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据挖掘的《疫喉浅论》辨治猩红热用药规律研究

目的探究清代喉科医家夏云治疗猩红热的用药特色及规律。方法手工检索夏云所著《疫喉浅论》中治疗猩红热的内服与外用方剂,分别建立数据库,运用古今医案云平台(V2.3.5)中统计分析、关联分析与层次聚类分析挖掘内服与外用方剂中药物频次、功效、四气五味归经、常用药对及核心药物组合规律。结果《疫喉浅论》中共有64首猩红热治疗方,其中内服方剂41首,外用方剂23首。内服方剂中使用频次最高的中药为玄参,药物功效以疏散风热为主,药物气味归经以寒性、甘味、肺经药多用,常用药对为地黄-麦冬,通过聚类分析得出3类内服核心处方。外用方剂中使用频次最高的中药为冰片,药物功效以清热解毒为主,药物气味归经以寒性、苦味、肺经药多用,常用药对为硼砂-冰片,通过聚类分析得出3类外用核心处方。结论《疫喉浅论》中治疗猩红热的内服、外用方剂均反映了夏云对猩红热病因病机及病位的认识,体现了其“清透化毒凉营泄热”的治疗原则,可为当今猩红热治疗提供参考。

基于“脾主困”思想论治小儿泄泻

小儿泄泻与诸滞困脾关系密切。滞分虚实,虚滞为中土脏虚所生,实滞为寒食湿热及无形中气壅滞,多有虚实夹杂。小儿脾常不足,滞邪困脾,脾失运化,气机枢转反作,清阳不升,携未化谷液合污而下,发为泄泻。临证中,当以“解湿运脾,行滞调气”为治疗原则,善用醒脾运脾,辛温辛平轻清味药以复脾之生理,审证求因,行诸滞,使运化有节,升降有度。

《千金方》与《备急灸法》灸法救急特点的比较

《千金方》(包括《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与《备急灸法》均为灸法救急要书。唐代孙思邈撰《千金方》,其重视针灸汤药并用,认为灸法在救急上有“针汤散皆所不及”的优势;《备急灸法》为南宋闻人耆年在广泛搜集名医灸法救急经验基础上加以实践而成,两位医家均深受葛洪灸法学术思想的影响。故此两书灸法救急在急症救治、推崇灸法,壮数多寡、知常达变,灸药同用、施治简效,灸穴精当、规范操作四个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灸法宜忌、选穴定位、施灸材料及灸法操作方面均有差异。文章从上述异同之处加以总结阐释,以期为临床灸法救急提供借鉴与参考。

以经评墨:晚明士大夫方弘静的墨学观

晚明士大夫方弘静晚年著作《千一录》的立言宗旨是在“反经而已矣”基础上的“放淫距诐”。面对晚明佛教对于儒学侵蚀的现实,方弘静对于孟子辟杨墨的立场给予同情之理解,多次不自觉地为孟子辩护。对于韩愈的“孔墨必相用”说,方弘静颇有微词,乃至怀疑《读墨子》篇非其所作。方弘静对于墨家的节用说有一定的认可,但是却始终未赞一词。而他对于墨家节葬说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也是建立在孔子曾经有反对厚葬言行的基础之上的。面对墨家与儒家思想对立的非久丧与非乐说,方弘静则拿起经学的武器,对之进行严厉地批判。以方弘静为代表的墨学保守派,与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墨学稳健派,及以李贽为代表的墨学激进派共同构成晚明士大夫墨学观的不同维度。

基于钱乙五脏辨证学术思想论治小儿抽动障碍共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目的根据钱乙“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的五脏辨证体系以及重视顾护脾胃的学术思想,论治小儿抽动障碍(tic disorders,TD)共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思路。方法通过研读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及相关文献,结合临床,总结TD共患ADHD的病因病机及治法。结果TD共患ADHD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复杂,现阶段西医临床尚未有统一的治疗标准,药物干预疗程长,不良反应大,整体治疗效果不佳。近年来,大量医学研究表明中医药在治疗TD共患ADHD方面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少。结论TD共患ADHD的病因是多方面的,非一脏之病,而是“五脏同病”,病机同样关乎五脏,其中与“肝主风”“脾主困”关系最为密切。通过总结钱乙学术思想在TD共患ADHD中的运用,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工作,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本病的优势,提高治疗效果。

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司马迁大一统民族观指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背后隐含着三重内在逻辑,即大一统的王朝观,通过探讨大一统王朝的民族分布格局来证明汉王朝的大一统源自“华夷一体”“天下一体”;“华夷共祖异族”观,“共祖”与“异族”辩证统一,凸显“天下一家”的“华夷之辨”;以华统夷的“汉为天下宗”,在炎黄共同体内“华夷有别”,“以华统夷”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乃民族文化差异所致,刘汉王朝是唯一具备合法统一“华夷”的“天下宗”。它们还是炎黄共同体理论的终极目标,昭示出“华夷之辩”是如何从战国时的“华夏一统”发展成为司马迁的“华夷一统”。司马迁大一统思想主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可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进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对后世的民族观、历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理论。

清代南部档案俗语词考释五则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语料新颖,是研究俗语词的好材料。不过,其中出现的“矜财”“口岸钱”“呩”“扫厫”“总役”这五个俗语词晦涩难懂,既对读者阅读理解造成困难,也为学者的研究带来阻碍。根据传世文献,结合语境,得出其释义:“衿财”即“乡绅家族和钱财”,“口岸钱”即“住店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呩”即“指示,口头发布的命令”,“扫厫”即“全部交纳”,“总役”即“衙役中的领导者”。

基于数据挖掘和网络药理学的钱乙治疗小儿惊风用药规律探究

目的:采用数据挖掘及网络药理学方法探讨钱乙治疗小儿惊风的用药规律。方法:从《小儿药证直诀》中筛选处方48首,经规范化处理后建立数据库,应用Excel 2019、Cytoscape3.8.2、SPSS Modeler 18.0及SPSS Statistics 21.0软件进行频数分析、网络可视化分析、关联规则分析和聚类分析。再通过TCMSP平台和TCMID平台获得药物中所含的化合物,运用Cytoscape3.8.2软件分析和预测重要的药物和化合物。结果:共获得治疗小儿惊风药物105味,以草木、无毒药居多,玉石、有毒药次之;性味以苦寒为主,辛甘温次之,归经以肝、肺、胃经为主,心和脾经次之,剂型以丸、散、膏剂内服为主。Cytoscape3.8.2软件分析得出度值排名前10的药物为麻黄、甘草、天麻、全蝎、蟾蜍、牵牛子、天南星、人参、大黄、半夏,度值排名前5的成分为β-谷甾醇、谷甾醇、植物甾醇、山奈酚、亚油酸乙酯。结论:《小儿药证直诀》中治疗惊风多以治风、豁痰、解热、通腑为基本治则,涉及药物以平肝息风药、开窍药、化痰止咳平喘药、泻下药为主,符合小儿惊风现代治疗的基本思路,重要的药物和化合物经现代研究证实具有抗惊厥、镇静功效,可为小儿惊风的临床治疗和药物研发提供文献依据和理论参考。

钱谦益论诗诗对杜甫《戏为六绝句》的承传与新变

钱谦益所作论诗诗《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在承传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基础上又产生新变。钱氏继承了杜甫尊重前贤、别裁伪体的思想,以批评当时的诗坛流弊。钱诗延续了《戏为六绝句》“戏题”的自况心怀,但也增添了走出“嗤点前贤”的矛盾、消解讽刺的紧张等意味。钱诗与《戏为六绝句》都是以近代视野和当世视野为论述重点,但不同于杜甫对时人的包容态度,钱谦益以自己的诗学为标准,将时人划分了阵营。《戏为六绝句》论述的内容可能不仅仅限于诗歌,这种现象在钱谦益论诗诗中更是蔚为大观,他论述了文学家、批评家、书法家、画家以及女性群体,且对后世论诗诗产生重要影响。

论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对小儿疳证的认识及治疗用药规律分析

目的:梳理及归纳钱乙对疳证的认识,分析钱乙治疗小儿疳证的方剂,总结其用药规律,归纳总结其学术思想。方法:阅读《小儿药证直诀》,梳理及归纳钱乙对疳证的认识,从病因、病机、分类、临床表现、辨证论治等方面进行阐述。筛选治疗小儿疳证的方剂,运用古今医案云平台(ckcest.cn)软件统计分析方药中药物出现的频率、四气、五味、归经等资料。结果:钱乙认为疳证主要病因为误治、吐泻病久失治、饮食不节及食积病癖日久不治四类;主要病机有脾胃虚弱、津液耗伤;并将疳证分为心疳、肝疳、脾疳、肺疳、肾疳,除五疳外还有内疳、外疳、筋疳、骨疳、惊疳、疳疮等,还描述了各型的症状表现。其认为疳证的辨证论治应根据五脏所属补其母,辨冷热肥瘦选方,辨新久用药。34首治疗疳证的方剂中,共涉及93种药物。使用频率最高的药物依次为黄连、麝香、巴豆、木香、轻粉、胡黄连、青黛、朱砂、干蟾、冰片、甘草,其中核心药物为黄连、胡黄连、麝香。以五味分析,辛味药出现74次,占比38.14%;苦味药出现68次,占比35.05%;甘味药出现38次,占比19.59%。所用中药的四气属性,以性寒与性温的药物最多。其中寒性药物合计出现57次,占比29.38%;温性药物合计出现46次,占比23.71%;平性药物合计出现20次,占比10.31%。治疗疳证诸方中涉及的中药有半数以上归经属脾、胃,分别占比32.47%、28.35%,另归大肠及肝的也各占22.16%。结论:钱乙治疗小儿疳证的用药特点为用苦药除热益脾,用辛药行气醒脾,用甘药益阴补脾;以寒性药物为主,辅以温性、平性药;重视脾胃;创儿科五脏辨证,制五脏补泻方用于疳证诊治;善用金石毒药;强调治未病——“未病先防,已病防变”。

太史公的楚辞学:《史记》屈原、贾生合传之因考辨——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一

前人关于《史记》中屈原、贾谊合传原因的讨论,多停留在现象总结的层面。从发生学角度,联系《史记》的全书体例和《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二人挫折人生的描述,可知该传创作的一个根本之因是寄托司马迁“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的“明世观”。同时,司马迁在该传中还欲呈示其所创设的“楚辞学”。为了展示此学派的完整和规模可观,于是只得选贾谊来与屈原“合传”,甚至不惜破坏全书中的时间体例以及贾谊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另外,立足司马迁的楚辞学,考察处于其前后的刘安、刘向编《楚辞》的相关议题,可发现刘安作了《楚辞释文》式的编纂,逻辑未密,而刘向作了《楚辞补注》式的编纂则颇为成理。

钱乙运用下法治咳的遣方用药特点浅析

钱乙被后世尊为儿科鼻祖,其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小儿药证直诀》一书。本文通过对《小儿药证直诀·咳嗽》篇章的学习,探讨钱乙治疗小儿咳嗽的学术思想,分析其灵活运用下法,方选葶苈丸、褊银丸、白饼子、百祥丸等治疗小儿咳嗽的用药特点,为现代临床运用中医药治疗小儿咳嗽提供新的思路。

章学诚的《史记》观——以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为中心

章学诚关于《史记》的评论散见于《文史通义》各篇,乍看不成体系,实际最能抓住《史记》的撰述宗旨和精神,评价也甚为恰切,与同时期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迥异其趣。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揭示出章学诚《史记》观的三大核心问题:准确把握《史记》的宗旨和成就;驳斥无识者加在司马迁身上的诬妄之词;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及改革方向。这些新的解读,让章学诚和司马迁之间的学术关联清晰地呈现出来。

中医治疗耳石症探源——从喻嘉言一则眩晕病案说起

耳石症即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BPPV),该病一线治疗方法是复位治疗。本文将考证与分析喻嘉言一则眩晕医案,阐述中医运用位置性试验及复位技术诊治耳石症的历史。1646年(顺治三年)喻嘉言为钱谦益(牧斋)诊治疾病是目前最早的位置性试验和中医手法复位治疗耳石症的记载,喻嘉言成功地应用复位方法使其痊愈。西医治疗耳石症应从1980年Epley介绍"手法复位"算起。治疗该病中医至少比西医早了334年,在医学界有着重要的意义,堪称中医的"喻氏复位法"。

汪受传教授临证治喘经验

全国名老中医汪受传教授继承钱乙"肺主喘"的学术观点,认为"喘"为肺系疾病的代表性证候,其总的病机为宣肃失司;实证为外邪郁肺、肺失宣肃,虚证为气阴不足、宣肃无力。治疗上实证宜祛邪利肺,宣肃肺气;虚证宜益气养阴,补肺而恢复其主气司宣肃之功。临床上以实证多见、虚证较少,但邪与扶正治法亦常常配合使用。附验案1则为例。

论脾阳不足致小儿泄泻

小儿泄泻是儿科常见病、多发病,因病机繁多、进展迅速,如不及时治疗后果不堪设想。唐宋时期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诞生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医术高超的中医大家,使儿科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中医学对小儿泄泻的认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逐渐成熟的,正是医家们的不懈努力使得脾阳不足易导致小儿泄泻的学术思想逐渐形成。该文分别从多个医家对于小儿泄泻的病名、因机、诊疗几个方面的认识来具体阐述脾阳不足是导致小儿泄泻的重要因素。

钱乙五脏法五行互藏思想初探

钱乙是宋代著名的儿科医家,反映其学术思想的《小儿药证直诀》中蕴藏着丰富的五行思想,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思想便是"五脏法五行互藏"。钱乙深禀《内经》五行学说大义,首创儿科五脏辨证纲领,将风、惊、困、喘、虚归纳为肝、心、脾、肺、肾的主要证候,用虚、实、寒、热判断脏腑的病理变化。但是钱乙并非孤立地从五脏分五证,而是强调中医的整体观念,运用五行互藏理论来指导五脏兼证的辨证及治疗,富有很强的五行思想特色,值得我们研究。

“儿科宗师”钱乙的组方规律与用药特色探析

[目的]探讨"儿科宗师"钱乙的组方规律与用药特色。[方法]通过研读《小儿药证直诀》,对钱乙的临床验案及方剂药物进行分析与归纳,总结其组方用药的学术特色。[结果]钱乙的组方规律与用药特色为以下七个方面,即:化裁古方,创制新方,用药务求柔润,力戒呆补峻补,注意升降气机,用药精专以及剂型多变等。[结论]钱乙制方遣药,精炼轻灵,处处注意到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及五脏的虚实寒热,在祛邪务尽的原则下,力求攻不伤正,补不滞邪,或消补兼施,或寒温并投,并从柔润方面下功夫,以扭转世医滥用香燥刚伐药物的偏向,对后世儿科医家的组方用药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从钱乙五脏辨证体系论儿童多动症的辨证施治

儿童多动症,又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儿童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精神神经系统疾病。临床表现与年龄不相称的主动注意力易分散,注意广度缩小。

运用钱乙五脏辨证体系辨治小儿心肝疾病

通过探析钱乙的五脏辨证体系,阐述其在儿科临床上对小儿心肝疾病(主要是儿童多动症和抽动症)辨治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