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视角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设定——对美国环境公民诉讼时效的借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属于公法诉讼,有别于民事私益诉讼,然而现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在理论探讨与司法实践中仍沿用民事诉讼时效的框架或规定,无助于解决该制度面临的困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为解决行政失灵应运而生,应回归到公法制度下考察。本文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之间的制度架构共通,救济手段可相互替代,同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与环保署执法行动间的关系类似。因此,可考察和借鉴美国环境公民诉讼适用行政执法时效的制度规范与实践,通过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的考量,证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行政处罚时效的优越性,并依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性和行政处罚时效的规定,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的期间长度、起算点、终止以及延长规则。

抢夺行为的定型化与体系性解读——从抢夺罪与盗窃罪的界分切入

文章以刑法体系解释和罪刑结构为视角,回归刑事本土化立场,秉持刑法学界的理论通说,坚持将公然和秘密作为盗窃罪和抢夺罪的界分标准,以在现行刑法体系中实现罪刑均衡。基于对盗窃罪与抢夺罪行为特征的分析,明确公然性是抢夺罪的本质和核心特征,公然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抢夺罪,并非所有的抢夺行为都具有致人伤亡的可能性,“对物暴力”不是构成抢夺罪的必备要素,财物“紧密占有”的含义需要扩大解释为处于被害人视线范围内的财物。

医疗与人才:国民政府时期公医学生的培养、统制及变迁

国民政府时期,旨在促进医疗事业平民化、公共化的公医制度一度被引入中国进行尝试,并应这种制度的人才需求而催生了公医学生群体。公医学生在读书期间享受一定优惠政策,但毕业后却有一定的服务要求,就业不能自主。随着国民政府在高校学生中公费制度的实行及其范围的扩大,公医学生享受优惠政策的优势逐渐丧失。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只得取消了公医学生服务的强制性要求。这一取消,虽然使公医学生得到了解脱,但客观上又无法保障公医制度的人才需求。

论官员直播带货的法律困境与破解之策

官员直播带货是互联网时代官员履行发展地区经济职责、优化政府服务的创新之举。然而,政务服务的创新诱发了诸多法律问题,将直播带货这一商业活动嵌入公务行为尚处法律灰色地带,官员介入商品市场存在限制竞争风险,相关的实体与程序规则也存在欠缺。考虑到官员身份特殊且政府公信力有限,官员直播带货应被有限允许,并通过专门的规范性文件加以约束。在具体规范方面,需制定启动规则化解限制竞争风险,完善广告义务与责任保护消费者权益,设计程序规则约束官员权力,确保官员直播带货活动的合法、公正与透明。

考虑旅客有限理性的城际公交化列车开行频率优化

列车开行频率优化对提升城际铁路公交化运营收益水平和旅客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有限理性条件下的乘车选择行为,构建了有限理性条件下城际铁路客流分配模型;通过构建列车候选集,以基于客流分配的列车客流与开行频率相关的成本为目标,考虑开行客流条件、客流守衡和区间运力等为约束,构建基于列车候选集与旅客有限理性的城际公交化列车开行频率多目标优化模型,并设计了一种NSGA—II算法进行求解。以长株潭城际公交化铁路为例验证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并通过关键参数扰动分析,揭示不同客流OD和客流条件阈值对开行频率方案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旅客和企业双方效益下,开行频率方案更具多样性,且随开行频率增加,二者间的制约作用显著。随客流OD增大,模型解空间缩小,算法收敛性和解集多样性降低,优化梯度更倾向于增开站站停列车。此外,随客流阈值增加,有限理性行为对优化方案影响甚微,企业成本大幅降低。本研究可为铁路运营企业在城际公交化运营中的管理与决策提供参考。

数字监察背景下公职人员隐私权保障的法治逻辑

作为宪法所构建的基本权利,隐私权蕴含着自我决定与不被打扰的内涵,理应获得国家的尊重与保障。公职人员同时作为普通公民,也应当享有隐私权。目前各地进行的数字监察措施的探索可分为基于不同目的的措施、基于不同方式的措施以及基于不同对象的措施,其中有关个人信息的获得与公开、个人信息的分析与比对等行为,对被监察对象的影响都落入了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尽管基于公众监督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需要进行一定的限制,但是公职人员仍有权请求避免国家的过度干预,包括避免国家过度的直接侵入与信息外泄。限制的界限在于目的的正当性,手段的适当性、必要性,以及规制所获得的利益与限制所失去的利益间的平衡性。对此,有必要从法律保留、技术治理与责任规范三个方面加强对公职人员隐私权的保障,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论诉讼时效协议的效力——从对“三目的说”的重构出发

论述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三目的说”侧重公益性,并由此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具有强制性的特征。新近批判则揭示出该制度中公益价值的衰微与私益价值的兴起,诉讼时效协议是否无效值得商榷。但现有研究集中于对公益价值进行整体剥离,这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观点。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应是多元化的,应将讨论重心转向公益价值与强制性的关系上来。具体规则设计上,应对时效期间进行有限放宽,保持中止中断事由的法定性。

格式条款规制方式的思考与完善

格式条款的产生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结果,人们在交易过程中使用格式条款已经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但格式条款不可避免地造成合同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影响合同自由的实现。我国格式条款治理中规制方式很多,但规制效果欠佳,主要表现在诸多规制方式未能形成利弊互补、相辅相成的有机结合。文章通过运用体系化的思维剖析格式条款规制内在的主要矛盾和深层逻辑,引入公共规制,并对现有的规制方式进行整合创新思考。

住房限购、公众预期与房价调控——来自中国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证据

本文以第二轮限购政策为研究对象,使用中国热点城市2015年1月至2021年4月二手房市场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DID联立方程研究政策实施、公众预期与房价调控之间关系。研究发现:第一,限购政策无显著效果,且限价政策会导致新建住宅和二手房房价倒挂。第二,政府出台限购政策主要考虑市场交易量、房价以及公众预期三个方面,是基于房地产市场活跃程度、居民承受的房价压力和政府面对的社会压力做出的决策。第三,公众预期会存在两种效应,即非理性预期的直接效应和舆论压力引致政府非理性决策的间接效应。第四,二线城市、京津冀城市群以及土地财政依赖度较强的城市实施的限购政策效果较差。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律规制边界和限度问题研究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给不孕不育夫妻带去希望的同时,也对社会公序良俗和生命伦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讨论离不开对人工胚胎的法律规制以及对生育权益的法律保障。因此,基于当前对生育权益的保护现状,在对公主体授权以及生命科技立法时需要遵循比例、不伤害、允许、尊重以及公众参与原则。本文最后从立法例的选择、人类胚胎的法律地位和保护以及对男性生育权益的保护三个方面讨论法律介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边界和限度,以期促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健康有序发展。

权利法定视角下著作权兜底条款的适用进路

当前的著作权兜底条款存在学理定位不清与适用机理不明的问题。解决此问题,首先需要廓清权利法定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中的本来面目。知识产权法定应作设权原则来理解,而非功利主义权利观的替代表述,其规范目的在于证立知识产权的绝对权属性。著作权亦须遵循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具体包括权利类型法定和权利内容法定。以规范目的为评价标准,著作权兜底条款不违背知识产权法定。在规范适用方面,著作权兜底条款是隐藏的法律漏洞,需根据规范目的限缩法条文义后适用。在法院援引兜底条款为裁判依据时,需从规范的适用条件、解释路径及适用效果等方面来综合判定。

《民法典》视阈下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研究

夫妻忠诚协议是夫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基于相互忠诚的要求签订的有关夫妻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并未对夫妻忠诚协议效力问题进行回应,导致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普遍存在。解决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相关问题应以理论界观点之争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夫妻忠诚协议的实质与形式要件,将夫妻忠实义务予以限缩解释,并确立统一的审查程序和赔偿标准。确定违约赔偿金时,法官可参照适用《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视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以期为法院化解夫妻忠诚协议纠纷提供切实可行的平衡参照。

公共场所犯罪向元宇宙空间的拓展研究

公共场所犯罪系刑法中极少数以“犯罪空间”决定“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犯罪类别,当元宇宙划时代地为人类打造出一个虚实共生的“桃花源”时,新型犯罪空间也随之生成。有别于传统网络空间的扁平化与局限性,元宇宙以立体式和沉浸式的样态予以展现,通过公共场所犯罪中危害行为的异化,元宇宙复刻了在现实空间中实施同等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益之效果,由此为公共场所犯罪向其拓展的留白。这种拓展不仅存在于个罪中,在整个公共场所犯罪体系中均有体现。但允许拓展的同时,还需保持刑事法网扩张的克制,明确拓展之限度,从而维护好社会秩序与公众自由的价值平衡。

基于实测数据的北京市公共建筑电耗限额制定优化方法研究

基于目前北京市公共建筑电耗现状及限额制定方法的分析,提出了"制定定额""限额与定额相结合"及"限额与定额相结合基础上补充定额"3种电耗限额制定优化方案。其中,定额采用基于大量实测数据的统计分析法确定,限额则以建筑自身历史数据为基准确定。探讨了定额制定过程中异常值剔除、样本正态性检验等所用方法,并比较了所得定额值与全国约束值。基于对公共建筑电耗历年波动情况的统计分析,探讨了定额和限额水平的取值。经过3种方案考核结果的对比,提出了对北京市公共建筑电耗限额制定方法的建议。

行政处罚中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与限制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是政府不可逃避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也应当存在某种程度的限制。限制的缘由不是基于政府的权力而是被处罚人的权益。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范围应当是涉及公共领域以及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事项。政府对社会公众人物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应当区分不同的公众人物而作区别对待。政府对还未明确证实的涉及公共利益的违法信息的公开应当保持克制。依申请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一般情况下不应包括被处罚人的个人基本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不应当侵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此外,对政府的公开义务进行法律规范限制(相关法律对公开范围作明确规定)以及程序性限制(对信息公开进行程序控制)亦是维护被处罚人合法权益的有力工具。

公共图书馆视角下版权限制与许可协议协调发展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公共图书馆提供资源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版权许可协议。以拆封许可协议和点击许可协议为代表的版权许可协议存在规避著作权限制制度的趋势。版权限制制度失衡,有碍基本人权、公平正义、民主的实现,不利于后续创新。英国于2014年10月1日生效的《版权、设计、专利法案》修改议案中,涉及合同与著作权限制制度的平衡问题,其制度合理性值得我国加以借鉴。

不同类型500kV变电站设备区电磁环境实测分析

为了分析不同类型500 kV变电站设备区电磁环境,利用EFA-300电磁场强分析仪对3座典型变电站设备区电磁场强度进行实测。共计12个测点,测试结果显示3处类型变电站设备区电磁场强度均低于职业接触限值。在相同的工况下电磁场强度由高到低分别是AIS型变电站、HGIS型变电站、GIS型变电站,其中GIS型变电站电磁场强度远远低于公众暴露限值。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在相同工况下,不同类型的电气设备布置方式对设备区电场强度的影响非常大,磁感应强度影响较小,GIS型变电站更有利于设备区电磁污染防治。

教育改革的公共领域——困境、可能与出路

教育改革的公共领域是指一个国家的教育决策机构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公共空间,它是一个讲坛,一个在这里民众可以就他们有关教育的公共事务进行协商、辩论、批判,进而对教育的决策产生影响的场所。在我国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基于沟通与批判的教育改革公共领域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如国家与社会呈现出分离中的一体化、舆论媒体的意识形态化、知识分子的依附化以及社会公众在政策消费下的失语化等。在中国建构一个为教育改革服务的公共领域,只能是"有限建构",所达成的也只能是"类公共领域"。

论民意与死刑实践——一个互动关系的视角

在我国,死刑的立法和司法适用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司法实践中死刑大量适用的现实又在不断强化这种群体意识。在民意与死刑的适用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应当通过制度设计在民意与具体的死刑判决之间拉开距离,以限制死刑的适用,并进而削弱死刑的民众心理基础。

面向网络舆情的无监督演化趋势评估方法

针对网络舆情突发性强、标注数据较少且管控资源有限等问题,提出了一种网络舆情演化趋势评估无监督学习算法,筛选演化趋势重要的舆情事件进行优先管控,提升网络监管的工作效率。针对舆情事件并发性强的特点,利用多指标排序算法对舆情演化趋势重要性评估问题进行形式化描述;针对舆情突发性强、难以获得大量标注数据的问题,利用主曲线排序算法对舆情演化趋势重要性评估问题进行建模,采用3阶贝塞尔曲线进行模型求解,充分利用评估指标中的顺序关系和数值关系;结合典型公开数据集和自主构建的舆情数据集对所提算法进行了验证分析,实验结果表明,所提算法可在无标注数据的情况下实现舆情事件演化态势重要性的评估,为资源有限情况下的舆情事件管控提供决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