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闲置水权收储的法律性质

为规范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界定因散见各地方水权规范性文件而缺乏明确边界的闲置水权收储行为的法律性质,将闲置水权收储的特点与常见行政行为,包括行政许可撤回、行政征收、行政处罚与行政协议解除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基于闲置水权收储规范存在缺少信赖利益、补偿条款、负面评价与协议形式的特性,导致闲置水权程序无法归类于现有行政行为体系之中。指出应分别针对财产权社会性义务与行政协议解除的方向进行调整,在减轻其行政限制程度之余,明确闲置水权收储应作为终局手段,在其他催告手段穷尽之后再行实施。

“生态银行”制度的形成、定位与展开

“生态银行”以特有的“分散-集中”理念、三方主体和“资源-资产-资本”三级交易流程为实现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迈出创新之步,在符合保护优先原则的基础上,未超出立法边界,具备规范化的制度支撑。目前中国“生态银行”的发展总体上停留于地区之间的交流,多元化的试点运作模式致使称谓略显杂乱,依托于政策支持的试点推广方式导致其在制度与实施层面的规范性欠缺。尤其是模糊的法律定位为“生态银行”的规范化带来前提性障碍,在其影响下法律表达不清、法律依据不足、保障措施不力的三方面困境阻碍了这项有益经验的制度建构。“生态银行”不仅承载着利益衡平的使命,是在环境公平和环境效率有机结合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适宜制度,还符合环境立法体系化、精细化的阶段性要求,是以适应性立法实现环境法规范性与功能性动态平衡的理性选择。故应在正确认识“生态银行”法律属性的前提下,将“生态银行”优先纳入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归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予以特色规定,作为一项制度化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与政策性绿色金融机构予以区分。在此基础上,“生态银行”的制度建构应采用“整体思路+路径展开”的方式,遵循“生态补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银行”的体系定位和政府主导的责任原则,针对制度建构的现实困境,从规范表达、法制体系构建、保障措施完善等三方面优化“生态银行”制度,实现与现有制度的适应性衔接,最终形成环境法制与环境政策协调合力的制度规范体系。

我国老年人居家养老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老年人居家养老权益保障最主要的问题是法律制度保障。我国已经构建了相对完善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根据老年人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进一步明确老年人在意思自治、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等方面的法治需求。在老年人人身权益保护方面强调保护老年人婚姻自主权,强化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义务,尊重老年人的人格尊严和意思自治(包括建立健全生前预嘱和成年监护监督等制度)等权益;对老年人的财产权益保护主要表现为提高老年人财产保护意识,着重保护老年人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各项财产权益,使老年人实现居家养老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科斯产权理论批判--马克思财产权社会义务理论的比较视角

科斯的产权理论是个迷雾:外部性的真实内核及其隐含的产权观点鲜有人知,庸俗化的科斯定理却广为流传。通过揭示《社会成本问题》的证据、逻辑缺陷及其价值观偏见,本文厘清了科斯对于外部性责任界定问题的真实态度:排污是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受害者应承担赔偿责任或采取预防措施;科斯产权理论的真实意图是:以效率之名,施否认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之实。乔装的科斯定理被视为现代产权理论的拱顶石,成为鼓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武器。与持公平理念的马克思主义财产权社会义务理论比较,私有制的辩护性和有关外部性政策建议的时光倒置,注定了科斯产权理论的虚妄与落后。

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主体的法律建构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主体的确定是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运行实践中的首要问题。基于生态保护补偿主体理论及国内外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对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主体的法律建构进行分析。首先,识别生态保护补偿主体、受偿主体,并对主体法律关系进行类型化探索。其次,按照“权责一致、分类分级”的原则,依据地方政府作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执行者、生态保护补偿的受补者等不同角色,强化对地方各级政府职责的规定。最后,细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主体的权利义务,明确生态保护补偿的最终目标、补偿期限、补偿的考核标准等,强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在实现环境保护目标上的实效。

论劳动权在我国宪法上的定位

劳动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理解我国宪法上劳动权的概念,需要避免由从劳动法律关系出发来界定劳动权内涵的“逆向推导”逻辑进路所造成的理论误区。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宪法规范结构和设置目的上的差异,劳动权具有不同的性质,但亦存在趋同现象。我国转型时期劳动权的性质通过宪法解释呈现出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双面性。由此,以国家义务层次为导向的劳动权一体化保护,恰好与其形成对应关系。通过劳动权形成权利均衡机制,有助于重建我国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宪政共识。

农地外部效益保护研究

研究目的:从农地外部效益角度,探讨农地保护产生机制及其政策缺陷,寻求改进措施。研究方法:现象溯因法、逻辑分析法。研究结果:农地保护实质主要是出于农地外部效益的考虑,政策缺乏公平补偿的经济激励而易失效。对症下药的构想是:增设农地外部效益财产权赋予农民,国家筹资组织购买以实现补偿。研究结论:界定与保障农地外部效益财产权是未来农地保护政策改进值得思考的选择。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主体与对象分析

从补偿与产权的一般关系,分析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涉及到的耕地产权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主体和对象。补偿主体包括中央政府、未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地方政府、非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补偿对象包括拥有耕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耕地未承包到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过多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地方政府。

主观权利与客观价值——基本权利在德国法中的两种面向

对基本权的属性,各国宪法一般都强调其作为权利的特征。德国宪法理论却在基本权作为主观权利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基本权作为客观价值决定的属性认定。客观价值说极大地丰富了基本权的理论,亦使基本权的功能有了很大扩展。本文也因此通过分析基本权利在德国法上的这两种面向,以及由这两种面向所衍生出的特定功能,期望展示出基本权更为丰富的内涵型塑,并期望能在比较法的意义上,为我国的基本权理论带来启迪。

环境物权的本质与功能

环境物权是对传统物权含义的深化,其中融入了物权的生态价值,并具有不同于一般物权的客体。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作为社会稳定调节器的法律也应该体现出这一理念。新《物权法》对环境保护作出了一些规定,但还不能满足生态保护的要求。环境物权本质上也是一种权利,它具有一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确立物权的生态价值即是使环境物权法定,这对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构建理论模型,探究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考虑到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起步较晚,只利用短时期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可能存在伪回归现象,选取2000—2014年31个省级区域的省际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及ADL模型,分别对长、短期变量关系做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短期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经济增速呈负相关关系,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应采取适应经济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而非盲目跟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就长期趋势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由弱至强的平稳过渡是保证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

农地外部效益内在化与农地城市流转控制

农地比较效益低下,但具有显著的外部效益,不考虑外部效益的农地城市流转个体决策与考虑外部效益的社会决策不一致是实行农地保护的重要依据,其政策失灵部分在于保护区农民无偿提供外部效益而缺乏保护诱因,改进思路是在运用强制性管理手段的同时,农地外部效益经济内在化,提高农地效益,具体运作包括保证农民享有较大决策权、全面评价农地效益、增设农地外部效益财产权、赋予保护区农民并支付农地保护补偿专项基金以及使保护区获得更多的公平发展等。

土地改革的法理初探——基于财产权的社会功能学说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财产权社会义务思想最早产生于1919年魏玛宪法。本文认为,该思想最早出现于1886年哥伦比亚宪法,后出现于1917年墨西哥宪法,之后风靡于拉丁美洲多个国家。学界对社会义务思想的误读,既根源于对法国社会功能学说,尤其是对狄骥思想的缺乏认识,也根源于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土地改革,尤其对墨西哥土地改革的缺乏了解。对上述学术理论和知识上的缺失,导致了有的学者将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这一立法原则,与征收这一财产权的限制方式混为一谈,从而误读了由于财产负有社会功能,意味着产生了财产的社会义务,又由于财产的社会义务,导致了财产征收的正当性法理。

产权改革、社会资本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基于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湖北省379份农户问卷调研数据,从产权改革、社会资本两个维度选取12个观测指标,并以交易费用为中介变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产权改革、社会资本以及交易费用是影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的重要因素。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改革越彻底,网络、规范、信任等社会资本越高,设施管护效果越好;产权改革及社会资本还可以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升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效果。以农户用水需求及工程盈利能力为调节变量进行多群组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显示,用水需求高的农户,随着社会资本的提高,设施管护效果要显著好于用水需求低的群体;相较于低盈利能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高盈利能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效果受产权改革的影响更大。

南方最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南方企业自主创新

构建了一个扩展的南北贸易模型,讨论了南方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定因素及其对南北双方福利的影响。在模型中,南方政府内生决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北方厂商内生决定研发投资水平和市场竞争策略,南方厂商内生决定自主创新或模仿。研究发现:南方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北方存在差异;当南方厂商模仿北方厂商的技术时,南方执行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北方福利和南方福利都造成损害;当南方厂商的创新效率较高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能激励南方厂商进行自主创新、改善南方福利。

公私利益平衡:比较法视野下的文物所有权限制与补偿

文物是历史之鉴证,也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承载着公共利益。因文物保护而对私人所有权进行限制的理论和制度普遍存在。但要求一部分人为全社会共同利益做出特别牺牲而忽视其正当权益,将导致公益与私益的失衡,违背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偏离文物保护的根本目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文物所有权限制理论与实践存在差异,补偿范围和方法也不尽相同,其中有些经验可为我国建立文物所有权补偿机制提供借鉴。我国文物立法应明确对私人所有权限制的补偿,对受偿主体、补偿范围和补偿方式做出规定,引导所有权人更加科学、合理地利用文物,平衡公益与私益,实现文物保护和私权保障的双赢。

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本质:民事财产权关系

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法律定性,直接决定与之相关的主体制度、权利义务内容,责任承担方式等。流域补偿的基础是作为保护地的上游区域开发利用资源有关的财产权受限所导致的利益不均衡,而引入的新的利益配置模式。流域补偿体现了发展权和生态利益的再分配,本质上是民事财产权的运行,进一步讲,是独立的资源物权主体之间的物权处分关系。流域补偿民事财产关系的证成,对于改变长期以来依赖中央政府投入的现象、减轻中央财政负担,理顺流域补偿的主体关系,以及完善保护者的救济途径等,意义重大。

知识产权侵权认定及损害赔偿研究

知识产权的权利保护范围是权利存在的基础。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包括相同特征和等同特征。商标权的效力范围有专有使用权和禁用权的区分,混淆理论是划定商标禁用权范围的理论基础。著作权的保护范围为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或体现于表达中的“独创性”因素。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的二元归责原则体系。我国法律刚刚建立的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还有待完善。

个人所得税作为财产权限制——基于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初步考察

传统上,个人所得税被认为与财产权保障无关。但在财产权的保护范围从"物"向"财产利益"、从"存续保障"向"价值保障"扩张后,所得税开始被纳入财产权的问题视野。个人所得税应被界定为财产权所应承担的社会义务,而非对财产的征收。征收个人所得税,应当作为对财产权的限制而接受合宪性审查。宪法上的比例原则、本质内容保障与税法上的量能课税、半数原则等有学理上沟通的必要。

财产权的公共性

财产权兼具个人性和公共性。财产权公共性源于权利的排他性和资源稀缺,其正当性基础在于财产应承多元价值、财产源于社会和实现自我价值等。财产权私法上的公共性体现为限制财产权取得能力、强制剥夺财产权、限缩和扩张所有权、强制使用许可等;公法上的公共性包括征收、征用和使用管制。财产权公共性很难通过限缩财产权排他效力建构,而需诉诸“权利束”观念。征用与使用管制规范的区分标准是财产价值受损的程度,我国可参酌市场价格,统一裁决标准。公法和私法对财产权的限制均需符合比例原则,权利人在一定时限内未开发土地的,其私权不应无偿丧失。财产权公共性的密度和强度应区分不同财产类型设定。数据资产具有突出的公共性,可通过将“权利束”改造为“权利树”观念赋权,以权衡各方的数据法益。虚拟财产应界定为财产权,且通常不具有公共性。公共数据应严格界定,以与个人信息权益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