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RCEP到CPTPP:浅析两大协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启示

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代表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特别在全球数字变革的风口下要注重数字变革与知识产权协同保护。通过对比RCEP、CPTPP两个协定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找到两个协定在著作权和相关权利、商标和地理标志、专利和关于知识产权权利实施的执法程序等方面有相同点,但在版权和相关权、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方面不相同;基于此分析两个协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影响与挑战,预测国际知识产权的变化趋势,提出对标国际知识产权新规则的中国方案,包括全面加强数字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构建良好的数字产权发展环境、提升知识产权转化效益、推动国内产业创新发展、推进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强调中国应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事务,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日后参与制定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打下基础。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出口贸易

本文基于1996—2013年对40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数据,利用引力模型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中国出口贸易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中国出口贸易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且对出口贸易集约边际的影响远大于对出口贸易扩展边际的影响;分行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中低技术和高技术行业出口贸易边际的影响更显著;分国别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中国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出口发达国家的贸易边际的影响程度远大于中国同类行业出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边际的影响。

卡-梅框架下我国物权保护规则的配置研究

作为法经济学分析方法,卡-梅框架打破了传统不同法律部门间的樊篱,转而以行为结果模式,将物权的法律保护方式类型化为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禁易规则,清晰展现出三种规则在制度效率上的功能。我国现行物权保护立法存在行为规则与结果规则配置失衡的问题,使制度效率不彰。基于卡-梅框架的分析,《民法典》物权编立法应在行为规则与结果规则之间达到平衡,确立同一物权违法行为的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明确财产规则和禁易规则的行为结果,规定责任规则的适用条件,增设惩罚性责任规则,赋予禁易规则以结果性规定,从而提升物权保护规则的整体效率。

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创新环境的优化和改革

新常态下,经济面临结构性减速,消费、投资和出口增长进一步放缓。这些新环境能否迫使企业从依靠投资转而向依靠创新发展?"低成本"创新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企业主要的创新模式,但是由于近年要素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不再具有优势,而且国内技术前沿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模仿和山寨式创新难以维持,需要营造企业自主创新环境。本文针对目前阻碍自主创新的金融市场、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政府管制等环境进行分析,并进一步从抓新机遇、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负面清单"管理以及培育互联网领先市场角度给出了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建议。

论我国物业税税制改革的制度环境

我国的不动产资源日益丰厚,物业税具有极大的挖掘潜力。虽然目前人们已注意到,不合时宜的税制设计及薄弱的征管机制是物业税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但现实却是改革步履维艰。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土地出让金、高房价等外在因素左右,而确保物业税制改革成功的制度环境(有效的配套制度)的缺失才是真正原因。主要体现在:不清晰的产权环境导致物业税制形成发展缺失法律基础;不规范财政分权导致物业税发展缺失财政体制基础;地方政府治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导致物业税制改革缺失政治基础。因此,必须深入研究现行物业税制改革的制度环境即影响现行税制的潜在因素,以此为依据建立健全物业税制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因素。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技术现状与展望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是法律保护、经济驱动之外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基础与保障。本文着眼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技术的现状,介绍了目前在我国存在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提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技术与国外的差距及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

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本质:民事财产权关系

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法律定性,直接决定与之相关的主体制度、权利义务内容,责任承担方式等。流域补偿的基础是作为保护地的上游区域开发利用资源有关的财产权受限所导致的利益不均衡,而引入的新的利益配置模式。流域补偿体现了发展权和生态利益的再分配,本质上是民事财产权的运行,进一步讲,是独立的资源物权主体之间的物权处分关系。流域补偿民事财产关系的证成,对于改变长期以来依赖中央政府投入的现象、减轻中央财政负担,理顺流域补偿的主体关系,以及完善保护者的救济途径等,意义重大。

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影响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口贸易产生了市场扩张和市场垄断两种力量,其最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比。文章基于1997～2010年我国各省市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数据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影响发现,总体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市场扩张效应显著,有助于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但受其他控制变量影响,知识产权市场扩张效应呈现出不同的门槛值。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口贸易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以市场扩张效应为主,中部地区市场扩张效应不明显,而西部地区则以市场垄断效应为主。基于这样的研究结论,为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应培养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转变进口观念,积极扩大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培养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健全人力资本形成与供给机制。

论不动产税制改革与产权保护

从实质看,不动产税是对不动产产权的征税,产权保护是不动产税制良好运行的法律基础,上述结论在世界主要转轨国家的不动产税制改革过程中得到印证。而我国目前不动产产权格局是城乡二元结构、房地二元结构和城市多种产权性质的房产并立。如何在产权极其复杂的基础上开征不动产税,这是不动产税制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难题。可以预见,不动产税的开征是产权保护工作中的推进器,而产权保护则为不动产税的开征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环境。

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完善与农民权益保护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的合理配置和流转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然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也存在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位、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农民土地产权权益被侵犯等新的制度问题,需要采取明确土地产权主体、稳定集体土地承包权并辅以定期微调、规范政府征地行为等措施,加强对农民权益的保护。

传统中国的土地产权分立制度探析

传统中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土地所有权观念与制度,其最典型的特征便是产权分立。西周分封制度之下的井田制、北魏至唐的均田制,都是在土地国有前提下土地产权分立(分割)的例证。五代至北宋土地私有化愈演愈烈,但又兴起了土地集体共同所有的土地制度;明代中叶以后,永佃权与"一田两主"的土地产权分立方式又大行其道。总的来看,在土地所有权分立的条件下,"土地公有"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土地集体共同所有的方式同样影响深远;而私有土地的所有权与占有使用权("占耕")的分立,以及土地所有权本身的分割,都是民间行之已久的习惯。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土地产权制度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视角

本文将技能劳动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引入价值链分工的分析框架,构建一个开放经济模型,运用CGSS调查数据和相匹配的省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具有多维性,不仅直接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其效应还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本文证实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未达到一定水平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微弱;当知识产权保护过度时,会对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形成较大的门槛效应;只有当知识产权保护处于适宜水平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才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发挥最优促进作用。另外,不同技术层次行业、不同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物权私法保护方式的体系纷争与调和

我国现行法对物权的保护,除自力救济与不当得利之外,确立的主要是物权请求权及其从请求权与因侵害物权的行为所生的侵权责任分立的双重体系,这既与德国民法上物权请求权及其从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的双重体系不同,也与英美法系单一的侵权责任形式有异。物权请求权及其从请求权具有独立的价值,不可被侵权责任所取代;侵权责任方式扩张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以及消除危险,是现代侵权法的发展趋势。恢复原状请求权属于侵权责任方式而非物权请求权。

论物业税制改革的产权法律基础困境

物业税税制改革由"空转"转为"实转"的时间表迟迟未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尚缺不动产产权清晰的"东风"。《物权法》出台为物业税的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前期准备,但远未能解决物业税改革面临的法律产权瓶颈。而中国目前不动产产权格局是城乡二元结构、房地二元结构和城市多种产权性质房产并立。可以预见,物业税的开征是产权保护工作中的推进器,而产权保护则为物业税的开征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环境。

中国台湾地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考察——兼谈其对大陆的启示

该文分析了中国台湾地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立法情况,认为其对大陆地区具有重要的启示,通过吸取其有益经验能为大陆知识产权保护刑事立法改革和完善提供思路。

论提高不动产产权保护精准度的若干问题

所谓产权保护精准度,是指产权保护在执法和司法实践方面符合规定标准的程度。评价不动产产权的执法保护精准度,应当以确权登记中对不动产物权法律关系的客体、主体和权利义务的明晰程度为基础。其中,不动产产权客体界定精准度在证据法的意义上具有证明性和法定性,不动产客体界定的精准度应是评价产权保护精准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不动产产权客体界定是确权登记的前置条件,客体界定的精准度不仅事关确权登记质量的优劣而且事关不良后果的法津责任,所以为保证政府的公信力,必须重视客体界定的精准度,在落实产权保护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法规方面,应当严肃态度、严格要求、严苛执行。

TRIPS协议下中国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在中国承担TRIPS协议义务的背景下,考察了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TRIPS协议的差距。以此为基础,通过文献资料、比较考察、案例分析,论证了引入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并针对侵犯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犯罪对象的特殊性。

不动产税制改革的产权瓶颈探析

不动产税是对不动产产权的征税,产权保护是不动产税制良好运行的法律基础。由于我国目前不动产产权格局是城乡二元结构、房地二元结构和城市多种产权性质的房产并立,致使房地产市场滞留多种产权问题。因此,不动产税的开征是产权保护工作中的推进器,而产权保护则为不动产税的开征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环境。

晚清民国赣南房产契约惯习分析

晚清民国江西赣南房产契约中有很多地方惯习,如对房屋、地基等房产产权要素的说明,产权边界的规定,以及对公共空间、公共设施的处理等,这些惯习也是地方法秩序的一部分,它们对房产买卖起着规定作用,这些惯习在其他省份有不同的表现。明清以来的城市房产交易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随着更多城市房产契据的整理与出版,房产契约研究将得到学术界的更多关注。

清末民初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个案考察

受西方法制影响,中国于清末民初正式开始了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此间知识产权立法主要与著作权和商标权有关,这正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础。清末著作权审判个案表明,司法对著作权的保护有限地突破了法律规定;民初的商标权审判案例表明,作为司法审判依据的知识产权立法还不够完善,法官有时只能依据法律条文、民事习惯以外的实定性较弱的"条理"来进行裁判。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是按案件性质,分别由法院中的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庭审理。这种分散审理的机制带来审判资源配置不合理,诉讼管辖混乱,救济程序繁杂,当事人维权成本高昂等一系列问题。随着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有望消除目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存在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