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peech by Qian Zhongshu

Ladies and Gentlemen,Allow me to extend,on behalf of the Chinese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a warm welcome to youto the symposium of American and Chinesecomparatists.This conference,sponsored by the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he Institute ofLiterature in my Academ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American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s the

重评董仲舒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二是“宜在我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畴,并引申出反对盐铁官营和官吏经商的“与民争利”主张。司马迁的义利观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大于义,公开宣称求利或争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二是国家和个人均可以“兴利”,也应该倡导“兴利”。至于“兴利”能否成功,其结果是好是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尽管他们的义利观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并相互对立,但无论是董仲舒的义利观,还是司马迁的义利观,实际都有着针砭现实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体认在原著与修订之间——重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重读《中国诗与中国画》1978年修订版,大体有“版本学”“学术史”两种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降,学界主要着眼于前者,确认此文在1949年前后的版本有六种。至于1978年修订版与1947年开明版原著相比,除篇幅增加一倍外,著者注入修订版的深意究竟何谓,这需诉诸“学术史”视角。从“学术史”考辨修订版及原著,可得出三点结论。其一,原著重在论述王维为符号的“神韵派风格”,在“画品”系统所享有的影响暨地位,并不与它在“诗品”系统所占有的影响暨地位呈“一律”或“对称”。其二,著者敏锐地感觉到“‘诗品-画品’的古典对立”这一逻辑建模,拟可被用来隐含他所体认的“‘风气-风向’的今世疏离”这一学术史现象,这恐是他执笔修订版的内驱力。其三,有识者只需咀嚼修订版一再提及的那个“作者——他”,将其读作给定语境中的“钱锺书——我”,也就不难领悟其修订版究竟想给后世留下何种启示。

钱著述学“识味”--涉其角色、行当、笔意

大抵仰慕钱锺书著作的“文化昆仑”峰值的人,大多慨叹其述学文体之厚味也独步今世。可以从“识味四步曲”来体认钱著述学之厚味。第一步,先界定钱著述学意味之“厚”,是“厚”在著者将其豪贤式“人格自期”渗入其文体,大凡述学既要“本位”,又敢“出位”,此谓“异量之美”。第二步,这就决定钱著述学之“角色”系复合型,既守其鉴赏家“本位”,始终重视“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又敢“出位”当第二类美学家,因深究文学之美而涉足文论暨文艺史。第三步,若谓“角色”指著者对其学科的身份认同,“行当”当指著者对其“角色”的专业依托且执行。这就驱使著者将浩瀚的实例考证即显性“我注六经”,巧妙地安置到其精微精妙的“六经注我”的隐性框架,此框架即著者的理论发现暨史论建模。第四步,就史论而言,最能体现钱著述学之“厚味”构成的经典莫过于《宋诗选注》。这诚然不是所有专家能一瞥即辨的教材式书写,故只有难得的别具慧眼者方能体认即“识味”。可将能觉知钱著述学“厚味”的慧眼称作“变焦”视角(如王水照),以区别于学界惯常流行的、难以识别钱著述学“厚味”的“单向度”视角(如郑朝宗)。

全译求化机制体系建构的逻辑理路——《全译求化机制论——基于钱锺书“化境”译论与译艺的考察》介评

余承法新著《全译求化机制论——基于钱锺书“化境”译论与译艺的考察》是对钱锺书“化境”翻译思想的准确诠释、合理转化和系统重构,其建构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展示出严密的逻辑理路与不懈的探索精神。作者先从“全译”与“化境”概念出发,定位全译求化的关键问题,聚焦完整、客观、可操作、能验证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进而建构“化境”理论体系,完成对“化境”传统译论的当代诠释与创新转化。

文体递变: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

文体史观念是钱钟书文体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文体史料极为丰富,主要包括“诗文各体原出五经”的文体源流论、“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的文体发展观、“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的唐宋诗体之争三个方面。其特征体现为:从文体史的视域看待历代文学史观念,文体文献学上的价值与贡献,文体史观念上的辩证与通达,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学比较方法,等等。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体系所体现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通变观,正是其文学通变观和文化通变观的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董仲舒与司马迁学术传承关系考述

司马迁是否师承董仲舒学界历来观点不一,系统考察二人的人生经历,发现董仲舒、司马迁确有人生交集。司马迁虽不是董仲舒早年的入室弟子,但在壮游归家后曾向致仕在家的董仲舒求教。董仲舒不仅给司马迁讲授过《春秋》,还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过亲闻史料。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保存了董仲舒的第一份传记,成为研究董仲舒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司马迁也因此成为董仲舒研究第一人。司马迁继承了董仲舒的历史观,在《史记》中融入董仲舒的三统说和《春秋》王鲁说。

“三统”与“三道”——司马迁对董仲舒学术的传承与发展

董仲舒思想在不断转述和重组中传承,司马迁是其中重要一环。董仲舒的思想体系非常复杂,“三道”说历史内容较多,“三统”说历史内容和政治理论杂糅,“四法”说政治理想色彩突出,三种理论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系统。司马迁对“三统”“三道”说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将之潜移默化地贯彻在历史叙述中,对“四法”说比较淡化。他看重的不是“三统”的名物制度表象,而是“三道”的“忠”“敬”“文”的本质,并且认为“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弟子会根据各自的知识背景与需求,形成对董子学说的叙述。

释“探本”:钱锺书的诗品伦理学——“批本随园诗话”现代版

欲证明钱锺书不仅是现代学界最擅品鉴文学趣味的杰出专家,且是能从古籍读出批评史视野暨美学睿智的大理论家,范例之一,便是系统爬梳钱氏从《谈艺录》到《管锥编》,针对清代迄今300余年流传甚广甚久的《随园诗话》,围绕“探本”今释,所提炼出的一套既具国粹特色,又闪烁着现代思辨光泽的“诗品伦理学”。“诗品伦理学”含三个定律:一是“诗论尺度”须诉诸“町畦”,即在有限语境中说有效的话;二是“诗例笺释”须讲究读“全篇”,切忌“摘句”;三是袁枚在“诗论尺度”“诗例笺释”有悖“探本”或“探而未本”,病根是在袁枚“心乱”,做不到“心不待境静而静”,屡屡借诗话渔利,其借诗话渔利之手法主要有“权门保驾”“闺秀站队”“追星红利”三种。

钱钟书《围城》的空间叙事架构及意象解读

钱钟书的《围城》用生动细腻地描写刻画了主人公方鸿渐留学归国后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方鸿渐作为战时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留学回国后找不到人生的准确定位,只能无聊可鄙地生活在无处不在的围城中。文章对《围城》的空间叙事架构及意象进行了解读,分析作者借助方鸿渐的行动位移不断变换空间场景,在空间转换中推进故事情节,在文本叙事上凸显空间性的写作特点。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化——全译转换的精髓

运用“以钱解钱”的方法,对钱钟书先生的“化”进行源流考证和语义诠释,并以他的“化”艺作为佐证,揭示作为全译转换的核心,“化”的实质是求得译文与原文最大限度的“似”,即“极似”。

诗话的顶峰——钱钟书《谈艺录》的历史地位和治学启示

钱钟书的《谈艺录》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思维模式 ,站在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来探讨普天下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打通”式的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 ,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钱氏渊雅浩博的学力和洞微烛隐、老吏断狱的眼力为他从事“打通”式研究提供了可能。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敢向历代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 ,更体现了钱学独有的魅力。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颇有启示。

超越“化境”,一分为三——对钱锺书翻译思想的再思考

"一分为三"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重要的哲学命题,在翻译研究领域有着广泛的体现。本文通过重读钱锺书著作中有关翻译的论述,认为长期以来广受关注的"化境"只是钱锺书翻译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其核心内容的全部,钱锺书翻译思想应视为一个由"化、讹、媒"组成的"一分为三"的体系,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较为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翻译的本质属性。

文学阐释与心理分析——钱钟书文学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在钱钟书的文学阐释思想中,文学作品的"阐释循环"过程应包括心理分析,只有洞察"典型心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字词的意义、了解作者的修辞、把握作品的宗旨、判断作品的内容。此种思想的依据是认定不同作者、不同时代甚至不同文化之间"心理攸同",这是钱钟书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主张。钱钟书的这种文学阐释思想对于西方阐释学中关于"心理学解释"的争论具有启迪意义。

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之比较

陈寅恪与钱钟书同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巨人。他们在学术品格、治学兴趣、语言工具、材料基础、文化取向、打通意识、史诗关系和诠释向度等众多方面都既有惊人的类同之处,又有显著的不同之处。故探讨和比较两人的同异之处,找出其中所潜藏的规律性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学人无疑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化境”背后:钱钟书的文本价值论

钱钟书在讨论翻译问题时所采取的是观察家角度,他提出“化境”的本意并不在于为翻译行为设定唯一正确的标准;他认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可以分离,翻译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起着重要作用。从钱钟书暗喻的文本价值论来看,可以推断出他对文本竞争和语言竞争的提倡。

用符号学推进诗歌研究:从钱钟书理论出发

符号学不仅是当前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显学,而且也是当今诗歌研究的重要方法,只是在中国国内,很少有学者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有一个例外:钱钟书先生多次在讨论中国古典诗歌时应用符号学的观念,可惜的是至今这笔宝贵财富没有人加以阐释和发展。介绍罗曼.雅克布森、罗兰.巴尔特、R.P.布拉克墨尔、迈克尔.里法台尔等人的符号学诗歌研究,并将国外的研究与钱钟书的观念作对照,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例子,说明这些原理的普适性。

钱钟书的陆游诗歌研究述略——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与启示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中,有很多对陆游诗歌的成就、风格以及优劣之处的精到的评价和论述,这些评价论述对学术界更加深入全面研究陆游有很多启示;钱先生在研究陆游以及其他众多诗人时,采用的都是实证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新异,但却得出了令人信服、出人意料的论点;钱先生在研究诗人时,时刻关注的是诗人的“作品”,是作品的“文学性”,这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为真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