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汝霖及其《韩集谱注》考论

蜀人樊汝霖的《韩集谱注》是宋代较早的一部韩集注本,其体例承自嘉祐蜀本分体编排,在考订年月、勾稽本事、阐发主旨方面用力尤深,对后世韩集注释产生了深远影响,惜今已亡佚。现根据《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韩集举正》等书中所保存的樊注,梳理樊汝霖生平行迹,探讨《韩集谱注》的成书流传情况、体例及卷数等相关问题,并揭示《韩集谱注》的注释特色与价值。对樊汝霖及《韩集谱注》进行研究,有助于梳理宋代蜀地韩集注释谱系,推动宋代韩集研究和文学阐释学研究。

吕诲与濮议之争

濮议之争是发生在北宋英宗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对于英宗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尊号问题的争论,而实际上这个事件对北宋的政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在位时间仅四年的英宗来说,这场濮议之争耗费了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吕诲在濮议之争中的言行,亦对这场争论的变化起着一定的作用。从吕诲的角度入手,探讨其在濮议之争中的作为和影响,有助于揭示濮议之争背后更深层面的问题。

《普济方》对《伤寒杂病论》核心药物及药对配伍的应用

基于古代方剂数据挖掘系统,梳理了《普济方》对《伤寒杂病论》核心药物及药对配伍的应用情况,并对考察结果予以分析,旨在为临床对经方核心药物及药对配伍的应用提供一定的文献基础。

民族风格礼品包装设计

礼品包装不仅是一种商品概念,应更多地具有某种社会文化属性,它体现艺术与文化的内涵精髓,以本民族的文化审美趋势与要求为根本出发点,吸收与民族文化相适应的内在因素,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礼品包装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载体。

汉藏间的抉择:明代丽江木氏土官的文化认同研究

明代丽江府位处川滇藏三省交界地带,是汉、藏与麽些文化的交汇之所,此地麽些木氏土官家族成功地奉行一种双轨制的身份表述策略,一方面攀附强势的汉文化以求洗脱其“边鄙蛮夷”的族群身份,另一方面又面向康藏高原拓展军事和宗教上的辐射力。基于此探讨明代丽江府木氏土官家族如何借助文学、礼仪和宗教艺术来建构族群身份,抵抗“汉化”所喻指的整齐划一的历史叙述,如何在面对外来社会力量时建立起一种有效的调节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滇西地区独有的文化表述。

传说与历史之间——金代始祖函普研究

金代始祖函普兄弟由高丽迁徙分居各地,始祖函普调解完颜部内部血族争斗并确立赔偿之约的习惯法,娶完颜部贤女扩大宗族,凝聚部落。本文主要考证梳理始祖函普的生平及其当政时间问题、家室与族属问题、回归完颜部问题与历史功绩问题;探讨始祖函普传说历史化的过程,这对弄清金代来源演变问题以及朝鲜半岛与中国关系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学涵义辩正——兼论峻立汉学家法的思想史意义

明末清初,我国学界出现了一股摒弃宋明理学、竞尚古经的思潮,延至乾嘉,终成气象,史称:朴学思潮。很久以来,人们亦习惯以“汉学”名之。其实,清儒标榜“汉学”,并非单纯地意指汉代学术,而是在张扬一种崇尚,于内表现为学术理念,于外规制为学术范型,亦即形式上以考据为正统,观念上推崇汉儒经解,本质则是求真,同时还表达了强烈的“非宋学”含义。朴学的“汉学”化改造,完成于乾隆年间,最典型的标志是惠栋峻立汉学家法,可用二十字简括,即明源流、笃信汉、从古字、审古音、谨遵古训、鲜下己见,使考据学问有了明晰的规格,并为学界公认。峻立汉学家法使清代学术上了一个台阶,它既衔接了先导大师的反宋学传统,又抬升了治学的规格,改变了汉宋芜杂、规法不严的混沌状况,为朴学自主成军、出一宗派,继而占领全学界奠定了基础。

韩新民教授治疗学龄前儿童Hp相关性厌食的经验

[目的]总结韩新民教授运用中医药治疗学龄前儿童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相关性厌食的临证思路和效验方药。[方法]通过跟随韩新民教授临诊,记录相关医案、分析典型病例,从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方面总结归纳韩新民教授诊治学龄前儿童Hp相关性厌食的临证思路和效验方药,并举验案一则以佐证。[结果]韩新民教授认为学龄前儿童Hp相关性厌食病因是外感湿热,病机为邪犯脾胃,常见湿热困脾、脾虚湿困两种证型,治疗上强调清热化湿、运脾开胃,方选藿朴夏苓汤、自拟方运脾开胃汤应用于临床,疗效显著。[结论]韩新民教授治疗学龄前儿童Hp相关性厌食的临证思路和效验方药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值得推广。

唐代潼关述略——唐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之一

潼关号称“天险” ,其地南倚秦岭 ,北俯大河 ,控扼东西交通 ,是关中的东大门 ,历代为兵家所重。本文从山河形势、交通地位和唐代战例等方面进行述论 ,以明潼关的军事地理价值。

雷州与汉乐府

汉乐府《有所思》反映了雷州地区的珍珠和海南的玳瑁走进中国北方女子的妆饰世界,使北方的婚恋习俗焕然一新的一幕。雷州之所以能走进汉乐府,是因为雷州在汉代的外交和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雷州是西汉时期广东的两大首府之一,人口密度略超番禺。认识雷州上古史,对于今人承传历史开创未来,有重要意义。

蒲殿俊与四川保路运动(上)

蒲殿俊留学日本期间就十分关注川汉铁路。他不仅积极推进募集股金 ,而且首倡川汉铁路商办。他与留日学生的举措广泛动员了群众 ,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蒲殿俊留学日本期间的言行表现了他的智慧和才能 。

《抱朴子》神学的建立——早期道教与儒学关系的个案分析

面对丧失独尊地位的汉代政治神学,以葛洪为代表的新兴道教思想对传统神学进行了批判继承。在构筑自身神学体系时,葛洪分汉代儒学政治为思想与行为两部分,在承认现实政治与改造思想世界的同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确立为修仙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个人修炼中强调儒家道德的重要性。对传统道教信仰进行重构,建立不同于传统神学系统的新神学体系。

试论郭璞《游仙诗》对汉魏风骨的继承

初唐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这一说法不能成立。郭璞是东晋人,其《游仙诗》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汉魏诗歌相近,其诗歌精神实质是坎壈自伤,运用的表现手法是比兴寄托,抒情风格表现为激烈悲愤,这几个方面是对汉魏风骨继承与发展。《游仙诗》具备汉魏风骨特征。

中华族蒲氏源于中原汉族——蒲松龄原族源于中原汉蒲

在蒲学研究中,多年来尚未见有关中华汉蒲渊源的探讨。然而,却出现了般阳路蒲氏多民族归属的论述。有蒙古族、女真族、阿拉伯回族与汉族等说,对此笔者做过考辨,论定般阳蒲氏乃中原汉族。近年来,笔者发现《蒲氏起源》中将中原汉族的般阳蒲氏后裔蒲松龄纳入蒙古族蒲甘一支,同时又将蒲松龄归入到回族蒲寿庚脉下一支;而且再次将名人一节中的蒲松龄列入蒙古族论述。经过分析,以上两族所论确无列出重要且有用的依据。

西汉海伐卫氏朝鲜考论

元封二年,汉武帝派遣楼船将军杨仆率领五万楼船军"从齐浮渤海",同荀彘统领的陆军共同进攻卫氏朝鲜。从"外臣"到在其故地"置四郡",西汉对大同江中心流域的治理发生质的变化。同时,水路军队过渤海参与灭亡朝鲜的战争,不仅体现汉武帝时期航运水平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认识汉代的楼船,充实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赴朝鲜战争的相关问题,为学界对汉代战争史、航海史、海洋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蒲松龄与淄川韩氏

蒲松龄在淄川西铺坐馆授徒期间,与“淄邑大族”韩氏子孙交往颇多,但流传至今的史料少有记载,主要有以下四则:蒲松龄与韩冲当有交往,韩冲去世后,蒲松龄撰写祭文、挽联,深切悼念;《犬灯》记述狐女深夜勾引韩茂椿家仆人,被韩茂椿设计驱逐的传奇故事;明末韩敬止带领乡兵保卫淄川县城,蒲松龄代淄川乡绅撰文,举荐其入淄川乡贤祠;蒲瑞欲与韩维垣结为儿女亲家,蒲松龄代其回函韩维垣,允准婚事。

《诗大序》、《诗谱序》与《韩诗外传》序跋之比较研究

《诗大序》是《诗经》著述序跋中年代最早的,对诗经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与审美影响深远。《诗谱序》是我国古代各种《诗经》版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序之一,与《诗大序》在学术传承方面存在密切联系,是对"毛诗郑笺"提纲挈领的总结。《韩诗外传》则是硕果仅存的三家诗著作,其序跋数量多,创作时间跨度由元代到民国,创作体例多变,内容视角多元。《诗大序》、《诗谱序》与《韩诗外传》序跋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又有对诗经学见解殊途同归之处,三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对于开拓"毛诗"研究视角和整理补充诗经学研究史大有裨益。

马子琴身世考证

清朝道光年间,马子琴观瞻蒲松龄画像后题诗赞颂。马子琴名桐芳,号西坡,今邹平县人。他是王培荀二舅王祖嵋的女婿,与王培荀又是儿女亲家,其女嫁给王培荀儿子为妻。马子琴自幼聪慧,富有诗才,与鲁中诗人王培荀、孙锡嘏等人交往颇多,诗词酬唱,著有《憨斋诗删》《饮和堂诗存》《马子琴诗》等诗集。《憨斋诗话》大多论述山东文人的诗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蒲氏远祖乃中原汉族

许多蒲松龄研究专家在研究蒲松龄及其著作的同时,对蒲松龄的族属问题也做了诸多考证。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真相,笔者根据家族史料及其他史料对蒲松龄的中原汉族族属做了较为全面的考证、分析,从而断定蒲氏乃中原汉族而非其他。

中药参附黄蒲汤治疗脾胃虚寒证胃痛临床效果分析

目的:分析中药参附黄蒲汤治疗脾胃虚寒证胃痛的临床效果。方法:2016年2月-2017年6月收治脾胃虚寒证胃痛患者94例,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两组。常规组给予常规方式治疗干预,中药组在常规组治疗基础上给予参附黄蒲汤治疗。对比两组临床疗效及治疗前后疼痛情况。结果:中药组临床疗效、治疗后疼痛评分均明显优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服用参附黄蒲汤治疗脾胃虚寒证胃痛效果较好,值得在临床中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