘始末与清朝的介入

詹金斯之耳战争期间,西班牙大帆船“科瓦东加圣母”号被英国军舰“百夫长”号在菲律宾海域俘获。中国被卷入此次英西纠纷中,成为英国军舰的休整地,西班牙俘虏的释放地,西班牙人向英国复仇的目的地。学界此前较少关注中国在该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中、英、西三方的互动,尚未综合利用三国原始文献。该事件可以充分反映出18世纪全球联系愈加密切的背景下欧洲全面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清朝应对国际争端的方式。中国之所以与该事件产生关联,源于18世纪中叶英国海军着力破坏西班牙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网络,欧洲全面战争蔓延到了更广阔的地域,符合欧洲殖民争霸的历史趋势。而中国的港口具有安全性高、物资充盈、国际贸易发达、信息交流通畅等特征,增加了中国被卷入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在大帆船被俘前后,中国是多方力量博弈的场域。英、西两国人员基于各自帝国的利益行事,具有挑战清朝秩序的倾向,却又受其制约。清朝官员原则上不干涉境外的国际纠纷,但对管辖范围内的事务表现出了外邦不易撼动的绝对权威。他们着力维护海防稳定,同时坚持怀柔远人原则,既阻止了英、西两国船舰在中国作乱,又保障了“百夫长”号的正常补给,促成大部分西班牙俘虏的释放。需要注意的是,清朝官员对姿态强硬的英国海军作出了一定的妥协,未阻止英国人强留少量俘虏的行为,反而在奏文中过度歌颂地方政绩,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海防隐患。但总的来说,他们对保证海疆安宁、推动夷商和谐相处、弘扬大国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前现代的现代性——甲柏连孜语言类型学思想述评

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家甲柏连孜具有丰富的语言类型学思想,其相关观点集中体现于《语言类型学:语言学的一项新任务》(1894)等文献。从语言学史的视角看,甲柏连孜的类型学思想在理论假设、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动因解释四个方面都具有突出的现代性特征。其思想上承以洪堡特类型学为代表的早期类型学思路,下为以格林伯格类型学为代表的现代类型学奠定基础,处于早期类型学与现代类型学之间承上启下的特殊过渡位置。深入挖掘甲柏连孜的类型学思想,有利于了解语言类型学历史发展进程中两个时代、两种思想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对当代类型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艺术社会学视野下的展览制度初探--对迪基艺术制度理论困境的一种微观反思

为了恪守价值中立原则,迪基放弃了艺术制度的历史维度,而选择将其看作现成的、无须加以考量的惯例和语境。这种审美态度之后的全新“迷思”,便是迪基艺术制度理论的悖谬所在。本文以比格尔的艺术社会学为理论视野,以艺术制度框架的纽结点即展览为研究对象,首先阐明了艺术所处制度语境的社会历史建构、真实具体运作与文化权力关系,进而对展览概念的评价内涵和历史内涵进行了回溯和揭示。通过展览审视艺术制度的具体运作,本文尝试将一种艺术迷思对另一种的取代,阐述为新旧艺术制度的历史更迭,目的在于思考审美态度和艺术惯例“迷思之争”的破解方法。

“局内人”:英国记者乔治·何克的新闻观与在华新闻实践

在功能主义叙事下,抗战时期的在华记者往往被视为受到国家利益支配的工具,其参与话语建构的能动性时常被忽略。在客观环境和文化隔阂的限制下,战时新闻报道难以达到新闻的“整体真实”。作为在空间网络、社会规范、社会结构三重视角下战时中国的“局外人”,英国记者乔治·何克一方面冲破了多数在华记者的既定行为规范,以最大限度接近整体真实为目标,在观察和反思中逐渐形成独立的新闻观念和总体判断;另一方面弱化自身与中国平民之间的不同,通过调研基层社会这一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实践方式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在走访和调研中深度反映底层叙事和事实真相。这种“局内人”新闻观与新闻实践模式,与何克本人主动参与历史话语建构的内驱力密不可分,也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交往的积极导向密切相关,它有效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工合运动的理解支持,历史证明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更是有利于中国抗战胜利和社会团结的。

真诚性悖论与新真诚讽刺艺术——论乔治·桑德斯小说中的新真诚

乔治·桑德斯作为新真诚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以新自由主义为背景的小说内化了特里林的“真诚性悖论”,为我们揭露了“真诚”作为企业操纵和规训员工手段的功利主义的一面,倡导建构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新真诚观;同时,桑德斯将小说视为“平等者之间坦诚、亲密的对话”,强烈关注读者与文本间的联系,试图通过一种新的真诚的讽刺艺术抵抗弥漫在当代小说中的空洞化的讽刺性疏离。

从《东方造园论》和英国早期使团的中国园林书写看中国形象的变迁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随着英中交流的渐进发展,中国形象在英国的接受历经重要变迁,以往欧洲传教士所塑造的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形象在英国旅华游记中不断被消解。中国园林是既往书写里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元素,也是英国旅华游记对中国形象的消解中最晚涉及的部分。探究中国园林形象在这些记录中的变迁,可以窥见英国社会对清朝态度的微妙而复杂的转变,该变化是由英国在此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整体想象以及英国身份意识的不断高涨所推动的。

“政治作家”的文学面孔:奥威尔与现代主义作家文学关系述评

“政治作家”标签掩盖了奥威尔作为现代主义文学拥护者的面孔。奥威尔频繁关注、评论和借鉴英国现代派作家,他膜拜乔伊斯表现生活之真实,钦慕劳伦斯洞察人性之深刻,对艾略特早期作品中真诚的绝望击节称赏,并在此过程中与他们产生了颇具意义的文学关联与交集。在政治入侵文学的激进年代,奥威尔旗帜鲜明地为现代派作家辩护,捍卫其美学尊严,这也是他本人坚持文学艺术独立性的审美立场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