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笔”之病犯论南朝“文笔说”

关于"文笔说"的讨论至今已延续良久。人们一直关注于其在文体分类中的作用。在《文镜秘府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笔"亦存在病犯,强调句中宫商和谐,且句末不押韵。由此我们得出,"文""笔"之分,应该是骈体的写作方式在南朝时流行的体现。唐代"文笔"说的式微也与骈体的衰落有关。从这则材料还可以看出南朝人对声律的重视和探索,但这并不足以构成"纯文学"观念形成的依据。

宋代《伤寒论》歌赋类著作特点研究

宋代出现了歌诀、辞赋类的伤寒著作,反映了当时伤寒学的蓬勃发展和普及特色。梳理现存的五种宋代《伤寒论》歌赋类文献,对其著述体例、主要内容以及理论渊源进行剖析,归纳总结其特点,以明确两宋时期伤寒著作的多样性。

晚期桐城古文派中的衡水人

桐城古文派自兴起以来,其师徒的传授始终以江南人为主。但自从张裕钊、吴汝纶北来直隶之后,这种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两人的弟子绝大部分为直隶人,而在直隶人中又以衡水人居多,其中更有贺涛等这样的晚期桐城古文派的代表人物。因此晚期桐城古文的中心在直隶,而这一结果的取得,衡水人功不可没。

论北宋前期论体文的特征

北宋前期是宋代论体文的发轫阶段,这一时期的论体文的整体特征较为明显。思想内容由于受时代思潮与现实政治的影响,呈现出以儒为主、三教融合的趋势。创作主体则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对论体文的品格有较大影响。艺术上的整体特征也开始显现,如体制上普遍要求主于求理(儒家之理),以资于用;风格上则有义尽语简与致密奥博的不同;语言上间用偶俪,但以散语为主。

《论衡》修辞技巧的运用

王充《论衡》的修辞技巧,是后人略于论述的,且没有详细的探究。王充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修辞观,考察《论衡》的修辞艺术,它的譬喻的精妙通显,尤其是类比修辞对后世鉴赏的影响特别重大,它的对偶、排比与引用的运用增添了其文学色彩。《论衡》修辞技巧的运用彰显着汉代政论散文的成熟。

儒道思想对阮籍“论”体文艺术风格的影响

阮籍是正始时期颇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论体文体现了儒道思想对他的影响及其思想转变的轨迹。早期之论归本儒家,行文沉稳,论述严密,颇具儒者敦厚之风,后期之论则气盛调远,自然飘逸,尤显道家寥廓恢宏之貌。由此可见,文士思想之转变直接影响其文风的变化。

“论”体文与中国思想的阐述形式

"论"是一种独特的说理议论文体,它关注抽象义理,与阐发经典大义的"传"与"记"较为接近,但主题更集中,其超越性的品格与务实和功利的"策"不同,在形式上,吸收了"辩"的因素,以形成辨证群言的反思性格局。"论"在八代最为繁荣,与当时注重反思的思想环境、佛教流行等因素密切相关。"论"在中唐发生重大转型,偏重实用性与修辞性,成为科举的重要文体。"论"体文的演变,对于反思中国思想阐述形式的变化,有积极启发意义。

散文研究去向何方——以东西方《孟子》研究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朱熹的《孟子》文章学的研究,强调其解读实践对我们从事散文研究的启示,即从章句进入,并超越章句,经过文章学的途径,进入理解和阐释,这一方法体现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意法论"精神。在与东亚《孟子》研究的比较中可见,朝鲜时代的《孟子》解读多从义理着眼,重"意"轻"法",而日本的文章学又不免重"法"轻"意"。通过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梳理,以及与东亚和欧美批评传统的比较,本文旨在凸显"意法论"的现代价值。今日的散文研究或可循此方向继作探讨。

类比思维与一分为二:论中国古代散文写法的两种向度

中国古代散文的写作自有一些特殊的规则,但"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传统使这些规则常常隐没不彰,令人习焉难察。贾谊《过秦论(上)》为论说文中的典范,其写法采用了自《战国策》问世以来所风行的类比思辨,但关键处却没有坠入日常类比思辨的陷阱;与之相反,戚蓼生的《〈石头记〉序》则完全采用了传统古文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典范写法,完全无视从短篇散文到长篇小说的根本变化,使其对《石头记》的称颂与实际显得不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