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影响产业升级的理论逻辑与组态路径:基于省级动态面板的QCA分析

新质生产力是驱动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着力点。对新质生产力“先进科学技术、新介质劳动资料、高素质劳动者、新料质劳动对象”4个维度的7要素联动影响产业升级的逻辑进行理论分析。采用动态QCA分析法,基于我国2011—2022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结合理论框架,探究新质生产力要素影响产业升级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多要素联动匹配才能影响地区产业升级;以先进科学技术为核心存在条件,有“数字化基础设施—人力结构高级化—新料质产业”驱动型、“人力结构高级化—新料质产业”驱动型、“新介质劳动资料—高端人力规模”驱动型三类产业升级的路径;以先进科学技术为核心缺失条件,有“新介质劳动资料—绿色经济”缺失型、“新质工具和设备—人力结构高级化”缺失型、“高素质劳动者—新料质产业”缺失型三类非产业升级的路径;部分时间点,组态的组间一致性受外部环境冲击有所波动,且各组态地区差异化明显,驱动产业升级的组态案例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而非产业升级的组态案例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研究结果为新质生产力多要素联动匹配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借鉴。

组态视角下金融科技的驱动路径研究

金融科技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鲜有文献对地区金融科技影响因素的多重互动关系展开研究。鉴于此,以中国31个省份为样本,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基于组态视角探索经济基础、政府行为及技术环境层面三类复杂生态要素对各省域金融科技发展的联动效应及驱动路径。结果表明:非高政府干预程度是金融科技水平得以提升的必要条件,政府干预市场过多可能会成为制约金融科技发展的瓶颈;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路径可概括为技术-经济双轮驱动型、技术市场支撑驱动型、经济-技术-监管协同驱动三种发展模式;非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路径同样有三条,且与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关系,加快技术市场建设对促进金融科技发展具有普适的作用;无论是高金融科技还是低金融科技水平,都由经济基础、政府行为和技术环境层面因素共同作用,形成驱动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多样化组态。

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组态路径研究——基于QCA方法的分析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发展,如何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成为重要课题。以2016—2018年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样本,运用QCA方法,基于组态视角,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出发剖析产业升级、人工智能、人力资本和贸易开放4个条件变量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显示:(1)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关键路径有3条,即智能-产业主导型、智能-贸易主导型和综合发展型。(2)较之于其他2条路径,智能-产业主导型能够更深层次地促进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3)影响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组态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替代性。(4)非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关键路径有1条,且与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关键路径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基于构型视角的信息行为研究:研究主题、理论构建与分析方法

数字化、大数据、生态系统等理念的提出与发展推动了研究范式从局部思维向全局思维的转变,相比于传统的方差视角,构型视角能够更好地把握全局性、等效性、不对称性等研究特点,并逐渐成为一种新兴、重要的理论视角。鉴于现有信息行为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从构型视角对信息行为进行重新审视、以及构型视角的理论构建与分析方法上的不足,本文提出了包含信息、技术、任务、用户与行为的信息行为五维模型,从构型视角对信息行为的形成机制进行全局性分析并指出了潜在的研究主题,提出构型理论构建的矩阵法与决策树法,以及构型理论检验所应遵循的分解原则、合成原则、包含原则与闭合原则。本文可为信息行为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对基于构型视角的研究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制度环境与心理认知何时激活创业?——一个基于QCA方法的研究

以25个效率驱动国家为样本,应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整合制度环境层面与心理认知层面的5个条件,探讨影响国家间创业活跃度差异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因果复杂机制。结果发现:(1)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2条路径,即管制-规范主导型与认知主导型。其中,第一条路径指高创业意愿、高创业机会识别、优越的管制制度与规范制度的联动匹配,第二条路径指高创业意愿、高创业机会识别与优越的认知制度的联动匹配;(2)较之于管制-规范主导型,认知主导型更可能有效地激活高创业活跃度;(3) 2条路径所涉及的制度三要素在解释创业活动时存在替代作用,即创业意愿与创业机会识别水平较高时,只要认知优越,或者管制与规范同时优越,即可驱动高创业活跃度;(4)非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3条路径,且与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的劳动力结构优化驱动机制分析

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样本,基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理论视角,应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整合产业升级、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城镇化4个条件,探讨影响劳动力结构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因果复杂机制。研究发现:(1)优化劳动力结构的驱动机制分为2条路径:即智能-产业主导型和全面发展型。(2)较之于全面发展型,智能-产业主导型能够更深层次地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3)2条路径所涉及的组态内部各因素在解释劳动力结构优化时存在替代性,即对产业结构和人工智能而言,城镇化和技术水平在解释劳动力结构优化时存在替代作用。(4)非优化劳动力结构的驱动机制有3条,且与优化劳动力结构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的关系。

家族异质性、资源动员与代际创业

代际创业是破解家族企业传承困境和提供创新动力的重要手段,资源动员是创业者组织资源以执行创业机会的过程。如何优化家庭系统,提升创二代的资源动员水平是商业家族基业长青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基于“结构—互动—功能”框架,采用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了家庭系统与创二代资源动员的关系。研究发现:(1)单个家庭要素并不构成高水平资源动员的必要条件,良性组合的家庭系统才能产生高水平的资源动员;(2)父母提供创业辅导加情感支持的独生子女家庭,或鼓励子女另立门户的多子女家庭,更容易产生高水平的资源动员组态;反之,代际情感疏离加父母放任试错的独生子女家庭,或引发子女间资源竞争的多子女家庭,更容易形成非高水平的资源动员组态;(3)导致高水平资源动员的家庭因素组合,并不是非高水平资源动员家庭因素组合的反面,这种因果非对称性显示了家庭系统复杂的、异质性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引入组态视角,探究家庭多要素组合对于创二代资源动员的影响,揭示家族培养高水平继任者的多重路径,具有理论指导与实践意义。

如何提升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研究

研究提出了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提升路径的TOE整合分析框架,并运用fs-QCA方法对我国30个省份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2010-2019年,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整体上呈稳步上升的良好态势,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是多个条件变量复杂作用的结果,高绿色转型绩效驱动模式有3种,分别为扶持拉动型、竞争拉动-协同型、信息化主导型,技术条件尤其是信息化水平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扶持拉动型分布最普遍;(3)非高绿色转型绩效驱动模式有两种,分别为压力损害型、养尊处优型,环境条件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压力损害型分布最普遍;(4)充分的政府支持是制造业绿色转型不可或缺的组织条件。研究拓宽了相关理论的适用范围,为制造业绿色转型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