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经学考述

蜀汉经学主要受到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异于郑学而义合王学,兼顾今古文经,多图谶之学,通经用世。蜀汉经学家向朗、尹默、李仁及其子李撰皆受学荆州学派领袖宋衷、司马徽,颇得荆州学派真传。受巴蜀经学的扬雄拟经和杨谯谶纬学影响,王长文有拟经之作,谯周集谶纬学大成。蜀汉经学是三国时期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规模稍逊曹魏,然而成就斐然,独具特色,对蜀学与曹魏、东吴、西晋三朝经学影响深远。

从眭弘之死看儒学与政治的关系

该文通过眭弘之死引申出了关于经学和纬学的讨论。经学实为刘汉政权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产生,而纬学则以历史的遗绪为其补充。经学确立了中国皇权的意识形态系统,其与皇权之间既紧密又疏离,构成了相当复杂的思想面相。

“以谶解经”的学术风潮与王逸的《楚辞》阐释

在东汉思想文化领域中,谶纬占据了主导性地位,而出于维系儒术独尊地位之虑,儒生经师多藉谶纬来训诂文辞,阐说经意,试图利用谶纬的神圣性来论证儒经之权威性,这就使得此期经学研究呈现出"以谶解经"之特征。受此种学术风潮影响,王逸在通过强调《离骚》"依经立义"、尊其为"经"等方式回应班固等人之批评的同时,还采取"以谶解经"之方式来阐释《楚辞》:或直接引用谶纬文献以诠释字词、疏通大意,或依谶纬"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诸说来阐发主旨,使得《楚辞章句》中展现出浓郁的谶纬色彩。王逸所建构的此种依托谶纬观念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楚辞》阐释模式,既与当时权利阶层所期望传播的政治观念相契合,又易于被具有谶纬话语体系之集体共识的士人所认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王逸注骚可谓典型。他所建构的依托谶纬观念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楚辞》阐释模式,既合当时权利阶层的期望传播的政治观念,又为以谶纬话语体系为集体共识的士人所认可。

经学变迁与两汉教育发展

两汉教育发展比较特殊,一方面,儒学谶纬化使得统治者对天满怀敬畏之心;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迫切需求通经人才来辅佐自己。于是,在"广教化,育贤才"的旗号下,教育获得大发展。此外,敬畏心也使得统治者对"异端"思想有所容忍,给教育发展留下自由空间。

论《白虎通义》的经学特色

《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中,经学政治法典化,帝王圣人化,经学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中,皇帝组织大臣、儒生们通过白虎观会议辩论古今文经学的异同,调和古今文经学的矛盾,求同存异,统一经学思想。在《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中,圣人和五经谶纬化,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浓重的谶纬神学色彩。

《文心雕龙》与《论衡》谶纬观辨析

谶纬是图谶和纬书的合一,本非一类,谶出现较早,纬起源于西汉末期。《文心雕龙》和《论衡》都表达了对谶纬的看法,却有很大反差。刘勰、王充经学思想的不同是他们谶纬观差异的基础,《文心雕龙·正纬》篇不录王充即缘于此。《文心雕龙》和《论衡》分别着眼于文章写作与"疾虚妄",他们的谶纬观都是超越时代的。

东汉“关中学派”说之我见——兼与雷依群先生商榷

雷依群《东汉关中学派述论》一文认为,东汉时期关中地区曾经出现过一个影响深远的关中学派。对此提法,笔者看法不同。故从东汉儒学形态等四个方面综合考察东汉关中儒学的发展情况,认为其说并不成立。

汉魏六朝时期谶纬之学的流变

谶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神学世界观。春秋战国之前谶语就已经出现。纬依附于经,至西汉哀平时期与图谶渐以糅合,历经王莽乱汉,光武中兴,谶纬之学位列显学,盛极一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变迁,谶纬学说广泛被佛教、道教所吸纳,期间六百余年可谓影响深远。

汉代经学谶纬化的过程及其动因

西汉后期出现的经学谶纬化思潮是汉代思想发展史上一种重要的现象。研究汉代思想史,不能不考察经学谶纬化的过程,今、古文经学派对于谶纬的态度及其与谶纬的关系不完全相同。儒生的方士化是经学谶纬化的前提,而"学随术变"则是导致经学向谶纬化方向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因。

海昏汉简《易占》考述

海昏汉简《易占》是辗转传抄的占筮条例汇编,其占法与六壬相通之处最多。《易占》卦名用字最接近于今本《周易》,对卦名的训释不出汉代以来的传统说法。“未酉”简误抄了归妹、未济两卦的内容。“彖”和“饺”分别抄自两个左旋的圆形图式,它们提供了两种新的六十四卦卦序。《易占》有八天干配四维、纳甲和“六甲配卦”等三种干支配卦方式。《易占》划分时空为十六是秦汉时期一种流行观点,在六壬式地盘及《淮南子》中皆有体现。其时空配卦,与《易纬稽览图》所载两种分卦值日之法较为类似,其来源和用法亦当接近。《易占》的禽虫系统至少包括三十六禽(及十二属)、八卦类象和“四灵”三种。海昏汉简三种易占文献,对西汉经学、易学、数术等诸多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浅论汉代谶纬

谶纬是汉代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是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阴阳五行来解释经学而产生。谶纬盛行是与经学自身的发展分不开的,它与汉代儒生的社会地位有关,又是"学随术变"的必然。在特定的环境中,谶纬被一些人用作王权争夺的工具。王权们不断改造谶纬的功能,使谶纬限制王权的积极功能减弱,加上学者对谶纬的怀疑批判和古文经的突起,导致谶纬逐渐衰落。

浅谈哥巴文经书《求取占卜经》

通过对《求取占卜经》中,音节、异体字、字形相同的字符等几个部分进行分析,从而找出它们的一般特点,为进一步研究经书提供有用的材料。

略论谶纬书在《汉志》《隋志》中的区别待遇

谶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曾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然而对谶纬此类书,两部在中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官修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态度不一,《汉志》并未著录谶纬书,而《隋志》将其著录入经部。文章以此为切入点,从谶纬起源、谶纬发展脉络、《汉书·艺文志》未著录谶纬书、《隋书·经籍志》著录谶纬书四方面分析讨论相关问题,以期认清谶纬的历史定位。

论王质《诗经》学“因情求意”的经学本质

王质是南宋“废序言诗”三大家之一,“废序”突出表现于主张“因情求意”,反对汉儒附会生说,故其《诗》说的最大特征是浓郁的情感性。现代文学理论认为,情感的审美是文学最核心的属性,因此,它常被认为是文学性《诗》说。该文通过探索“因情求意”的解《诗》体系,展现它对汉唐经学的传承因素,揭示“因情求意”的弊端与工具性,指出王质《诗》说的本质是经学的,而不是文学的。

中国古代经学逻辑方法衡论

中国古代经学逻辑是指古代经学典籍注笺与经义阐释过程中的推理论证理论方法、规则及其实践的集合。中国古代经学逻辑方法往往与"类""推"相关,主要包括易学"类同""类聚"等基础上的"推类",春秋学中"明类例"基础上的"推其例",诗经学"取类"基础上的"类推",等等。上述经学逻辑方法有其自身的"规范性"要求,不可随意而推。与西方传统逻辑,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以"是"为核心的逻辑方法不同,中国古代经学逻辑更加重视"类"的考察与运用,由此而形成的"类"思维在经学体系的构建中起到了工具作用,彰显出"求善"与"求治"的价值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