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terminants of Felt Stigma among Patients Living with Epilepsy Attending a Tertiary Neurology Clinic in South East Nigeria

Background: Felt stigma is a major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 in epilepsy and manifests the fear or expectations of such “reactions” from peopl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tern and prevalence of felt stigma gives an insight into the burden of this “second illness” of epilepsy in southeast Nigeria. Methods: Consecutive consenting adult epilepsy patients attending a neurology outpatient in Enugu southeast Nigeria were interviewed. Data on felt stigma was also collected using a scale for collection of stigma data on stigma designed by Jacoby et al. Results: A total of 295 patients were interviewed during the study (165 (55.9%) males and 130 (44.1%) females). About 29.4% (88/295) felt stigmatized and 82.1% of them highly so. Correlates of felt stigma were age of onset (negatively), seizure frequency, duration of epilepsy, use of non-orthodox treatment, seizures occurring in public and the presence of physical injuries. Predictors of felt stigma were having seizures in public (R2 = 0.232, p Conclusions: Felt epilepsy stigma is common among patients attending urban tertiary hospital in southeast Nigeria. Several preventable factors are associated with this phenomenon hence efforts aimed at preventing epilepsy should also target felt stigma prevention.

道德提升感对艾滋病公众污名的影响:无偏见动机的中介作用

艾滋病公众污名是指人们对艾滋病确诊或是疑似患者群体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以及在此基础上表现出的敌对行为。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艾滋病公众污名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1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检验了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同时使用问卷测量了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并探究了两者间的关系。研究2检验道德提升感对艾滋病公众污名的影响及无偏见动机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群体中同时存在着对于艾滋病的内隐公众污名和外显公众污名,但二者并不相关。道德提升感可以减少内隐和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更容易受道德提升感的影响。“正义”取向和“关怀”取向两种道德提升感类型在减少艾滋病公众污名的效果方面不存在差异;在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的作用方面,性别与道德提升感类型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具体而言,启动“正义”取向的道德提升感可以显著降低男性被试的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启动“关怀”取向的道德提升感可以显著地降低女性被试的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无偏见动机在道德提升感与内隐、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中的中介作用均显著。

积极还是消极?基层干部污名对行政绩效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基层干部污名是指公众因偏见和误解将部分基层干部的负面特征刻板化为整个干部群体的共同特征,进而使其社会身份受损的动态过程。干部污名对基层干部形象带来直接威胁进而影响其工作态度和行政绩效,因此研究干部污名的作用机制及其干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本文认为积极干预行为和消极退缩行为是基层干部面对干部污名的两种主要应对方式。公共服务动机在上述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影响基层干部积极干预行为或消极退缩行为的选择,且这两类干预方式对基层干部的行政绩效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通过对所搜集的374份两阶段匹配的数据进行分析显示:对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而言,干部污名会激发基层干部的积极干预行为,并通过积极干预行为正面影响行政绩效;对低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而言,干部污名会引发基层干部的消极退缩行为,并通过消极退缩行为负面影响行政绩效。

污名化企业社会责任匹配度对购买意愿的影响

本文旨在研究污名化企业履行不同匹配度的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探讨公共服务动机和消费者企业认同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匹配度高或低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匹配度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受到公共服务动机和消费者企业认同两者共同路径的中介作用,但并未受到公共服务和消费者企业认同两者中单独路径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可以为污名化企业开展社会责任活动提供专业建议。

天津市社区人群精神疾病病耻感调查

目的:了解天津市社区人群精神疾病病耻感的现状及其相关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于2011年7月-12月抽取天津市18岁及以上居民1609名,用自编的社会人口学因素调查表、贬低-歧视感知量表(PDD)及心理健康知识问卷进行调查。比较贬低-歧视感知量表总分及分量表分与量表中点分的差异;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精神疾病感知病耻感的相关因素。结果:贬低-歧视量表总分和歧视感知分量表得分均高于量表中点分[(3.1±0.6),(3.2±0.6)vs.3,均P<0.001],贬低感知分量表的得分低于量表中点分[(2.8±0.7)vs.3,P<0.001];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贬低-歧视感知量表总分与心理健康知识问卷得分呈负相关(β=-0.43,P<0.001),与患有精神疾病呈正相关(β=0.91,P<0.001);贬低感知与心理健康知识问卷得分(β=-0.30,P<0.001)、收入水平(β=-0.01,P<0.001)呈负相关,与年龄(β=0.01,P<0.01)和无业/失业(β=0.70,P=0.007)呈正相关;歧视感知仅与心理健康知识问卷得分呈负相关(β=-0.12,P=0.003)。结论:天津市居民精神疾病公众病耻感水平较高,社区居民在工作、社交和婚恋等方面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区别对待非常突出。较低心理健康知识水平、患有精神疾病的居民更可能有较高的精神疾病感知病耻感水平。

国外心理疾病烙印影响研究概述

心理疾病污名是加诸在心理疾病患者身上的耻辱标记,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指出"心理和行为障碍患者康复的最大阻碍就是社会对他们的污名和与之相连的歧视"。作者对国外污名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回顾,论述了心理疾病污名的概念、有关其影响机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两方面论述了污名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影响以及消除污名的方法。

心理疾病污名影响研究与展望

心理疾病污名是加诸在心理疾病患者身上的耻辱标记,主要指由与心理疾病有关的刻板印象引发的社会地位丧失和歧视。研究证实污名的存在会妨碍患者的治疗和康复,污名问题由此引起世界卫生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的一个研究热点就是关于污名影响的研究。标签理论和修正标签理论对污名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污名对心理疾病患者及相关人群的各种影响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抗议、教育和接触是减少污名的有效方法。未来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开展的心理疾病污名研究,应紧密结合传统文化分析污名的影响机制,并对应对污名策略的可行性进行探索。

公众对肺癌患者的病耻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调查公众对肺癌患者的病耻感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使用汉化的癌症病耻感量表(CASS)对448名公众进行在线问卷调查。结果公众对肺癌患者的病耻感得分为(72.96±20.55)分,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严重性维度得分最高,为(3.78±1.21)分;政策维度得分最低,为(2.24±1.09)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肺癌患者的接触经历、对肺癌的认知、是否学习或从事医疗卫生行业和性别是公众对肺癌患者的病耻感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国内公众对肺癌患者存在中等水平的病耻感。卫生管理部门应对公众做好肺癌知识科普,从而减少公众对肺癌患者的病耻感。

双相障碍病耻感综述

病耻感是双相障碍诊断、治疗及康复的重要影响因素,不仅给患者自身带来消极的影响,而且其影响范围涉及婚姻、家庭、学习、工作和求医服药等多个方面。本文对病耻感定义发展、双相障碍病耻感特征、影响及干预措施进行综述,最后做出总结与展望。

学习精神科护理学对学生精神病公众污名影响的研究

目的探讨精神科护理学课程学习在改善护理专业学生对精神病公众污名中的效果。方法采用类实验性研究,招募130名即将进入精神科护理学课程学习的护理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课程学习前后采用问卷收集护理专业学生对精神病公众污名、与精神病患者社交距离及为精神病患者服务意愿的得分。结果精神科护理学课程学习前后,护理专业学生对精神病患者接纳情况、与患者的社交距离及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意愿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精神科护理学课程的学习可以促进护理专业学生接纳精神病患者、降低与患者的社交距离及提高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的意愿,但并不能改善护理专业学生对精神病污名的态度。

叙事护理教学对护理本科生精神病公众污名影响的研究

目的 探讨叙事护理教学对护理本科生对精神病公众污名的影响. 方法 将160名护理本科生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80名,实验组采用叙事护理教学,对照组采用传统临床带教,见习结束后对参加学习的学生进行教学效果以及精神病公众污名的问卷调查. 结果 实验组精神症状理论考试成绩显著优于对照组,授课后实验组精神病公众污名量表接纳分量表得分显著低于授课前（P〈0.01）,且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 结论 叙事护理教学有助于提升护理本科生对精神症状知识的掌握及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接纳程度,可作为有效的精神科临床实践教学形式.

污名:医学人文视角下精神疾患的病痛叙述

污名和歧视导致精神疾病患者背负巨大身心压力。从医学人文视角出发,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运用社区精神疾病患者日常生活领域疾病污名的病痛叙述资料,分析了精神疾病患者在公众污名下的社会区隔和资源缺失,以及自我污名下的身份认同困境与治疗康复挣扎的过程和图景。研究所展示的关于社区患者的现实处境进一步凸显了注重精神疾病患者增能赋权、改善社会文化话语建构、减少社会污名和歧视的重要性。

团体干预在改善护理专业学生对精神病公众污名态度中的效果评价

目的评价团体干预在改善护理专业学生对精神病公众污名态度方面的效果。方法采用类实验性研究,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护理专业在校生110名作为干预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55名)和观察组(55名),观察组在对照组常规干预的基础上实施团体干预,采用精神病公众污名量表和社交距离量表进行评估,比较干预前、干预后0月、干预后1个月、干预后3个月数据结果。结果时间因素或干预因素引起污名、接纳及社交距离量表得分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得分在时间效应和干预效应之间存在交互作用(P<0.01)。结论团体干预能够改善护理专业学生对精神病患者污名的态度,促进其对患者的接纳及缩短其与患者的社交距离,且干预后态度及行为的改变能够保持一定的时间。

大学生心理疾病污名概述

心理疾病污名是指由与心理疾病有关的刻板印象引发的偏见和歧视,影响个体的心理求助行为。心理疾病污名可以分为自我污名和公众污名;内隐污名和外显污名。心理疾病污名受到传统文化环境的影响。最后,结合大学生实际情况,探讨应对心理疾病污名的有效方法,为增强大学生心理求助主动性,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高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效性提供可行性建议。

舆论反转事件中的污名化反转现象与网民群体身份认同危机

较之传统社会,污名化现象在网络社会表现出职业角色、权力角色和开放性角色这三种被污名化对象交错转换的新特征。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信任缺失与怨恨情绪。这意味着网民群体存在着高度的身份焦虑,只有明确正义正当的价值坐标体系,打破社会结构固化现象,才有可能实现去污名化,回答"我们是谁"的终极追问。

出狱人身份的污名赋予、应对策略及动力研究——基于J省T市26名出狱人的深度访谈

本研究运用深度访谈法对J省T 市26名出狱人进行研究发现,出狱人在出狱初期遭受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的双重困扰。前者表现为重刑主义等文化传统所赋予出狱人的负面标签,社会保障、职级晋升等方面对出狱人的制度排斥以及人际疏离和就业歧视;后者表现为出狱人自我负面标签、自我价值的怀疑及自我边缘化。但出狱人并非污名化的消极接受者,在感戴之情、责任意识以及“面子关怀”等强大动力的激发下,他们努力建构自己的空间:首先通过选择性比较及自我合理化等防御性策略进行自我协商,接纳现实处境;进而通过积极预期、个人资源的充分挖掘、寻求“自己人”的支持抑或重建“圈子”等建构性策略重构普通社会成员乃至优势群体成员身份以消解污名化身份。为减轻出狱人的污名困扰,促进其顺利融入社会,本文提出了多层面建议。

新冠疫情跨国扩散背景下的西方对华污名化

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以来,西方借机对华掀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污名化浪潮。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多点暴发,对华污名化经历了从道德性指责到政治性攻击的演进历程,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动机政治化、内容复杂化等特征。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借助文化霸权和话语权力,妄图通过对华污名化将中国塑造为疫情的“罪魁祸首”,以此争取国内外支持,达到对华打压与遏制的政治目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面前,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运动已经展现出强大的破坏力:世界各地的亚裔成为种族主义者的攻击对象;中美两国关系愈加趋向紧张;中国的外交处境更加艰难。对此,中国应从污名生成的机制入手,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应对舆论危机的能力与韧性,在去污名化过程中做到有情、有理、有力、有节,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与人文关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污名化解析与思考——基于传统儒家文化视角

运用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方法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污名化现象进行调查,在解析污名内在本质的基础上,阐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特征,即污名内容日益泛化、污名方式日趋多样化、污名风险日渐加剧。基于传统儒家文化视角,深入反思人们在重大灾难面前的认知态度和去污名化的内在心理机制。在全球一体化、文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有价值的普世的伦理思想对于现代人正确审视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改善人们内在精神需求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与世界之间,传统儒家文化倡导的仁民爱物的宇宙观,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是人们反思公共卫生危机、推行人性治理、寻求美好生活的一面文化之镜。

身份污名的建构与主体性应对策略——基于云南昆明市农民工子女的实证研究

在以户籍制度为主导的资源分配和地方治理逻辑下,通过知识精英、大众传媒的符号生产及城市居民的社会标签运作,农民工子女负面刻板印象被固化,导致其地位受损,出现内化污名倾向。面对污名,农民工子女的应对策略包括:建立新的社会分类标准,区别和离弃所属群体,认同并模仿强势群体,以及辨认和展示自我优势。农民工子女身份污名的消除需要从个体、群体以及社会与制度多层面综合介入。

基于未感染者与感染者双重视角的艾滋病污名

艾滋病污名由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两部分构成。前者指公众所持有的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感染者的偏见、刻板印象和歧视;后者指艾滋病感染者感知到的来自公众的偏见、刻板印象和歧视,并由此产生的负面自我认知。测量主要从未感染者和感染者两个层面展开。艾滋病的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广泛存在于个人、家庭、医疗、媒体等诸多领域,阻碍艾滋病的有效防治并损害社会平等。减少艾滋病污名的干预既需要消除公众的偏见、刻板印象和歧视,改善社会环境;也需要感染者自我的心理健康和治疗意愿,提升生活质量。未来应该从未感染者和感染者的双重视角出发,对其相互作用机制、测量工具、干预措施及连带污名等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