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实克和夏志清的鲁迅研究及其方法论反思

普实克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启了迥异的学术思路和研究范式:普实克同 情中国革命,以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肯定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品格,褒赞鲁迅的历史功绩;而夏志清 受新批评派的影响,重视对作品自身价值的鉴别与评价,加上冷战背景和历史偏见,他的鲁迅研究实 践了去历史化和矮化鲁迅的诉求。两人的这种学术分歧经过1961-1963年的“普夏之争”得到了更 为鲜明的呈现。本文结合普夏结缘鲁迅的历史背景,追踪他们学术实践的理论资源,辨析“普夏之争” 中各自的鲁迅观和鲁迅研究的特点或局限,最后反思普夏两人的文学史写作与政治偏见、作者意图、 历史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中国文学自调观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否如"革命"一样骤然出现?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试图从结构自身调节及演化的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结构并不总是处于静止不动的守恒状态。它不仅具有内部自我调节的功能,而且,当这种调节功能所起的作用改变了原本结构时,则会引发新的结构的产生。基于此,普实克认为,这种根本性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有一系列的连续变化做铺垫。这种连续变化就是中国古典文学进行自我调节的体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思想文化层面的改变,二是小说文体地位的提升,三是文学艺术手法的创新。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论述,普实克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自我调节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最主要及最根本的动力,外国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只是加速了古典文学走向现代文学的进程而已。

理论的张力:在史观与方法之间——重读普实克《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之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开创性与典范性的意义。重读普实克,可见其以结构主义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史观救弊的努力,但某种悖论性面貌也由此生成。在"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结构之上,普实克显示出一种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依托的整体性视野,并力图实现文学内外的打通与勾连,表现出其理论的丰富性与张力。

“普夏之争”的回顾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反思

普实克与夏志清之间有关《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论争固然有政治立场上的分歧,也包含相当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反思中我们更应该看到,这场论争实质上包含着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刻的学术观念和方法上的分歧与差异。论争中所涉及的学术观念和方法体现在多个方面,有些具有整体性质,有些只具有细节的意义,其中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学性质,也就是其研究中所谓"科学性"的落脚点的理解,以及研究中应该采用何种具体方法等是他们论争的焦点所在。重温这场论争对于深化现代文学史学性质和研究方法的理解,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与重建来说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结构主义视域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审美功能论——由“普夏之争”说起

夏志清批评普实克执迷于文学的历史使命和文学的社会功能是意识形态的说教,但是其所言比较偏颇。普实克是以一种科学的态度,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呈现中国现代文学重视文学社会价值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且在普实克看来文学功能是随着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因为有了结构主义的参与,完全不同于机械马克思主义的论调。普实克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也同样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作家必须要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只是作家创作的一个基础,若是没有作家主观思想、个人经验的融入,没有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加工,文学作品仍然会失去其区别于其它意识形态产品的独特价值。

“普夏之争”的焦点和意义研究

20世纪60年代围绕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而出现的"普夏之争",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事件。通过对这场论争的焦点问题进行分析,可发现两人在知识向度、批评标准、文学史体例等方面的差异,其本质是两种文学思想的博弈。对"普夏之争"焦点问题的研究,可以重新发掘其中隐藏的重大文学议题,推进对文学研究中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的再思考。"普夏之争"指引文学研究者回到文学研究的原初问题,并对当下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与文学史研究都颇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

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三重维度——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布拉格汉学研究

布拉格汉学派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研究中国文学,同时也将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他们认为现实主义描写并非是机械的记录真实,而是描绘出社会发展的现实倾向。布拉格汉学派将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创作分为三重维度:第一重是客观现实中人与人的关系,即茅盾所述;第二重是作家本身与现实的关系,即郁达夫所述;第三重是所有主观和客观特点在社会和人物方面即将展开的发展趋势,即郭沫若所述。布拉格汉学派总结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也正是预见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

被遗忘的文本:五城康雄与普实克的来信——兼论《文学》月刊及其专号的成功

左联为纠正关门主义的"左"倾错误,促进左翼与非左翼的进步文学以及南北文坛的互动融合,于1933年推出左翼色彩不甚明显的《文学》月刊。刊物一经推出,大受欢迎。为在严酷的查禁政策中夹缝求生,从第2卷第3期起,《文学》连出四期专号,以转移书报检察官的注意。这既保持了《文学》作为一份文艺刊物的生命力与活力,亦从此慢慢扎稳脚跟,成为1930年代生存期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文学期刊。笔者在检视文献资料时,发现两封五城康雄与普实克写给《文学》编辑部的信件,这两份被遗忘的文本,展示了执笔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感情和态度,更可从中管窥《文学》及其专号的成功,与其对世界文坛的影响。

普实克的中国文学整体观及其独特性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受结构主义整体性思想影响深刻。普实克也是把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中国文学古今历史演变的整体性框架中来观照的,由此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深刻关联。普实克认为,文学革命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爆发并实现的,而是在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孕育并发展的,是中国文学自身传统发展演变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精神的承续,这种连续性的精神即中国文人文学的抒情传统。五四文学革命后,中国现代文学表现出鲜明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即是中国文人文学抒情传统的体现。普实克的论述既不同于胡适单纯从语言角度论述中国文学的连续性,也不同于周作人模糊古今文学的差异,还不同于钱理群、陈平原先生在世界文学整体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对中国大陆乃至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普实克的茅盾研究

普实克是欧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著名的汉学家,也是茅盾研究的先行者,其茅盾研究颇有洞见。他对茅盾作品"史诗"与"抒情"辩证的概括,具有"文学史家"的眼光,其茅盾研究具有系统性;相比较,夏志清的茅盾研究是一种卓越的发现与鉴赏,是一种"批评家"的评点。普实克的茅盾研究同时带有时代的印记,如二元式思维、对新文化激进主义的认同等偏颇。其文艺思想来源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欧洲的左翼化思潮,以及俄国的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文论。普实克及其承继者的研究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要一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