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

合法、有效地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是规范涉案财物处置的时代新课题。在涉虚拟货币犯罪高发态势下,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已经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同关注。虚拟货币技术所表现的匿名性、去中心化、易跨境性等特征给公安司法机关的处置能力和传统涉案财物处置规则带来挑战。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关乎司法公正、基本人权及信息网络犯罪综合治理成效,需要立足于虚拟货币监管政策与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的兼容性,改革创新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方法,将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纳入涉案财物处置体系之中,同时强化技术手段在完善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制度中的作用,建立健全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全过程处置程序及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全生命周期监管链机制,保障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的合法性。

刑事涉案财产来源说明规则体系的类型化表达

为依法应对刑事涉案财产证明困难的挑战,近年来的立法不断增设被追诉人说明涉案财产来源条款。然而,这些说明条款分布零散,要素不够明晰,要求不够统一。同时,受概念思维的消极影响,学术界在认识该类说明时,择一性、封闭性地将这种说明的法律性质理解为权利、义务、证明责任、法律推定等,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能达成广泛共识。根据类型学原理,“出罪类说明”属于附条件的证明责任,应当严格限制说明主体,明确说明对象、内容、标准,遵循定罪程序规则;“从宽类说明”属于有限制的特殊法律义务,应当相对限定说明对象,适当区分说明内容与标准,适用量刑程序规则;“违法所得类说明”属于特定场域的特殊法律权利,应当拓展说明主体与内容,细化说明标准,规范说明程序。

案外人参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审理:属性、模式与程序

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如何处置既是实体法问题,亦是程序法问题;不仅关涉案件事实准确认定,亦涉及诉讼参与人财产权利保护。传统诉讼模式下,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内容阙如。经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确立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审查程序,为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审理提供程序空间。在此基础上需明确案外人参与审判诉讼地位,细化程序内容,构建具有诉讼化属性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

非法集资涉案财产追缴与处置问题研究

非法集资案件中,涉案财产的追缴与处置是集资参与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妥善规范追缴与处置非法集资涉案财产,不仅涉及法益修复,而且有助社会矛盾化解。但司法办案实践中该类案件涉案财产的追缴与处置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对此,检察机关应积极转变理念,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作用,立足经济视角,探索建立在检察机关监督下,司法、行政等相关部门及第三方机构共同落实推进的非法集资案件涉案财产追缴与处置以及保值增值机制,为最大程度的为投资人挽回损失、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涉黑案件财产处置的难点及解决方法探析

涉黑案件案发量大、涉黑金额高、权属关系复杂,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固然重要,能否对涉黑财产进行有效的处置也是治理本罪的核心问题。传统刑事诉讼对涉黑财产处理过程中存在重“对人之诉”,轻“对物之诉”,刑事定罪与债权保护之间发生冲突。具体可能存在合法财产与“涉黑”财产区分难、被害人及利害关系人合法财产权益保障难、资金流转复杂、缺乏有效的财产处置程序等难点,现行刑事治理方案已不能完全适应涉黑财产处置的需要。为此,应当重视对涉黑案件财产的处置,积极推进并构建更加完备的财产处置机制。

动态平衡视域下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的运行

动态平衡是一个哲学范畴,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还具有实践工具价值。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是由主体、客体、对象等要素构成的系统,其与动态平衡具有内在关联。动态平衡能够作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运行理论基础的原因在于其揭示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产生、运行的本质原因,其是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存在、运行的内在根据,其还反映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有序运行的含义。正是因为动态平衡与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运行紧密相连,其对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运行具有启示意义,其不仅表明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无序运行的本质,而且指明了纠正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无序运行的节点,还是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权有序运行的根本方法。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规范路径探析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评估难、内部操作流程梗阻、实际做法与法律规定相脱节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坚持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原则的基础上,应明确财物处置的法律规范,实施分级管理,优化财物处置的操作流程,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提高处置过程的透明度与效率。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多元化治理及其路径

当前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模式存在涉案财物认定不清、管理不当以及财产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问题。在当前诉讼社会的背景下,公检法三机关对于涉案财物处置不应局限在单部门的管理上,而应当从多元化治理的角度出发。从主体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有效升级以及治理内容的良性互动三个层面出发,阐释了涉案财物处置过程中多元化治理路径的具体运用和未来展望。

涉案加密数字货币审前处置的类型分析与程序规制

加密数字货币作为涉案财物的新兴形态,应当被纳入刑事处置的范畴。现有针对加密数字货币的审前处置活动,或可能在行使层面侵犯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或可能在诉讼层面无法妥善实现财物保管、推进的需求,亟待指引和规制。涉案加密数字货币的审前处置监督方式,多为监督体系未成形下的行政化监督、事后监督,监督透明度低、效果不理想。为此,应结合涉案加密数字货币的三种处置类型,从纵向与横向两个层面着眼,搭建规制加密数字货币审前处置的程序框架。纵向层面,配置合法合理的程序运行规则,一方面以涉讼主体为基点明确各方责任;另一方面,以全流域监管为导向形成内外监督。横向层面,完善权力制衡的技术应用体系,对程序性强制处置措施、准实体性处置措施以及延续性保管措施进行技术性完善和监管。

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模式的重塑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新型经济犯罪中越来越多的涉案财产以虚拟形式生成与储存。然而,我国目前对于虚拟财产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处于空白状态,司法实践做法不一。新型经济犯罪中的虚拟财产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管理难度较大,现有的管理模式导致涉案虚拟财产保管手段的特殊性被忽略,从收集到执行的技术性被割裂,对犯罪事实的证明性被限制,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性被阻断。为应对这一挑战,有必要搭建统一管理的专业性机构,把控管理流程的手段与风险,创新价值性证明的评估方式,保护涉案公民的数字性权益。在此基础上采取一站式管理模式,并对一站式管理模式的理念、权责、对象和数字化管理方式进行了明确,助推涉案财产处置工作现代化。

刑事涉案财物的概念探析

刑事涉案财物的概念有助于加强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在刑事涉案财物概念方面的协调,弥合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刑事涉案财物概念的分歧,从而为规范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打下基础。刑事涉案财物是公检法等机关在办理涉嫌刑事犯罪案件过程中获取的与案件相关的财物,其与罚没财物、赃款赃物、证据、刑事涉案物品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区别,主要包括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违法所得、违禁品等。

刑事特别没收处理措施的困局与重构——以我国《刑法》第64条为切入点

对于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的刑事特别没收处理措施的理解与适用,在立法、司法和学理领域均存在一定偏差且互相龃龉,需要厘清及重构。刑事特别没收是对物独立的实体处分措施,与犯罪人的罪责和人身危险性无关。追缴和责令退赔是没收与返还的前置性程序处理措施,追缴和没收的适用对象包括违法所得、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责令退赔和返还的适用对象包括违法所得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责令退赔是追缴的替代保全措施,应优先适用追缴。追缴或责令退赔而来的利益应优先返还被害人,余下部分予以没收。没收后仍存在退还原权利人的可能性。

第三方机构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的困境及优化路径

当前,第三方机构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已是大势所趋。第三方机构处置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设计与实践样态的双重驱动;二是第三方机构与公安司法机关处置能力强弱的二元格局。通过对处置实践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公安司法机关委托第三方机构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存在启动程序随意、估价方式简单以及处置币流向的违法违规等问题。规范第三方机构处置虚拟货币的行为,应当符合我国刑事制度的基本逻辑和虚拟货币的特点。因此,公安司法机关需要从虚拟货币的处置流程入手,严格限制启动的程序,合理优化价格的评估,有效规范处置币的交易。

涉案财物处置的概念厘清

涉案财物处置是关系到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问题。实践中对涉案财物处置基础概念的认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实体法意义上的涉案财物包括违法所得、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其中没收违法所得是基于“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获得利益”的对物的强制处分措施,不具备惩罚性功能和赔偿性功能;没收违禁品属于保安处分措施;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是国家对个人滥用财产权进行干预的对物的强制处分措施。应当在正确把握追缴、责令退赔、返还和没收等概念的基础上,规范适用涉案财物处置措施。

公安机关先行处置刑事涉案数字资产面临的困境及其突破

近年来,我国涉及数字资产的犯罪活动呈现上升态势,给公安机关侦查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数字资产价值波动性大,公安机关在法院判决前先行予以处置,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符合我国立法规定和国际司法惯例。目前,公安机关面临数字资产扣押难、保管难、保值难的技术障碍,启动权与执行权合并模式异化出处置机关权力行使过慎和过滥的错误倾向,受托第三方公司的处置也存在违规隐患。因此,有必要构建“集中统一平台+第三方”的处置模式,由检察机关负责启动先行处置,公安机关负责后续的具体执行。在数字资产先行处置过程中,要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知情权、异议权、救济权等权利,真正实现程序的规范公正和公开透明。

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处置的比例适用及产权保护

我国《反有组织犯罪法》设置专章,规定了涉案财产全面调查、实体处置措施及程序规范,在贯彻“打财断血”刑事政策的同时,注重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加强企业产权保护。在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背景下,涉案财产处置和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与司法仍存在不足。在比例原则视角下,在刑事处置方面,办案机关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涉案财产的范围进行限定;对追缴、没收与责令赔偿、罚金、没收财产进行功能界分;对追缴、没收违法所得收益、等值财产、第三人财产的实体处置措施限制适用,并依法退还与案件无关财物,即时返还被害人合法财产。同时,在涉案财产强制措施必要性审查、涉案财产认定和处置的刑事推定方面予以程序规范和制约。在产权保护方面,应当明确涉案财产及其处置的民法属性与法律后果,克服“先刑后民”的传统思维,促进刑民衔接;从利益衡平角度,合理区分涉案企业及员工的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尽量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并通过涉案企业合规治理,实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

非法集资案件财物处置刑民交叉的规范路径

非法集资类案件必然涉及到刑民交叉的问题,相较于一般刑民交叉案件的财物处置,集资类案件的财物处置有其特殊规则,强调多方利益平衡,集资者参与的民间借贷一律纳入非法集资范围,并设置了专门的行政化处置程序。这些处置规则,在强调集资参与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忽视了非集资参与人的权益,不区分"同一事实"与"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先刑后民时未明确法院的民事生效裁决应如何处理,行政化和刑事追赃两种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均难以处理非法集资财物处置中的复杂关系。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应当细化民间借贷的认定标准,依法判断民间借贷是否属于非法集资范围;先刑后民时明确民事生效裁决可作为财产处置依据;同时处置涉案财物程序应司法化。

论相对独立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之建构

公正处置涉案财物是刑事司法领域贯彻保障公民财产权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涉案财物处置依附于定罪量刑活动,对于涉案财物事实缺乏实质性审理,这一“合一型”模式不利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迫在眉睫。考虑到与定罪量刑程序的紧密衔接及涉案财物事实的复杂性,吸收量刑程序改革的有益经验以及实践先行带来的启示,当前应建构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促进涉案财物处置的公开化、透明化,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最大程度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依申请或依职权启动,通过发挥庭前会议功能,接受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争议及主张,决定是否开启针对独立性财物事实的专门审理,实现实质性审理。同时,应根据证明责任设置分层次的证明标准,在发生事实认定错误时进行必要的程序回转,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若干检讨——基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分析

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于解决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适用范围方面,立法从案件性质与逃匿时间两方面加以限制,实无必要性。在案件证明方面,应当在检察机关与利害关系人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明确相应的证明标准。为保证没收裁判具有可执行性,应当建立体系性的财产保全措施。

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立法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律渊源庞杂、分散,效力层次低;概念界定模糊不清,术语混淆使用,造成逻辑混乱;立法内容的粗放、缺漏、矛盾问题严重;以打击犯罪作为立法价值理念,忽视了对财产权的保护,以部门利益为导向,部门色彩浓厚。立法的缺失,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混乱,不利于对被追诉人、被害人和案外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因此,要确立起打击犯罪和保护财产权并重的立法价值理念,调整立法模式,提升立法层次,并修改、补充立法内容,以增强法律法规的完备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