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权视角下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以值班律师“同案不同援”问题为切入点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这彰显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发展的理念。法律援助作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均等化更是在诉讼中实现公民平等权的应有之义。然而值班律师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法律援助形式之一,其实践运行中“同案不同援”的问题显著,具体表现为值班律师个体能力参差、尽职程度差异明显以及诉讼权利受限等,这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平等权保障。而且,值班律师是“认罪认罚从宽”“律师辩护全覆盖”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提升法律帮助效果直接关涉改革的正当性基础。值班律师的公设辩护人化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具体而言,应推进值班律师队伍构成的一元化建设,提升与优化配置值班律师的津贴补助,同时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值班律师的各项职责。

论法律援助中的有效辩护——基于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的对比性分析

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在发生基础与价值导向上存在根本差异,因此有效辩护的侧重及实现亦有所不同,应分别探讨。委托辩护以民事合同为基础,以利益为导向,其中有效辩护的界定应是“令委托人满意的辩护”,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可以实现。法律援助是以政府指派为基础,以义务为导向,其中的有效辩护应界定为“尽职尽责的辩护”,实现路径需依靠政府的有效监管,并对法律援助相关制度予以进一步的完善。

公益维权律师的职业性与制度化——以典型案例的“过程-事件”分析为视角

律师的职业化进程紧跟中国法制建设的步伐,在法律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下不断展开,转型社会的公益维权实践逐渐催生出公益维权这一新兴律师群体。公益维权律师积极介入社会利益纷争,推动公益维权,实现个体权利诉求的满足或群体利益目标的达成,进而指向政策优化乃至制度变革,具有显著的职业性。在公益维权实践中,通过将具体个案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外部化”操作,公益维权律师赋予具体个案以舆论影响力,将案件变成事件,在成功获得“维稳关注”之后,就应该再将事件变成案件、盘活制度资源,使公益维权个案“再法律化”,从而能够最终在制度化渠道之内得到妥善处理。把握公益维权事件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凸显公益维权实践的目标指向,扩展公益维权的制度变革效应,有利于增进公益维权律师的群体内聚与职业整合,最终实现公益维权这一新兴律师职业的制度化。

对我国律师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兼论建立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律师为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律师与法律援助制度仍不相协调并存在一定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除了提高综合国力以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投入、转换观念以提高社会各界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认识外,更为必要和紧迫的是应建立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

外国及香港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对我国内地的启示

美国、英国、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都建立了完善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这些制度启示我们:在我国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必须提升政府法律顾问的法律地位,必须推进为政府首长设立专职首席法律顾问,必须聘用大量律师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我国已对公职律师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尽管对这种探索还存在争议,但是法治政府建设需要法律专家协助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其中社会律师是政府法律顾问的最佳人选。

中国特色公职律师制度的试点经验及其完善路径研究

中国特色公职律师制度是在律师管理体制重塑、全面实现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系统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等宏观背景下展开试点的。公职律师制度的试点激活了我国政府体系内法治人才队伍的活力,但在公职律师制度试点中公职律师的职责划分、权利义务设定、履职保障、职级晋升等方面尚有可完善之处。建议通过公职律师的省级统管、设立公职律师专业技术职称序列、建立不同类型律师之间转换和流动的渠道等路径,完善我国公职律师制度。

中国特色公职律师制度的法理分析

公职律师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定位为党政机关高级、专门法律顾问的公职律师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探索已经渐趋成熟,无论在身份特征、职能定位、法律责任,还是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制度架构都已渐成体系。而制度背后所展现的司法行政部门与政府法制机构关于公职律师的主导权之争、公职律师与社会律师的共生与竞争关系,以及游离于公务员与律师两种身份之间的职业界定都展现了不同制度结构的张力与博弈。未来,应当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体系而非律师制度体系中理顺公职律师的管理机制,应当以公职律师的律师身份优先为考量,完善相关权利责任机制设计。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对于政府行政决策合法化来说至关重要。我国不乏适格主体作为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但它们之间的职责交叉重叠,缺乏明确分工,且实践中各类参与合法性审查的主体本身也存在固有的局限。总结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在合法性审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及存在的问题,契合我国目前的国家机构改革和相应配套制度的推行,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的选择可以尝试采取两步走:现阶段通过健全完善公职律师制度,明确由政府公职律师进行合法性审查;待条件成熟后,可设立专门的合法性审查委员会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

有效援助论

法律援助制度运行成功与否,以其所提供的法律援助是否有效为衡量依据,而有效援助的实现应以法律援助质量保障体系为后盾。在借鉴各国有效援助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不断完善法律援助的质量保障体系,即确立有效援助的标准,以高素质的法律援助提供者为依托,在法律援助监督机制的保障下,充分利用法律援助的经费。

中国公职律师服务政府的法律制度研究

适合中国国情的公职律师服务政府法律制度的研究对推动公职律师制度在我国的尽快建立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公职律师服务政府是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推动依法治国战略的客观需要,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文章在鉴较国(境)外公职律师制度的基础上,探索构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公职律师服务政府的法律制度。

论律师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公益诉讼旨在维护公共利益,但我国司法实践中,公益诉讼大多以原告不享有诉权即"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被裁定驳回起诉或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律师作为社会中的一员,自然也应是公共利益的享有者,应可以充当公益诉讼的原告。律师作为特殊群体,具有专业知识等诉讼能力和独特的价值追求,对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有重大意义。当然,在构建律师参与和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制度的同时,也应对律师参与和提起公益诉讼予以适当激励和约束。

对我国“公职律师”的质疑

作为经济转型期试验性的产物,我国的公职律师存在观念陈旧、身份不明等先天缺陷。《律师法》颁布以后,"公职律师"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应按照法治理念,依法建立统一的现代律师制度,尽早终结"公职律师"试点,彰显政府的平等意识、服务意识与权利保障意识,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促进社会和谐。

公诉案件律师代理制度研究

公诉人与代理律师虽然两者履行的控诉职能相同,所持立场和角度却不尽相同。通常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配合的伙伴关系,形成以公诉人为主,诉讼代理律师为辅的控诉格局。然而,当双方对定罪量刑等重大问题发生意见分歧时,被害人将面临公力救济不足的诉讼窘境,此时的诉讼代理律师不应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控诉方,而应成为与公诉方平行且独立的控诉主体。

民国时期律师公费制度初探

律师公费制度是保证律师制度正常运作、维护律师在社会上良好形象的重要制度。民国初期,作为律师主管部门的司法部制定了律师公费标准,各地律师协会在此基础上以制定会则的方式确定了律师公费的最高限额。虽然律师公费有部定标准,但各地公费标准并不相同。即使在同一时期的同一地区,不同律师之间也因声望、资格的不同,其收费也不同。地域与时局、律师的地位与声望、案件的性质与难易程度、当事人的经济条件以及案件的类型等都是影响律师公费标准高低的主要因素。尽管律师之间的公费差距很大,但这一制度仍保障了律师这一阶层中的多数处于社会阶层的中等地位。

世俗公诉源自宗教裁判?——大陆法系公诉制度起源辨析

近年来,受某种"英美中心主义"史观的影响,我国学界普遍将中世纪的宗教裁判认定为大陆法系公诉体制的源头,在未经严肃论证的前提下,这一观点及其附带的种种推论迅速流传,对诉讼法学、法律史学以及新兴教会法的相关研究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误导。本文以近代早期法文文献为基础,对大陆法系公诉制度的起源、发展过程、早期结构和运作机理进行了系统性的展示,以期辨伪析疑,为后续研究探寻一条更为规范的文献和法理路径。

当代中国律师“公益性”职业伦理之缺失:基于李庄案的思考

"公益性"伦理的缺失是当代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一个基本现象,重庆李庄案折射出我国律师职业群体及学界对此缺乏反思性的认识。以李庄案作为切入点,分析当代中国律师"公益性"职业伦理缺失的职业发展背景和社会制度原因,认为法制移植背景下对律师职业伦理的片面移植、国家权力对律师制度的主导,以及司法制度中的政法传统等因素对于当代中国律师"公益性"伦理的缺失不无影响。

《律师法》的修改对公安执法工作的影响研究

2008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律师法》在律师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三个方面做了重大修改,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挑战。公安机关应当主动应对挑战,转变侦查理念,增强证据意识,加强对案件的审核,重视与有关机关、部门及律师的交流与协作,更有效地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责。

谈加强命案侦查能力的建设——以新律师法实施为视角

新律师法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高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可操作性、增强了律师在命案的刑事诉讼中对公安司法机关的制衡力。在命案侦查模式、侦查规范化、办案质量、讯问取证等方面带来新问题,对公安机关而言,迎来了命案侦查工作新的发展机遇与严峻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加强公安机关命案侦查能力建设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和突破口。

康德政治自由的层次性

康德的政治自由概念内涵丰富且独具特色,准确理解康德政治自由概念是正确把握康德政治哲学的关键。从文本分析来看,康德政治自由概念包含相互联系的三个层次:即法律的外在自由,公民的个人自由和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康德的政治自由不是道德的内在自由,而是法律的外在自由。法律的外在自由是康德政治自由的法权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主要表现形式。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是公民的个人自由的集中体现。

律师参与公益诉讼的法理思考

作为公民共同行为有机组成部分的公益诉讼的本质决定了律师参与公益诉讼是尽公民之本分,而作为具有为公众服务精神的律师政治家这一律师职业理想的要求,又决定了律师参与公益诉讼是律师职业特有品格的体现,是律师和律师职业真正获得尊重的基础。结合公益诉讼的现实,从立法上肯定律师参与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既可保证律师实现社会正义这一价值追求,又可保证实现公益诉讼的理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