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日东沙岛交涉案件中民间证据的作用

20世纪初的中日东沙岛主权交涉案以晚清政府的胜利而告终,清政府一方面采用援引中外历史材料力证东沙岛为中国版图之事实由来已久,另一方面积极采用渔民口供及书证等证据证明东沙岛系中国渔民最早发现、命名、经营、开发。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中,在张人骏等人主导下结合渔民证据紧紧围绕“最初发现”等系列国际法核心问题展开论证,成功维护了岛屿主权也令日商承担索赔岛上损失并补缴税款,向西方列强宣告我国海洋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作为近代史上成功的边疆主权维护案例,在官方缺乏占领等具体材料时,中日东沙岛交涉案件中首次运用民间证据维护主权的做法亦为当下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基于网络公共问题群体决策的权重作用机制探析

探讨了用网络公众研讨进行公共问题群体决策所具有的优势,以及在问题生成、研讨过程、决策生成、决策评价等各个阶段中权重因素的功能机理,并研究了相应的规则需求。

危机事件中的公共议论——以50a不遇的特大雨雪灾害为例

以2008年初的一场特大雨雪灾害为例,以林业领域为重点考察对象,通过分析这一危机事件中的公共议论发现:在这些公共议论中蕴藏着一种公共性空间的雏形,政府与社会初步形成互动。

“普遍同意”还是“普遍满意”——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研究

近些年来,为了拓展公民行动的范围和领域、深化民主的程度,民主研究发生了审议转向。审议民主欲将公民的"普遍同意"视为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并试图通过公共论证的途径来寻求公民的"普遍同意"。然而,随着公民个人权利的不断成长和丰富,有必要将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置于公民的"普遍满意"之上。对承担着治理职能,扮演着治理角色的民主实践来说,寻求令公民感到"普遍满意"的方案比规划令公民感到"普遍同意"的公共论证更根本。

贝尔纳“期刊取消论”:80年后的实现设想

[目的/意义]探讨贝尔纳提出的“期刊取消论”之实现途径。[方法/过程]阐述贝尔纳方案本质即预印本,分析电子版预印本尚未取代期刊的原因,对“预印本+自组织评议”论文发表模式与期刊发表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结论]“预印本+自组织评议”模式在论文发表费用、评议速度方面优于期刊体系,在同行评议结果被学术界认可条件下,新模式可实现贝尔纳“期刊取消论”的设想。

规范论证和招标环节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对高校仪器设备进口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论述了在仪器设备进口工作中"论证审批"、"招标采购"环节的重要性。对实际工作中如何进行有效操作、把制度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效益进行了阐述,并对今后进一步做好"论证"和"招标"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思考。

“塔西佗陷阱”并不是塔西佗本人提出的——关于“塔西佗陷阱”的正本溯源

“塔西佗陷阱”并不是直接来自塔西佗本人。迄今为止,不但在全世界的英语、法语、德语等各个语种中都寻觅不到对应的术语,不但塔西佗本人也从来就没有说到过“塔西佗陷阱”,而且,在他的原话中希望告诫的也是臣民,而不是皇帝。显然,塔西佗原话的主旨其实是与“塔西佗陷阱”的涵义恰恰相反的。“塔西佗陷阱”与塔西佗本人的原话的立论前提不同,提出的语境也不同。因此,“塔西佗陷阱”并不是塔西佗本人提出的。“塔西佗陷阱”是由中国学者首次提出,也是中国学者为世界人文社会科学话语建构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王安石的宣传观

王安石的宣传观与教化有密切关系,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王安石认为人的才品生来就有上下、高低之别,圣人具有高的才品,因此应秉承天命、教化万民;二是才品上的差别导致认识上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舆论,错误的舆论有害于国,必须以正确思想,且应采用温和的手段统一舆论;三是在统一舆论的过程中,要注重分析教化对象的特征、差异,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说服,且教化、论辩时要充分调动对象的积极性,论有所本、言必有中。

基于Internet的公共问题群体研讨决策过程的信息表示研究

利用 Internet进行公共问题群体研讨决策可以使公共问题的决策更加民主和科学。本文应用系统科学的方法 ,对基于 Internet的公共问题群体研讨的流程进行了设计 。

苏文选本在明清时期的刊刻和流行——兼评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

在明清所刊苏文选本的119种版本之中,明刊102种,清刊17种。明刊本高密度生成于嘉靖以后,清刊本则呈低密度平均分布状态。由此可以认为:苏文选本在明代的流行程度大大超过清代;苏文选本在清代的流行始终处于缓滞状态,从来没有出现过晚明那样的兴奋局面。以此而论,所谓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就显得不尽稳妥。

论民事诉讼中的心证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的心证公开制度,心证公开的程序价值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心证公开是自由心证的客观化机制;二、心证公开是辩论主义的补充并与阐明制度、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相连接。《证据规定》规定的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在内容上还存在不完善、不科学之处;《证据规定》确立的阐明制度尚不彻底。要实现心证公开制度的制度功能,必须进一步完善《证据规定》中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和阐明制度。

现代乡土小说兴起的社会变革意义

五四平民文学观念引导下的乡土小说的崛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创作现象。它在时代洪流中的发展与分化,形成了人道主义的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农民翻身文学两种走向。这两种社会思潮性质的创作使农村社会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舆论,推动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

社会舆情与刑法运作互动问题研究

随着信息传播的便利,社会舆情可以对刑事裁判的整个过程产生影响。在社会舆情和刑事司法发生冲突的案件中,社会舆情"屡战屡胜",表面上看好似是"公意的胜利",而实质上依然是"正义的胜利"。因为被推翻的刑事判决本身,在法律依据、诉讼程序、定案证据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或错误。为了实现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维护刑事司法的权威性,刑事司法应当做到三点:坚守刑事司法的正当性;加强判决书说理;增强对社会公意的理解。

基于要素图的舆情事件线索化方法研究

[目的/意义]将事件按照内在关联组织成有序结构的过程称为事件线索化,事件线索化能够展现事件间的因果联系与演化过程,有助于理解舆情事件的起因与背景,预测事件的后续发展,为舆情事件的处理提供依据。现有事件线索化方法主要依据事件要素的共现特性,然而部分存在关联的事件之间共现特性并不明显,导致现有方法存在局限性。[方法/过程]利用百度百科中的条目及其中的关键词来扩充事件要素,建立了由关键词与超链接构成的要素图模型,并提出了基于该模型的舆情事件线索化方法。所提方法通过要素图差异性计算与密度聚类两个阶段将事件集划分为由相互关联事件组成的簇,从而实现事件线索化。[结果/结论]在舆情事件数据集上的实验表明,所提方法在共现特性不明显情况下能有效地实现事件线索化。

基于“灰箱”模型的海洋公共治理责任结构论证分析

海洋公共治理是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作为适应新时期"海洋强国"战略实施的海洋公共治理被认作一种异于传统陆地政府治理的新型地公共治理活动,存在着自身一定的责任结构体系。收集了2012-2016年的六大类海洋责任案例(主要是海洋执法案例),以时间(t)、案例数量(q)、制度(I)、人(H)来构建"灰箱"模型,通过考察问责复发率(P)分析海洋公共责任(R)的问题及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海洋公共治理过程中应亟须重视"海洋政府"理念,问责事件也从样本数量上得到了体现;(2)海洋公共治理的目标应是防范于未然,确保责任事件的可预期化,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基于法治的导向来重新塑造海洋政府的责任体系;(3)我国未来海洋公共治理的责任体系建构应通过立法的方式实现责任人和责任形式的可预期化,最终实现对海洋公共治理责任法治监督的应有之义。

公安院校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路径的探究

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带来的学生实践能力较低等问题已经引起了法学教育界的高度关注。虽然人们已经对"法律毕竟是一门实践的学科"这一理念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如何使这一理念转化为现实仍然是值得探讨的热点。在分析当前法学教育现状的基础上,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两方面积极探寻解决方法,将是公安院校法学教育走出困境、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的重要路径。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阐释——基于阿玛蒂亚·森自由发展的视角

作为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里程碑作用的重大举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其所追求的基本生存权、教育文化权、健康权等实质上是为了保障人的全面发展,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有着内在的理论耦合点,两者都旨在研究"人的主体性"问题。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可以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可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漫谈论文的写作与发表

从确定论点、写作手法、论文修改和投稿前的准备等方面 ,谈了论文写作前后应掌握的方法和投稿前的注意事项 ,认为这些是使论文得以发表的关键所在。

公共理性的“困境”及其解决——剖析康德与罗尔斯的论证

人们经常使用"公共理性"这个词,但对其含义或许并未深究。康德和罗尔斯分别对"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公共理性"做了界定和说明,前者肯定理性的公共运用对于启蒙的重要意义,并对这种公用坚信不疑;后者则认为表面上存在公共理性的"悖谬"。前者以意志自由为逻辑起点,巧妙地消解公共理性的悖谬;后者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假设了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相对而言,康德的论证更具先验论证的色彩,而罗尔斯的论证却营造了实用主义的背景。借助他山之石,我们或将吸取其思想,对中国现实问题之思考具有借鉴意义。

公共理性的“困境”及其解决——剖析康德与罗尔斯的论证

人们经常使用"公共理性"这个词,但对其含义或许并未深究。康德和罗尔斯分别对"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公共理性"做了界定和说明,前者肯定理性的公共运用对于启蒙的重要意义,并对这种公用坚信不疑;后者则认为表面上存在公共理性的"悖谬"。前者以意志自由为逻辑起点,巧妙地消解公共理性的悖谬;而后者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假设了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相对而言,康德的论证更具先验论证的色彩,而罗尔斯的论证却营造了实用主义的背景。借助他山之石,我们或将吸取其思想对中国现实问题之思考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