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思考

“非典”属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它不仅是卫生部门的事情 ,而且环保、公安等部门都兼负有责任。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 ,我国政府在各方面都做出很大的努力 ,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颁布 ,标志着我国进一步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 。

公共健康与环境法制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人类在利用环境的同时,也给环境造成了污染和破坏。被污染和破坏了的环境,又反过来危害了人们的公共健康。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我国的环境健康工作起步较晚,公共健康的环境法制还不健全,因此,笔者将分析我国公共健康的现状及其与环境法制的关系,从而提出完善我国有关公共健康的环境法制的建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系统中的药品保证制度

我国现有的药品管理法律体系中已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一起,成为我国公共应急系统稳定运行的法律保障。现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过程中涉及的药品保证法律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分析,以使人们全面了解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系统状况。

我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建设探析

建国以来我国公共卫生立法经历了从《共同纲领》到《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变迁,并逐步形成以疾病的预防与控制、健康产品管理、公共健康促进为重点领域且较为完备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但同时该体系也存在内部结构不平衡、高位阶单行立法少、立法的前瞻性不足以及缺少公共卫生领域基本法等问题,故需在后续的立法中扬长“克”短,以利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切实实施。

公共卫生权利保障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公共卫生权利作为一项基础性法律权利,其生成机理遵循着法律权利生成的基本规律:制度化生成和事实化生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卫生治理开启了新征程。不断完善的立法、不断积累的法律实践和应对经验,成为公共卫生权利生成的基础要素。回顾公共卫生权利的制度化生成和事实化生成的历程,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公共卫生治理实践,可以发现:权利协同保障理念不仅是解决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良药,更是我国公共卫生权利保障的最佳路径。展望未来,公共卫生权利保障离不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治理,建构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亟须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保障机制。

构建我国疫情防控法律体系的探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其防控是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一次考验,将深刻影响我国的国家治理。我国疫情防控、应急处置的法律制度基本具备,但没有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职责明确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法律的集成效应没有发挥出来。为解决疫情防控治理短板,应当在国家战略层面,把传染病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一种新的人类安全危机,把重大传染病防控作为实施健康中国的核心战略,把重大传染病纳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核心风险。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的制度优势和基本经验,为疫情防控法律体系构建提供了基本遵循、指导思想。如果既具有好的法律和体制,又具有执行法律的制度优势,那么就是最理想的有效应对公共卫生突发危机的国家治理模式。疫情防控法律体系的构建应当致力于满足四方面的结构要素:主体结构系统完备、法条内容科学规范、制度运行高效便利、参与主体职责明确。需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关系、疫情报告多元路径关系、政府依法管控信息与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关系、维护个人私权与保护公共利益的关系、政府主导与司法介入的关系。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急交通治理的法治之维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时期,交通治理作为推进疫情防控和稳定社会发展的“先行官”,肩负着遏制疫情扩散、保障物资运送、支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使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暴露出我国现行应急交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尚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交通管制措施法治适应性弱、地方决策及机制运行易滋生次生风险、央地应急交通治理衔接性差等。究其深层次原因在于现行应急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法治化程度不高,表现为相关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实施机制相对迟滞、治理体系化尚未形成等。鉴于此,以疫情防控期间暴露的问题为导向,着力提升应急交通治理的法治化体系和治理能力,特别需要完善应急交通治理法律制度和创新应急交通治理法治方法,以尽快建立一体化智能化的应急交通治理法治化体系。

公共健康实践中的平衡理论研究

公共健康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落后,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构建完备的公共健康体系,必须完善制度,平衡好政府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健全法制,平衡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权力与权利关系;建设文化,平衡社群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达到加强公共健康机制构建的目的。

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带给人类的思考触及灵魂,疫情应对的成效关乎人类未来。人类在21世纪该如何应对事关生死存亡的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呢?今天,世界卫生组织依靠《国际卫生条约(2005)》主导的国际合作机制暴露出缺陷。应完善《国际卫生条约(2005)》,创新理念,以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目标,秉承生命至上和预防为主的原则,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和区域公共卫生联防联控机制,建立起全球合作视阈下新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法律制度也须做相应的完善,以提高应对成效。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体系的检视与完善

当前,我国已形成以宪法为基础,法律、法规、规章与规范性文件及全国性与地方性立法并存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体系,但其依然存在立法理念落后、立法模式不合理、体系存有空白、体系结构与运行失衡、法律制度缺失与不完善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在借鉴国际公共卫生应急法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更新法律体系理念、确立科学法律体系模式、强化法律体系建设等举措予以完善。

SARS以来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律文本的政策工具量化分析

目的: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建设相关法律政策文件进行分析,探讨法律政策工具侧重点与不足,为优化法律政策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政策工具理论,运用内容分析法,从基本法律政策工具和突发应急管理2个维度对我国颁布的16个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法律体系建设相关文件进行分析。结果:311个政策文本编号中,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环境型政策工具所占比例最高(211条,67.8%),其次为需求型政策工具(53条,17.1%),而供给型政策工具所占比例较低(47条,15.1%)。在应急管理维度上,准备阶段所占比例最高(179条,57.6%),其次是响应阶段(70条,22.5%),而预防阶段(32条,10.3%)和恢复阶段(30条,9.6%)相对较少。预防和恢复阶段中需求型政策工具较少(1条,0.32%),准备阶段重视环境型政策工具(125条,40.2%),而供给型政策工具相对较少(6条,7.4%)。结论: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法律体系有待完善,政策工具类型多样化,但结构有待调整优化。重环境轻供给与需求,重事发准备与响应,轻事前预防与事后恢复,建议进一步增强公共卫生事件预防与监测预警,加大人力、物资和基础设施等相关配套供给保障,加快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相关政策的制定。

以问题探讨为导向 以制度建构为目的——《传染病防治法》修订的路径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我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尤其是对传染病防控法律体系的最大挑战,也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作为防控传染病疫情最主要的法律,《传染病防治法》既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法律支撑,又暴露出来一些自身的短板和弱项。因此,修订该法已成为社会共识。修订法律必须有明确的修法路径指引。本文从对现行传染病防控法律的文本体系和现行制度运行两个角度对《传染病防治法》进行深入的梳理和分析,以发现问题为导向,以建构制度为目的,意图通过修订法律,建构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并在这种梳理和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现行法律进行修订的主要建议。

健康中国视域下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建构路径

“健康中国”于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正式提出,其根本目的是保障并促进全民健康。而公民健康保障要聚焦于强大的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力求用法治的手段消除危害公众健康的因素。新冠疫情猛烈来袭,在“依法治国”和“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依法保障人民健康摆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公共卫生法治作为保护人民健康的顶层设计,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文章以公众健康为主线,通过梳理总结现有的健康法律、分析公共卫生法治的演化规律、探讨公共卫生法治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路径,提出将公众健康当作卫生法治研究的新维度构建公共卫生法治体系,让健康中国的内涵要义在公共卫生法治体系的建设中得以拓展和升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道物流的应急法律机制

人道物流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疫工作提供人道援助物资的仓储、运输和配送等服务,对防控疫情有重要意义。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内外慈善团体和个人捐赠了大量应急物资,我国的人道物流体系依照相关应急法律的规定迅速响应,在实施法律的同时也检验着法律的规定。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由相关单行法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构成的应急法律体系来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从实施情况来看,我国人道物流相关的部分法律规范层级较低,缺乏专门性规定。尤其是在交通卫生检疫、行政征用和末端物流配送等环节还存在薄弱点,需要加强相关立法、严格执行交通卫生检疫制度、细化行政征用规则、采取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管,从立法、执法和守法的角度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人道物流应急法律制度,提高疫情防控效率。

美国、欧盟、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律机制研究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随后在中国持续肆虐,疫情继续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并带来恐慌。基于此,选取美国、欧盟、日本3个国家或地区为基础,分析其各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律体系及应急响应机制。在此基础上,比较3个国家和地区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律机制上的异同。最后,立足于中国实际情况,提出需要从完善公共卫生领域法律建设、推动国家卫生应急体系健全、推动患者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法制化等几个方面完善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为我国应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提供经验借鉴。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法制之完善——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为视角

自2003年抗击SARS后,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法制体系建设得以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已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类别性。但检视2019年12月底以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决策反应、领导机制和措施实施,仍集中暴露出决策程序繁琐和时间耗费、领导主体混乱、基层防治法治化不足等问题。基于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法制体系中进一步完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的防控机制,理顺应急领导体制,并健全基层应急组织的动员制度。

安全韧性城市视域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构建--以合肥市实证分析为视角

脆弱性城市需要一套安全韧性的治理方法以优化现代应急体系,增强城市的复原力。城市安全韧性治理理论要求"一元主导、多元合作"的应急体制,在复杂多元的风险情境中实现动态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升级科学管理意识和从灾害场景中组织学习的能力。以合肥市为例,从现实层面,研究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体系的韧性短板,主要集中于预案与法制的同质化与被动性倾向、府际之间配合的难度,以及科学管理意识和技术的匮乏。应从动态应急、协同应急、科学应急三大层面优化合肥市韧性城市构建进路,将韧性科学与社会科学应急领域交叉融合,加强符合我国国情的地方公共卫生"一案三制"应急体系建构。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下我国公立医院法治化建设研究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确立了我国以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为核心的公立医院改革方向,为此,必须遵循公益性、依法办事、公平性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借鉴国外经验,以问题为导向,以制度化建设为基础,以合法性审查为依据,以专业化队伍为目标,以法治文化建设为抓手,切实推进公立医院法治化建设进程。

论邮轮疫情责任主体及风险防控法律机制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钻石公主”号、“威斯特丹”号、“至尊公主”号等多艘国际邮轮上疫情的暴发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邮轮疫情具有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等特点。但各国对邮轮疫情的防控处置并未达成共识,甚至相关国际法、国内法对邮轮疫情应对的规定都不一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可供遵循,亟需建立完善邮轮疫情风险防控的国际国内法律机制。由于邮轮疫情更多涉及国际卫生法问题,因此,应当在《国际卫生条例》中规定邮轮疫情的责任主体、处置措施及各国的港口核心能力建设义务。各国建立和完善本国国境卫生法律制度时应当通过参与和接受国际法律规范,将国际法内容引入到国内立法。中国的邮轮疫情防控法律机制一方面应体现国家的公共卫生主权,另一方面也应表明中国积极履行国际法义务的态度。

论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律体系

众所周知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已演变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全人类面临共同的挑战,世界处在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关键时刻。中国应对新冠肺炎取得阶段性胜利,应对措施也成为中国方案和经验,例如党的统一领导、政府的有力主导、医务人员的顽强拼搏、武汉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全力配合等。但同时这次抗击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暴露出许多短板与不足,例如应急储备不足、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不顺、公共卫生应急法律体系不完备不完善等。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有的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有的是执行层面的问题,还有的是监督层面的问题。以法治思维去考量,全面提高依法防控和依法治理能力应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但首先应从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着手,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