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的检视与调适

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是为规范档案行政执法裁量权的使用而制定的细化标准。我国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设定的地方经验表明,“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为其主要技术构造。然而,既有的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存在碎片化严重、内容粗糙与冗余并存以及类型单一等方面的问题,难以满足档案执法实践的需求。需要通过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三个层面的规范供给,强化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的体系性;通过进一步细化裁量因子,引入效果格化的“公式法”,将其他档案行政规则中的裁量权控制内容整合入裁量基准,提升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的技术理性;通过将裁量基准类型拓展至档案行政许可、档案开放和档案监督检查,实现对档案行政执法权的全域式控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制研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是衡量公安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长期的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标准较为模糊、立法层级不够清晰、名称不统一、程序规定不够完善等诸多困局,有必要坚持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的形式规制下来,作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在立法过程中秉持谦抑审慎善意理念,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坚持法律明确原则,明确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降低办案民警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认识的错误率是对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的必要补充。当然,公安行政执法也要兼顾利益均衡,受我国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瓶颈制约,在数量庞大的治安行政案件面前,法律制度的设置和修订也必须兼顾行政权的高效运行,才能最终达到良法善治的社会效果。

卫生行政处罚之自由裁量权适用中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我国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中存在标准不一、程序混乱以及违法裁量追责乏力等问题,应通过创新设计卫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填补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程序漏洞、完善卫生行政处罚违法裁量责任追究体系等路径,实现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适用。

行政规章适用于民事司法裁判:基于法律渊源理论的路径建构

作为公法规范的行政规章具有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效果,但由于一般法理学与部门法的观察视角不同,导致产生行政规章民法法源地位的认识间隙。在法律适用视角中,法律渊源是法官裁判约束力的规范来源。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内部也没有形成统一适用的行政规章裁判民事案件的标准。回归到公私法划分的视角下,“效力渊源”与“认知渊源”的划分方法能够有效认识行政规章的民法法源地位,行政规章作为民法的“认知渊源”能够发挥补充性的功能。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指引,行政规章构成了“公序良俗”概括条款的内容来源,形成了判断公序良俗的权威理由,从而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

《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中未成年人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违法记录封存制度作为本次《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之中出现的新制度,对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罪错未成年人的保护制度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对刑事制度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违法治理层面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对两种制度的现状与异同展开全面分析,在此前提下阐明违法记录被封存的必要性,对具体实施中将面临的范围程序之确立以及该制度的监管与衔接进行研究确有必要。

社会秩序局:综合行政执法管理体制的完善途径——基于对北京城管的调查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在实践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也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对此,从行政法理论上应如何解读,如果保留该体制,以后应如何改革,其改革原则是什么等问题都是目前亟需澄清的。特别是如何运用正确理论,对综合行政执法体制中的问题进行甄别,辨清其中哪些规定是好规定,哪些是该废除的规定,哪些是需要完善之处。本文在对综合行政执法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以行政法相关原理为指导,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治安管理处罚权的扩张与规制——治安法立法之视角

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从立法宗旨上,既追求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和谐社会之目标,又追求人权保障与程序公正之价值,同时注重对公安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较之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治安法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从国家管理社会治安的目的与需要出发,扩张了公安行政执法机关之管理处罚权,规制了公安行政执法行为。

反腐的关键:规制行政裁量权

行政裁量权由于其可能导致肆意和专断,因而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因此,反腐的关键在于规制行政裁量权,保证行政裁量权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行政裁量权的规制属于复合规制模式,包括立法规制、行政规制、司法规制以及权利规制四种规制路径。然而规制模式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公众参与作为民主理论在行政过程的投射,其所具有的民意表达、利益协商、程序正义等功能和优势,可以实现对行政裁量权的有效规制。建立起公众参与的配套制度,并完善公众参与的程序设计,可以实现对行政裁量权的有效规制,促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健康发展。

论合法的高校学生违纪处分规则

公立高校学生违纪处分规则属行政法规范。由此法律性质所决定,高校学生违纪处分规则被要求谨守自身作为法规范的调整范围并同时遵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我国的法律位阶规则。合法的学生违纪处分规则必须具备实体规则合法、程序规则合法和符合行政比例原则等要素。

同一行为重复处罚的禁止

立法者为了保护法益或者确保行政目的的达成,针对某些具有危害性的行为制定禁止规定,并对于违反者实施一定的制裁。而对于国家制裁手段的选择,立法者在刑事立法裁量权时,对危害性较大的行为采用严厉的刑事制裁,对危害较轻的行为则采用较轻的行政制裁。然而,不论是何种制裁手段,都是国家对被处罚人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因此,应从实质规范的角度判断制裁方式的性质与目的,避免造成同一行为的重复处罚。

依法“严打”: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统一

“严打”是根据治安态势而提出的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在社会治安整治中 ,既要坚持刑事政策的指导作用 ,又要坚持依法办事。刑事政策指明了“严打”的范围 ,而该范围都是刑法明文规定属于犯罪的。“严打”要符合“罪之法定”、“刑罚之法定”与“刑事责任之法定”。依法“严打”是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执行“严打” ,必须坚持刑法三大基本原则 。

中国航空旅客不轨行为法律规制探究

近年来,中国航空旅客的不轨行为愈演愈烈,已经严重影响了航空运输的安全,但是机场公安执法部门在惩治不轨行为方面的表现往往消极、迟缓,且处罚不力。究其原因,民航安全法律法规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规制不轨行为的衔接上存在问题,导致执法部门消极执法,害怕在行政诉讼中败诉。因此,有必要单独就危害航空安全的行为出台相关条例,增强《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惩治不轨行为上的可操作性,以有效减少和杜绝危害航空安全的行为。

治安处罚裁量权的扩张与控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公安机关治安处罚裁量权的范围、方式与程度,从而也引发了关于这种扩张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能够有效保护公民权益,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控制与监督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有必要通过对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中行政裁量权价值的理性考量,在对比新旧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种扩张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同时有必要建立一种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位一体的监督控制体系来防止裁量权的滥用,督促这种权力始终运行在维护公民权益的最终价值轨道上。

论人性尊严在行政法中的适用——以法国1995年“投掷侏儒”案为例

人性尊严是人权的最高价值,也是人权保障的核心,更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根本。人性尊严倡导只有人才是终极关怀,人决不能沦为国家或他人的手段或工具。人性尊严逐步演变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追求,后来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原则。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是贯彻该原则的制度保障。法国"投掷侏儒"案使人们认识到,法院可以不直接适用宪法中的相关条款,通过发挥其司法积极主义立场去拓宽行政法中抽象条款的含义来维护人性尊严。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之规制

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法定条件,实务中往往存在不规范使用现象。各种客观、主观因素构成对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影响。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民权利,需要从制度和管理层面满足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合目的性要求,给其以必要的规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行政执法的新发展

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立法宗旨、办案理念、基本原则、综合治理、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和适用、处罚程序等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治安行政执法的新发展,应当深刻领会,有效实施。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

就《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在部分行为认定方面存在的竞合问题,分析了实践中由于缺乏明确的区分标准,致使案件在行为界限的把握上比较困难,存在一方面将本应治安处罚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另一方面又以罚代刑的现象。认为在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时,检察机关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准确把握行为性质,履行检察职权。

有效控制违法与切实保障权利的统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探讨

我国新近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较,明显赋予了公安机关更多更大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与此同时,在有关这些权力的行使方面则又规定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加以严格规范。加强对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的配置,意在有效控制治安违法行为;而规范公安机关权力的运用,则是要防范公安机关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和强制权,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由此,该项立法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效控制违法行为与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统一。

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

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调整的范围相当。前二者调整范围定位的专业优先理念印证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围划定的科学性;在“治安违法行为的主体、治安管理的处罚制度”等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前两者比较仍有很大可提升空间,具体表现在治安违法行为主体之法定确认、治安管理处罚量罚之法定参考、没收之比例原则贯彻与对第三人补偿、罚款之分期缴付、停止与易科等方面。

辅警参与执法的困境与出路——以修改《人民警察法》为背景

辅警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在现代社会为维护社会治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辅警参与执法过程中,一概否定其具有执法权是不现实的,因此有必要在《人民警察法》修改时,明确辅警参与执法的权力范围。具体而言,可以赋予辅警辅助执法权,同时新增一款规定:警务辅助人员在参与执法过程中,除侦查讯问、行政审批、刑事技术等需要专门训练、依法授权、涉密程度较高的工作内容外,经执法民警许可,可享有辅助执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