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sQCA组态视角的我国医疗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路径分析

背景当前我国医疗资源配置区域失衡、公平性缺失问题仍然突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目的探究提升我国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具体路径,为实现我国医疗资源合理且高效配置、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科学参考。方法于2022年9月—2023年2月开展研究,数据源于《2021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将医疗卫生机构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床位数作为投入指标,以诊疗人次和入院人数为产出指标,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我国2020年31个省份医疗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度;以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为结果变量,以卫生技术人员占比、每千人口床位数、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可支配收入、财政收入分权和医疗卫生财政预算支出占比为条件变量,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究内外部要素对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协同影响机制,剖析高或非高水平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组态,明确医疗资源高效率和低效率配置的多重路径。结果2020年我国31个省份医疗资源配置效率整体水平较高,均值为0.852,但省际存在较大差异。组态分析结果可知,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共存在3种医疗资源高效率配置的路径。路径1:政府主导型驱动路径,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典型案例。路径2:内外协调型驱动路径,以云南省和甘肃省为代表案例。路径3:均衡型驱动路径,代表案例主要有广东省、福建省和湖北省。非高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路径也存在3条。路径1:政府制约型路径。路径2:经济-政府双重制约型路径,代表案例有黑龙江省和吉林省。路径3:内外制约型路径,典型案例有山西省和西藏自治区。结论内外部各要素及要素间的协同在良性互动过程中共同影响着医疗资源配置效率水平,需优化内外部环境,并对关键资源要素进行有效整合,以形成合力,促进区域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多维驱动因素联动效应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基于SEM与fsQCA的实证分析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蓬勃发展,数字化创新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与运营模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分析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组织忘记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组织忘记和数字化创新6个要素存在因果线性关系,并发现学习主导型、市场驱动学习型和市场主导型3条数字化创新路径,以及3条非高数字化创新路径。其中,市场驱动学习型最有可能激发数字化创新。结合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结果,比较上述6条路径发现,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因素具有非对称性,3条非高数字化创新路径并不是3条高数字化创新路径的对立面。

组态视角下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对环境规制效率的驱动机制——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fsQCA实证分析

减污降碳是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标志,是实现污染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探究减污降碳政策工具驱动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对于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以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为研究对象,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析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政策工具促进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组合。结果发现: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在提升全国环境规制效率方面呈现4种组合模式,且分别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实施效果相匹配,未来将呈现多元政策工具组合协同发力的态势;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在提升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效率中发挥主导作用,中部地区尤为明显;自愿参与型工具则更多依赖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工具发挥政策组合作用,在西部地区发挥效力较弱。不同的环境规制效率驱动效果会带来差异化的政策工具组合,以此为不同地区提供政策建议。

基于fsQCA方法的高校实验室事故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究高校实验室事故与各因素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该文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揭示不同条件组态对实验室事故产生的影响机制。首先,以“人-机-环-管”的安全管理体系为基础,构建针对高校实验室事故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然后,从30起典型事故案例中提取6个条件变量,用于分析事故发生的条件组态。分析结果表明管理条件缺失或仪器设备故障是影响事故发生的核心条件,人的事前行为和事故应急处置通常作为事故发生边缘条件出现。最后,结合各种组态类型所展现出的规律提出了实验室安全管理建议,以期为实验室安全管理提供新视角。

“技术-组织-环境”因素联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QCA分析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使用沪深A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寻技术、组织与环境3个层面7个前因条件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通过多因素联动实现数字创新,存在4类能够产生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即技术环境联动的学习转化型、技术环境联动的捕获突破型、技术环境联动的协调开拓型和技术支持的自驱求变型;(2)企业吸收能力在实现高水平数字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感知能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外部环境对于企业的正向影响作用,环境要素中对数字创新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市场竞争程度;(3)缺失数字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感知能力、吸收能力这4个因素对非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形成有着相对普遍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市场竞争与政府支持的动态协同机制,构建企业良好的数字创新环境;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则应遵循系统性原则,结合自身优势和外部环境选择提升数字创新绩效的模式,并要积极培育支撑组织数字创新的动态能力,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

开放式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对用户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基于fsQCA的双平台对比分析

基于平台治理视角,选择以小米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和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型企业创立的开放式创新社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两类社区治理机制影响用户知识共享行为的多重路径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社区监管是两类社区实现高知识共享行为的共同必要条件;二者存在一个由引导机制和约束机制构成的一致组态;用户嵌入、知识保护在促进二者知识共享行为中的作用存在差异。

声誉对互联网医院使用意愿影响的多元路径分析——基于SEM和fsQCA的实证分析

目的:探究声誉对互联网医院使用意愿的影响,对优化互联网医院服务供给模式,提高患者就医体验,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信息-解释-响应(I-I-R)理论构建声誉对互联网医院使用意愿影响框架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互联网医院的使用意愿和组态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医院社会责任、医院实力和医生声誉正向影响评估性态度,路径系数由强到弱依次为0.360、0.301和0.260;医院实力和医院社会责任正向影响情感性态度,路径系数分别为0.449和0.272;评估性态度和情感性态度正向影响使用意愿,路径系数分别为0.519和0.386。且以医院社会责任型和医生声誉+医院实力型为核心条件可构成两种模式下的六条有效路径。结论:医生声誉、医院实力和医院社会责任对提高互联网医院使用意愿最有效。医院应构建专业度高的医疗服务平台,提高知名度;应定期开展学习和培训,更新医疗设备,保持信息公开透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提高医院实力;医生应改善服务态度,提高线上互动性。

工程起重伤害事故影响因素分析与组态效应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和fsQCA方法

起重伤害事故是影响施工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其复杂性成因有利于建筑行业的可持续管理。以中国的94份工程起重伤害事故作为有效样本,运用扎根理论识别与提取起重伤害事故的致因因素,得到了207个初始概念、33个开放性编码、6个主轴编码。在此基础上,构建起重伤害事故影响因素模型,并将扎根理论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优势互补后进行结合,揭示了工程施工现场起重伤害事故致因因素的组态效应及复杂交互机理。研究发现:起重伤害事故的致因因素可以分为人机状态、现场环境与监管质量3个层次,包括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和作业现场的不安全环境等六大类别。单个因素无法单独构成起重伤害事故的必要条件,有三类条件组态构成起重伤害事故的驱动路径。施工现场起重伤害事故是多因素的协同作用,因素的交互组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加大了起重事故的伤害程度。

裁判文书公开影响机制的再辨析——基于QCA方法的实证研究

地方法院对裁判文书公开这一改革措施的响应程度为什么存在差异?既有研究多采用以概率论为基础的传统计量方法进行因果推断,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通过考察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共同作用,对这一问题进行再辨析。研究发现,在外部环境驱动、组织与外部环境耦合、组织与内部制度耦合、制度压力下的创新工作这4种影响因素的组合形态下,地方法院对信息公开改革具有高响应水平。研究深化了对裁判文书公开影响机制的认识,也为未来信息公开实践提供启示。

我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多组态路径——基于DPSIR框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文章基于DPSIR框架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对区域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以熵权-TOPSIS计算指标权重和综合得分,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进行组态路径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趋势,除东部外,中部与西部区域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均低于全国均值;(2)基于DPSIR框架的区域学前教育发展系统驱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多重并发”与非对称性的特点;(3)存在两条高水平组态路径与3条非高水平组态路径,多条组态路径殊途同归,且高水平组态与非高水平组态处于非对称状态;(4)东部、中部与西部组态路径存在一定差异,三大区域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均离不开状态因子与响应因子的支持。为此,要完善机制体制建设,为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保障;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以协同路径驱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聚焦区域重点,以重点发展引领区域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的研究生科研诚信高认知水平驱动路径研究——以某医科院校为例

提升科研诚信认知水平是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的核心,而影响研究生科研诚信认知水平的因素盘互交错。为探究不同因素对于研究生科研诚信认知水平提升的重要程度,对研究生科研诚信研究进行整理和可视化分析,由此整合内在和外在两类关键影响因素,基于对某医科院校研究生的1 950份调查问卷结果,从组态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识别研究生科研诚信认知水平提升的组态机制。结果显示:多种影响因素与教育措施相结合形成提高认知水平的不同路径组合;提高医科院校研究生科研诚信认知水平有5条路径,可归纳为学校课程教育主导型、导师日常要求与危害感知的“双核”驱动型以及政策感知能力推动型3种类型;深化学校课程和导师两个教育双主体协同机制建设、不断增强科研内驱力及高效运用认知外驱力是提升医科院校研究生科研诚信认知水平的重要途径。基于此,从多主体协同、内外因素共融及评教相互结合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创新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模式提供新对策。

制度组态视角下数字生态激发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基于NCA与fsQCA的研究

如何优化数字生态环境激发区域创业活跃度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管理问题。本文基于制度逻辑理论,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中国31个省区市为案例,检验了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数字能力与数字社会5个条件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组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是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其重要性程度依次为数字政府、数字基础与数字经济。存在“政府统筹—市场决定型”“政府赋能—市场调节型”“市场调节—社会助力型”“政府统筹—社会助力型”4类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制度组态。存在3类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制度组态,呈现出以下2个特征:数字生态中各要素均表现不佳;在缺少政府统筹或赋能的情况下,即使市场发挥调节作用,也不能产生高区域创业活跃度。研究揭示了数字生态影响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对优化地区数字生态环境,更好激发市场主体创业活力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新冠感染疫情下人口超额死亡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主要国家2020年和2021年的fsQCA分析

相比新冠感染疫情所引发的直接死亡人口,包含新冠感染疫情引发的间接死亡人口的超额死亡人口更能反映新冠感染疫情对人口死亡的影响,因而研究新冠感染疫情下各国超额死亡人口的差异及其原因,更有利于弄清新冠感染疫情大流行对人口死亡产生的影响。使用99个国家2020年1月到2021年12月的死亡人口及其他社会经济数据,借鉴机会平等理论,从“努力”和“环境”两个维度建立新冠感染疫情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选择相关指标,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研究了新冠感染疫情下各国人口超额死亡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如下。第一,各国人口超额死亡规模和人口超额死亡率差异明显,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还存在于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之间,这意味着引起各国人口超额死亡的原因并不相同。第二,引起各国人口超额死亡的主要因素不同,这些因素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等环境因素有关,还与疫苗接种等应对疫情的努力程度有关。一些欠发达国家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医疗卫生资源不足等原因面临较高的人口超额死亡;而一些经济发展较好,医疗卫生资源较丰富的国家,由于其防疫措施不力,也面临较高的人口超额死亡。第三,降低人口超额死亡应当成为新冠感染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应急管理的目标之一,但需要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扬长避短,科学作为,选择合适的应对措施。

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形成机制研究——基于SEM与fsQCA的混合分析

社区居民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主体,其参与国家公园旅游发展的意愿扮演着反映政策执行效果的角色,关系到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该研究基于效果层次模型构建底层理论逻辑,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相混合的方法,系统探究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居民与社区和国家公园间的关系质量是其旅游参与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国家公园信任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2)旅游积极影响感知可直接提升也可通过社区满意度和国家公园信任间接提升居民旅游参与意愿;3)旅游消极影响感知不能直接降低居民旅游参与意愿,但通过负向作用于社区满意度和国家公园信任可间接抑制居民旅游参与意愿.此外,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进一步得出居民高/低旅游参与意愿的组态路径,其中“社区满意型”和“积极感知+国家公园信任型”居民群体拥有较高水平的旅游参与意愿,而“消极感知型”居民群体则具有较低水平的旅游参与意愿.研究结论可为在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精准激励居民群体参与旅游发展提供政策参考,也可为国家公园相关机构制定旅游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驱动机制研究——基于37个典型案例的fsQCA分析

研究目的: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逻辑构建与实证,厘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驱动机制,为后续实践提供经验借鉴。研究方法:结合资本循环理论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以自然资源部公布的37个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对其生态产品价值实践成效进行测度,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文中所构建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要件进行验证分析。研究结果:(1)37个典型案例地区已经初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破坏的脱钩,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本文所构建的5个前因条件均以核心驱动要素在不同组态中出现;(3)案例地区实践模式较为单一,尚未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逻辑的完整闭环。研究结论:生态产品价值高效实现需发挥产权制度、资本投入、增值显化、供需对接以及利益调节等多要素的综合效用。

基于fsQCA的领导团队特质与基层学术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

优化基层学术组织的绩效表现是提升大学综合实力的重要路径。本研究从高层梯队理论的视角出发,以25个案例团队为样本,运用fsQCA的方法,分析了领导团队特质影响基层学术组织绩效的条件组态与路径。结果发现以下五种路径均可产生较高水平的基层学术组织绩效:从主要负责人组合来看,包括学缘互补型和专家主导型这两条路径;从团队成员异质性来看,包括学术领军型、学缘多样型和技术专攻型这三条路径,学术领军型路径见于成熟期或追赶期组织中,学缘多样型路径见于成长期组织中,技术专攻型路径见于变革期组织中。这一研究结论对于为基层学术组织配备不同结构的领导团队,提升大学基层治理能力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驱动路径——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fsQCA组态探索

借鉴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H省8所高校为样本,探索社会资本(认知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和亲社会动机等多重前因条件的交互效应以及前因组态对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系统影响发现:上述6个前因变量均不足以独立成为驱动返乡创业意愿的必要条件;返乡创业意愿的驱动是多个前因条件协同交互的结果;农村籍大学生高返乡创业意愿的驱动组态包括“地域忠诚”驱动型、“人地关怀”加持型等2类;结构资本、关系资本、亲社会动机、地方依恋是导致低返乡创业意愿的关键因素。对此,建议重视元资本(即政府力量)对返乡创业的包容性规范、制度性信任和延伸性网络的协同建设,加强社会资本与地方依恋、亲社会动机的适配性联结,并突出基于“乡村性”的农村籍大学生亲社会动机的培养和激发。

省级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组态生成机制研究——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动态FSQCA分析

省级政府承担着改善地区环境质量,守护一方绿水青山的重任。探究不同制度条件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组态生成机制,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本文对30个省级行政区2017—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的汇总型FSQCA分析。研究发现:单一条件不能构成省级政府环境治理高绩效的必要生成条件;生成省级政府环境治理高绩效的组态机制共有四种,分别为:数据赋能单向机制、市场—法治协同机制、市场—公众协同机制以及政治—数据协同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我国不同地区,生成省级政府环境治理高绩效的组态机制具有差异性。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组态分析--基于TOE框架的fsQCA研究

绿色创新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选择,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模式下呈现出不同的绿色创新绩效。文章以中国A股医药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TOE框架选取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以及6个具有代表性的前因条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探讨了不同数字化转型条件下企业获得高绿色创新绩效的条件组合。研究发现,高绿色创新绩效可归纳为雄狮型(数字技术应用驱动型)和群狼型(数字转型战略-数字合作环境共同驱动型)两种模式;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技术人才两个条件变量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企业应充分认识到不同条件组态的殊途同归效应,主动适应所在地的数字环境条件,注重数字组织与数字环境的适配,从而有效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党的自我革命与地方政府廉洁创新——基于中国廉洁创新奖获奖项目的fsQCA分析

在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指导下,各级地方政府持续开展廉洁创新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厘清地方政府廉洁创新的动力要素与生成机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反腐败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鉴社会互构论和注意力基础观等理论视角,基于政府、公众、企业、第三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从制度动力、经济保障、社会期望、技术发展四个维度切入,构建了廉洁创新生成机制的理论模型。运用汇总QCA和多时段QCA方法,对36个中国廉洁创新奖获奖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当前地方政府廉洁创新主要有政策推动型、民意回应型和技术驱动型三种生成机制。其中,反腐政策法规、反腐绩效考核制度、公众监督、政务公开、舆论监督、技术理念革新等是廉洁创新的核心动因。面向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多方协同参与,融合公众需求和经济发展,规范政治参与途径,重视数字技术运用,为地方政府廉洁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