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路径调适及入典规则安排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包括以行政命令、行政处罚为主的行政执法路径,政府部门提起的政府索赔路径,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多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并非井然有序,存在法理基础逻辑障碍、制度衔接不畅、相关主体角色错位等困境。构建途径畅通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持续改善环境治理,是当前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法典化塑造的特定背景中,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仍面临入典规则如何安排的新挑战。厘清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中行政执法、政府索赔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尊重行政执法的首次判断权,以行政执法为首要选择,政府索赔次之,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补充。为保证路径内部逻辑一贯,并处理好路径之间的衔接,必须类型化区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路径,最大程度发挥制度合力。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挑战与因应

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填补、有效救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法治命题。检视相关规范文本与法治实践不难发现,当前我国业已建立起以政府索赔为主导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但其在运行中却存在法理基础不清、法律定性不明等理论质疑,同时面临政府行权模式分散、索赔权与监管权“重叠”“冲突”、多元主体缺乏必要联动等实践困局。鉴于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共享性及公共性特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理论基础应回归公法框架寻求合理解说,据此可将其定性为“公法性质、私法操作”的公权行使之新样态。就其规范进路而言,我国应结合国家机构改革之发展趋向,以新一轮《海洋环境保护法》之施行为契机,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设置“分散式监管+集中式索赔”的权限运行模式,明确“行政监管优先、索赔诉讼补充”的行权规则,并实现政府部门、检察机关及环保组织等多元索赔主体之间的有效联动。

社会给付请求权的宪法依据及其规范效力

探讨社会给付请求权的概念内涵、宪法基础及其如何保障和实现,对国家、个人以及社会法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崭新而重要的议题。学理上,社会给付请求权在我国宪法上可以依据社会权条款直接导出,也可以依据自由权条款和平等权条款间接导出。学界对社会权是否同时具有主观法上的效力多持保留态度,进而基本上否定社会给付请求权具有可诉性。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司法机关在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时会面临四重障碍: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国家财政资源有限、权利本身的抽象性、法院侵蚀分权。尽管制度局限确实存在,但是徒以形式之制度原理概括地否定所有社会给付请求权的可诉性,有过于速断之嫌疑,且忽视了司法机关的特有价值和功能。为防止我国公民的社会给付请求权成为充饥之画饼,可从财产权保障和程序保障两个方面探寻其可能的司法实现。

公法上不当得利研究

公法上不当得利是指在公法范围内,欠缺法律上的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致一方受有利益,他方受有损害,受损的一方有请求返还所受利益的权利,其判别标准为:公法关系、财产变动与欠缺法律上原因。在我国,宪法上的财产权、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理与财产法上的衡平原理均为公法上不当得利存在的法学基础。公法上不当得利按不同标准可分为多类,但按请求权分类已成为习惯,可将其分为相对人向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请求、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向相对人请求与机关间相互请求等,这些在我国现存的公法规范中均有所体现。

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的补偿方式及具体路径

在民事诉讼中,鉴定人出庭作证乃鉴定人协助受诉法院进行证据调查所尽之公法义务,出庭作证的费用乃鉴定人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必要对价。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虽然最终须作为诉讼费用由当事人负担,但鉴定人乃是直接请求受诉法院给付出庭作证费用。鉴定人请求给付出庭作证费用的具体路径应为:鉴定人在履行了出庭作证义务的合理期限内,请求受诉法院给付出庭作证的费用。鉴定人的请求权是否合法、正当由受诉法院裁定处理。

新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综述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每年的年会较为集中、全面地反映了一段时期内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热点、重点与难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研究总体水平的一种体现。2013年年会的主题是"新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适用"。透过对会议论文的分析、梳理,可以发现新民事诉讼法施行一年多来所呈现出的变化、发展以及不足。

论工会会员权利的法律救济路径

工会会员权利既包括私法性质的权利,也包括公法性质的权利,其中公法权利主要表现为面向工会的"权利维护请求权",此种公法权利引发的争议,应当通过公法救济。但我国目前行政诉讼实行的"主体标准"使得有关会员公法权利的争议无法进入行政诉讼。为保护会员公法权利,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将"公共职能"标准引入行政诉讼受案标准的判断体系。

公法债权与私法债权的冲突及受偿顺位

本文以公法债权中的税收优先权为基点,首先厘清了公法债权的内部受偿顺位,然后讨论了税收优先权与私法债权优先权的竞合和受偿以及税收优先权与担保物权的竞合和受偿,试图从逻辑上理顺公法债权和私法债权的受偿顺位。

现代型诉讼的意义、性质和特点

本文从解决现代工业化社会产生的新型纠纷入手,对传统民事诉讼的构造及理论提出了反思,并从实证立场探索现代型诉讼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民事权益受损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考辨

民事权益受损者本应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救济,一旦其请求行政机关介入查处违法行为或解决民事纠纷时往往会引发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本文采实质诉权说认为,民事权益受损者起诉权的认定应以公法请求权为基础,故需以保护规范理论为工具探寻公法规范中是否包含保护私人利益的指向,而非简单以侵权行为影响论或行政行为影响论判断受害者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尽管民事权益受损者受到损害的是私法权利,但当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或不作为未能起到有效保护作用时,私法权利即可转化为公法权利,进而取得公法规范的保护。在行政介入民事的不同领域,对于民事权益受损者的不同公法请求,其原告资格认定有所差异,因此要结合具体的法律规范作出判断。

论行政公益诉讼中不当得利的返还方式

行政公益诉讼中公法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时,存在集体运动的现象,即请求权主体和给付主体不对应,且多个主体。此外,追缴通知书还存在内容不明确、依据不明确等问题。追缴通知书在法律上该是何种性质的行为,即应以何种行政行为形式主张返还请求权?借鉴德国的"反面理论",以给付行政处理形式之源,导出请求权行政处理形式之流。即以行政处理的书面方式作出追缴通知。同时,以程序正义确保追缴通知的合法性。

保护规范理论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定中的适用研究

源流于德国的保护规范理论,为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判定提供了新的裁判思路。保护规范理论的法理正当性与异质性互相蕴含,其备受争议的司法适用上的不确定性源于其理论内涵的开放性,此恰好成就了其持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但基于根植于外国法的渊源特性与规范化适用路径的缺失,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面临司法适用上的机械、僵化、严苛等困境。因此亟须进行步骤化提炼,具体可运用公法规范“私人利益保护指向”来解释案涉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性质及判定主观公权利的存无,从而提炼出特定人的行政法上请求权,构成起诉人行使主观公权利的请求权基础,实现行政诉权与实体请求权之间的对照和联结。

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制度的困局与出路——以公私法融合为视角

我国正在推行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着内源性与外源性的问题,即以纯粹的私法思维主导政府索赔制度存在逻辑障碍,无法反映政府索赔制度的全貌,以公法模式应对生态环境损害也面临着适用困境。究其原因在于"非公即私"式的解释路径。随着公法与私法的交融渗透已成为趋势,可建立公法与私法协作的模式来解决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理论与实践障碍。在理论上,政府索赔理论依据为宪法上的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可将索赔磋商视为一种体现合作性、对话性的协商行政;在具体的制度层面,宜采取一种混合责任体制,规范政府索赔的适用程序,完善问责机制推动积极索赔。

私力救济视角的债权催收问题研究

债权人面对公力救济不足之所限,暂时绕开司法救济,委托第三方催收机构代为催收来救济债权,展示出债权债务关系与司法救济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与委托代理关系之间的张力,而后者在展示出张力的同时呈现出制度的异化现象,使债权催收易僭越债权民事性质而走向违法。债权催收机构助力债权人实现债权,多数并未借助公力举措,本质上与债权实现的私力救济或自助行为相关联,有其成本和收益较为确定、灵活高效等优点,然却面临生发机制存在缺陷、行业发展与机制不畅等困境,易引发一系列法律问题,产生私力救济中的治理危机。其危机主因系多数催收机构可能存在报酬机制运行畸形、功能定位理解偏差、行为边界不甚清晰等问题所致。私力救济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应明确边界,即只能在法律容许限度之内辅助公力救济。应对债权催收行业行为作出针对性调整,构建催收行业行为标准,完善与司法活动的衔接融合,实现生发机制转换,避免发生难以纾困的法治风险。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关系研究

正确界定诉前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的关系是厘清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关系、完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现阶段,《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75条虽然已将诉前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的关系规定为一种“衔接”关系,但由于法律规定模糊、理论研究滞后,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二者的目的是否完全一致、二者的精准程度是否完全等同以及如何理解二者在逻辑上的衔接性等问题,认识并不一致,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此,应以目的理论、法律监督理论以及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关系理论等为依据,从程序目的、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能以及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等层面出发,对二者的目的、精准程度以及逻辑关系等进行全方位剖析。

行政法上请求权的理论构造

公法请求权根源于并服务于基础性公法权利,但具备独立实体权利的要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确保或回复基础性公法权利不受干扰状态的干扰防御请求权和作为受益权核心内容的给付请求权是公法请求权的两种典型形态。公法请求权的确认和保护,对基础性公法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实现对公法请求权的全面保护,方可实现对基础性公法权利的全面保护。我国应当通过立法和司法的革新措施促进公法请求权的行政法制保护,以提升公法权利的行政法保障水平:一方面,行政立法应当树立对公法请求权予以直接立法确认的理念;另一方面应通过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促进公法请求权的司法保护。

论《国家赔偿法》与《民法典》的衔接与协调

国家赔偿法与民事侵权法之间的历史渊源决定了两者在规范适用方面的衔接关系以及在规范体系建构方面的协调关系。《国家赔偿法》与《民法典》在规范适用方面的衔接关系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的衔接关系集中在《民法典》创设的民事权益公法保护请求权。这种法律请求权的内容是民事权益,但对象却指向公权力机关的法定保护义务,是一种公私法混合性质的主观请求权,可能产生公权力机关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在案件定性、程序选择、计算标准等方面需要将《国家赔偿法》与《民法典》相关规定结合起来,才能解决规范适用和解释上的难题。宏观层面的协调关系主要表现在保护范围、归责原则和价值观念方面,《国家赔偿法》的保护范围应当与《民法典》保持一致,逐步加强“民本位”的观念因素,在基本价值取向上与《民法典》相向而行;与此同时,《国家赔偿法》在归责原则体系建构和程序设计上会逐步彰显出自己的公法属性。《国家赔偿法》与《民法典》之间衔接与协调的难题将会长久存在,在各级人民法院设置权限争议法庭是解决此类难题的一个可行方案。

从经验回归逻辑:请求权理论在行政法中的扬弃——从最高人民法院第69号指导案例楔入

基础权利与请求权——对应的传统请求权逻辑和单纯的经验判断模式,在行政法中存在重大缺陷。其原因在于,发轫于私法体系的传统请求权理论是一种分割公、私法请求权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请求权理论虽然在私法体系中居于枢纽地位,但也极度依赖私法体系的规范环境。行政法律规范的义务主导性,义务、权利之不可互推性,以及合法利益与公法权利之间的非对应性,均决定了传统请求权理论在行政法领域的水土不服。一种适合行政法领域的请求权理论必须能够超越行政法律规范中的义务之局限,充分借助现有衍生公法权利及其请求权对利益的既有评价与权衡,即一种回归精致逻辑又能够满足行政法特殊性的请求权理论。

公法请求权概念之解构

在公法领域,人们经常使用请求权这一法律术语。请求权可以分为公法请求权与私法请求权,公法请求权这一概念来源于私法请求权,但是有其自身的特色。公法请求权与公法权利这两个概念的运用经常会出现在司法实践与学术讨论中。关于这两者关系,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公法请求权是公法权利的一种权利类型;公法请求权是建立在公法权利基础之上的权利;公法权利就等于公法请求权。从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看,人民对于国家所主张的公法权利就是公法请求权。

论退税请求权的司法审查:《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的实体与程序

作为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保障,退税请求权创设了纳税人就多缴、误缴的税款向税务机关请求返还的权利,其实体定位为假借民法概念的公法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以发现多缴税款情形的不同主体进行区分,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若当事人发现,需在纳税三年内请求,且可以主张利息;若为税务机关发现,则无时间限制,却不支持利息返还。此区分缺乏正当性,需结合不当得利理论进行再类型化。除故意超纳的情形外,税务机关均需返还利息,纳税人应在三年之内主张的时间限制是诉讼时效,但可归责于税务机关的退税情形不在此限。退税请求之诉属于行政诉讼,但需要结合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法理,参考民事诉讼规定对《行政诉讼法》规则进行改造。在证明责任问题上,纳税人需证明“对方受利益”“己方受损害”这两个要件,而税务机关应承担证明征税行为合法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