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诲与濮议之争

濮议之争是发生在北宋英宗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对于英宗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尊号问题的争论,而实际上这个事件对北宋的政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在位时间仅四年的英宗来说,这场濮议之争耗费了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吕诲在濮议之争中的言行,亦对这场争论的变化起着一定的作用。从吕诲的角度入手,探讨其在濮议之争中的作为和影响,有助于揭示濮议之争背后更深层面的问题。

《聊斋志异遗稿》编纂及评点者冯喜赓生平、著作及交游考述

清代河南学者冯喜赓是《聊斋志异遗稿》的编纂者和评点者之一。通过新见冯喜赓别集《墨梦斋诗文全集》可考索冯喜赓的生平及著述,为今人解读《聊斋志异遗稿》“虞堂附记”提供新的启发。《墨梦斋诗文全集》所载冯喜赓与《聊斋志异遗稿》编纂及评点者段■、胡泉的交游诗文,以及首次发现的冯喜赓撰刘瀛珍祭文《祭刘十仙舫文》,不仅有助于段■、胡泉、刘瀛珍的生平研究,亦是反映《聊斋志异遗稿》编纂及刊行背景的重要史料。

王夫之礼学思想的特色——以“濮议”论为中心

通过分析王夫之对礼学争议"濮议"的评述,可以看出王夫之的礼学思想既有突出"礼"的人性情感基础的一面,同时又不乏对礼学政治规范价值的充分认识,使其与宋儒礼学思想之间既呈现出差异性,又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活动空间。

二十一世纪前十多年间《聊斋志异》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多年间,《聊斋志异》文献研究取得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有一些新的进展,这可以从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相关文献的新发现、相关作品的整理出版、研究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聊斋志异》的文献基础由此更为完备、坚实。相关工作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仍有较大的继续提升的学术空间。

胡适进宫与溥仪的公众形象建构

对于胡适进宫谒见溥仪这一事件的重新解读,应建立在对时人叙述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尽量还原胡适谒见溥仪的历史场景。通过重新解读中可以看出这次会面对胡适和溥仪公众形象的影响,以及在对待既定政治秩序方面胡适与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之间态度上的差异。

彝族与古濮人关系论析

民族自称是一个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显性特征之一 ,它往往与该民族的源流有一定关系 ,用自称当中的一些特征往往可以廓清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线索。彝族自称中的“濮”、“泼”、“拔”等特征是古“濮人”之“濮”在彝族文化 (自称 )中的延续 ,“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彝族的源流关系。本文以史籍资料和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 ,参考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来论证彝族与古“濮人”

郭璞易占与道教关系探考

郭璞不仅精通易学,而且深谙道家道教学说及其方术。在长期的易占实践中,他往往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相得益彰,获得极大成功。本文从阐析郭璞易占的具体筮例入手,深入探考了道教与易占之间的特殊关系,庶几有助于人们对魏晋时期易象数学的发展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扑掩和摊钱——古代用钱币作赌具的博戏研究

中国古代以钱币作赌具的博戏有诸多名称,根据其赌法不同分为意钱、摊钱、骰钱三类。分别研究了其名称来源、特征及其文化内涵,对其博戏规则进行了复原。

末代皇帝溥仪与末代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关系探究

溥仪充当"皇帝"的伪满政权和德王作为代理人的伪蒙疆自治政府,是侵华时期日本扶植的两个傀儡政权。溥仪和德王从寻求复辟、同命相怜的末代帝王,到投靠日本、充当傀儡的合作伙伴,再到殊途同归、重获新生的普通公民,作为重要历史人物,他们相互间曾有过或疏或密的交往。起初他们所走道路殊异,遭遇各别,沦为民族罪人,最终却在中国共产党的改造下,殊途同归,重获新生。通过探讨他们之间关系变化的来龙去脉,以汲取历史教训,启迪后人。

科技史视阈下《聊斋志异》的独特研究价值

《聊斋志异》不仅是一部文采斐然的文学巨著,还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科技博物全书,其中包含了诸多气象灾异记录、动植物博物信息、传统中医医药学、花鸟种植养殖技术、清朝前期中外交流等方面的科技信息,其科技史学的价值不容忽视。从科技史视阈重新解读《聊斋志异》,梳理其中的科技史料信息并进行现代化的解读,从社会背景、气候环境等客观因素和作者自身的主观因素两方面分析其创作动因,亦是对这一著作多层次价值内涵的再发现。这对中国古代志异类小说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聊斋志异》“家庭小说”论

《聊斋志异》有一百五十五篇专注于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及其丰富的情感世界,可归为"家庭小说",这就区分了其为"家族小说"和一般的描写家庭题材的小说。《聊斋志异》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也展示蒲松龄的家庭教育观。

《简易普济良方》作者、内容及版本考释

《简易普济良方》为明代彭用光所编集,其中与医学相关的大部分内容主要是对《证类本草》的重新辑编。卷五所附"痈疽神妙灸经",是在《痈疽神秘灸经》的基础上加以按评而成。该书现存主要版本为明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年)南阳胡慥刻本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费增校刊本。前者缺卷一,挖改卷六为卷一,实为五卷,现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后者在大陆已不见,故鲜有著录,但台湾"国家图书馆"有藏。不少藏书志、书目对于该书作者及版本等相关信息的著录等多有舛误,文章就此进行了考证与厘正。

曲尺借云光——扬州逸圃营造理法研究

逸圃位于扬州旧城东关街个园西侧,由清末钱庄主人李鹤生于1910年在其购入的朱氏旧宅基础上营造而成,是晚清扬州最后一座颇具文人意趣并保持本土风格的私家园林。具有百余年历史的逸圃在60年代遭遇严重破坏,于2007年基本修复。本文在实地调研测绘和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园林布局、营造意匠、建筑及装修特点等展开了具体的分析梳理,并作出初步评价。

《艺圃撷余》新论——从当下研究中的问题说起

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一书向有赞誉,但在当下的研究中,因对文献的误解或误用,我们的理解并不符合王氏原意。详考其书,王世懋坚持七子派观点的立场并未改变,但他同时也反对机械地看待格调,并从更高的立场上指示了该如何理解格调,从而对七子派的观点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与修正。同时,我们在认识王世懋的身份时,除了观点上的倾向性,更要注意他作为文人所具有的特殊情趣与意蕴。

《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中的知己情结

在《聊斋志异》的情爱婚恋故事中 ,贯穿着一条情感主线 ,那就是浓稠不化的知己情结 ,它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表现于审美理想中的知己形象 ;二、执着于精神层面上的知己之爱 ;三、寄寓了作者激越难平的孤愤之情。它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理想与自由生命精神的向往与追求 。

晚清光绪季年的“己亥建储”丑剧和爱新觉罗·溥儁的“大阿哥”之“立”与“废”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虽然形同囚徒,但慈禧太后总感到他还占着皇位。为了杜绝光绪帝的东山再起,慈禧太后册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尔后即导演了一幕"己亥建储"的丑剧。端郡王载漪等顽固派利用义和团仇恨洋人的心理,怂恿义和团为他们火中取栗。故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对于载漪一家人的宠信一落千丈了,载漪及其胞弟镇国公载澜均被处以"夺爵"和发往新疆充军,而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两宫"自西安还都(北京)途中行至开封时,慈禧又下了道谕旨撤销了溥儁的"大阿哥"名号。出宫后的溥儁,身遭冷遇,又无力自谋生活出路,于是积忧成疾,迨至1942年他终于病死在其内兄塔王府侧栖身的小屋之中。

论《聊斋志异》中的贤妻良母形象

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蒲松龄,他的思维模式、道德标准仍未能超出传统伦理思想的范畴。他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为数不少的"贤妻良母"形象。解读这类形象,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十七世纪女性的真实风貌,更能由此了解蒲松龄在塑造现实女性时所袒露出的男权意识的伦理理想。

清昭仁殿藏天禄琳琅珍籍播迁述略

天禄琳琅珍籍存于清皇宫昭仁殿中,是清廷收藏的历代善本珍籍的精华。1924年,天禄琳琅部分珍籍被溥仪盗运出宫,由北京而天津,再转长春,沈阳,最后入藏国家图书馆。而故宫劫余部分,则在抗战时期南迁,由北京之上海,再西迁南京、四川,大陆解放前夕又转运台湾,入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聊斋志异》曲笔手法的运用

蒲松龄以满腔朝代兴替之慨、民族压迫之恨和个人科场失意之怨忿,从一个底层乡村知识分子的视角,揭露了满清统治的腐败黑暗,发泄了一种"孤愤不平"之气。然而,在"文字狱"猖獗横行的康乾时代,面对残酷的镇压,人们普遍噤若寒蝉,蒲氏的刺贪讽世的创作愈发显出勇气和胆识。为了避开文网,他采取了幻化与变形、并置与对比、虚写与实写、影射与暗喻等曲笔手法,使作品既具有历史价值更富于文学魅力。

价值与道德的缺席——大众传媒映像中的溥仪形象重构反思

重读、反思历史的文本在从无意识中在反抗意识形态的同时,重构了以"人性"为核心范畴的新的意识形态谱系,并且,这一意识形态谱系的再建构伴随着道德判断、价值依据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