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绣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方法

针对中国传统刺绣艺术秦绣在当代服装设计中面临的元素分类缺失和设计流程不明的问题,提出秦绣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方法。首先解析秦绣元素的外在表征及其隐藏意象,提炼并总结秦绣图案的构成要素;然后提取秦绣要素外在表征,建立针法、图案与色彩元素基因库,依据服装风格选择合适的元素基因并融入符合现代审美的设计语言;最后将针法工艺、图案造型与色彩搭配3个秦绣外在表征进行分类与整理,以保留传统秦绣样本隐藏意象为前提融入再设计,得出系统的秦绣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方法;总结了秦绣元素在面料、造型与科技方面融入现代服装设计的运用策略,为秦绣在服装设计中的转型发展提出指导建议。

秦药形成的源流

道地药材是特定地域内品质优良且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中药材,是我国传统优质药材的代表。秦药作为我国道地药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人民健康、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目前有关秦药的概念、内涵、起源及其发展历程等尚不清晰。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厘清秦药的起源及发展脉络,并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秦药的概念进行探讨与界定,以期促进秦药资源的开发利用。

从“氏族之人”到“编户齐民”——试论先秦时期社会成员身份的变迁

夏商西周时期,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于“族”之中。这些族,夏商时期称为“氏族”,西周时期则多称为“宗族”。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人”“民”多混用无别,但两者的使用却出现了有所侧重的情况。“民”能够以地域为称,但并不以族为称,它所表现的是社会成员的地域特征,而“人”则可以表现其作为某族的血缘关系特征。社会成员间血缘关系的影响在削弱,而国家地域关系的影响在增强。社会成员身份的巨大变化是由氏族(宗族)之人,变成了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编户齐民”肇端于战国时期诸国授田制度的实施,到秦代则成为国家控制天下民众的最主要的制度。这种居民身份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秦药产业发展模式及高质量发展路径思考

秦药产业是根植于三秦大地的中药产业,具有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内涵,复兴秦药文化、振兴秦药产业已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战略任务之一。因此“聚焦秦药品牌,培育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是实现秦药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与战略举措。按照“育企业、建基地、创品牌、强产业、富民生”的思路,以促进农业耕作优势转化为秦药资源生产优势、秦药资源优势转化为秦药产业优势、区位地理优势转化为秦药流通优势、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驱动发展优势为目标,实施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秦药资源种植、加工、制造、物流、大健康和“一带一路”品牌工程,培育药材大基地、秦药大品种、秦药大物流、健康大产业,提升秦药产业规模、核心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国内外知名度,从而构建完整的秦药产业发展模式,为推动落实秦药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三秦文化与秦医药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医药因时间维度的演进而具有时代性,又因空间维度的展开而具有地域性。为全面认识中医药文化的地域差异、深刻理解其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关系,以三秦大地区域内生成发展的三秦文化和秦医药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两者的关系,并重点梳理三秦文化在“道”“术”2个层面对秦医药形成发展的作用,同时探讨了三秦文化对当前秦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影响。结果表明,秦医药与三秦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共同植根于三秦大地,三秦文化深刻影响着秦医药核心观念、价值体系、思维模式、临床技法等方面,同时三秦文化可能会对秦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潜在负面影响。初步探讨了三秦文化与秦医药的互动关系,为厘清秦医药文化渊源及特征、充分激活秦医药文化基因、促进秦医药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分区考析传统文化与医药的相互影响关系提供示范。

秦“道”制起源新论

战国时期,秦国在统一进程中,根据被征服地区的顺逆程度,对新征服的非秦族群地区采取置郡县直辖和设立附属臣邦两种模式。秦属臣邦在保留原有“王侯君长”的同时,设置官员进行监督导化,秦“道”制即起源于臣邦中的“道官”系统,并在臣邦秦制化的过程中得到完善,发展为管理非华夏族群地区的与县平级的地方行政机构。从秦简文与封泥材料看,“道”即“導”,“道”制本意就是导化蛮夷,与交通道路无关。臣邦与“道”的主官为“丞”,意为辅佐,隐含“導”义,与县、都官主官称呼有别。

区域图书馆联盟视域下的地方文献工作模式探索与创新——以陕西地方文献资源建设体系“三秦模式”为例

区域图书馆联盟对省域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托陕西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十多年的实践探索,陕西省图书馆创新性地提出陕西地方文献资源建设体系“三秦模式”,并从中探索省域联盟引领下地方文献创新工作的有效策略,包括:建立联盟工作制度、组织地方文献联合征集、指导地方特色资源项目建设、培训辅导业务人员、运用新媒体促进信息交流等。此模式具有可操作性,可供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区域性创新发展参考借鉴。

陕西省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对秦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通过对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陕西省相关工作成果进行梳理,明确了陕西省中药资源种类与构成情况,根据区域生境特点和生态适宜性提出秦药的适宜生产区划;总结了中药资源普查成果在陕西省乡村振兴和富民强省、中药产业合理布局和生产规划、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最终,从加强种子种苗标准化研究、培育优良秦药品种,积极发展林下经济、构建中药材生态种植体系,引导秦药生产向绿色高效方向发展、促进秦药提质增效3个方面展望了秦药产业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为进一步聚焦秦药大品种、打造秦药全产业链、促进秦药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秦药品牌内在属性和产业价值研究

秦药是三秦大地孕育的承载着厚重秦文化的重要战略资源,是陕西省中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保障。打造秦药品牌对推动陕西省中医药产业发展、提升产业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从秦药品牌遴选、文化价值、战略需求、资源保障和产业发展5个方面论述了秦药品牌内在属性和产业价值。以发展秦药产业、树立秦药品牌为引领,破解陕西省中药产业长期存在的基础能力薄弱和产业链水平较低的问题,探索形成绿色产业发展模式,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更好地服务于生态保护、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

先秦时期生态文化述论

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在中华大地上筚路蓝缕、开疆扩土、探索生态环境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早期阶段。在该阶段,中华大地优越的生境保证了先民的稳态延续,而先民在与纷繁的自然环境互动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生态文化。如钻木取火和刀耕火种提高了生计水平,治水保卫了生境安全,历法和节气提高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掌握,生态保护律法减小了对环境的破坏力度,专门的生态论著则使生态保护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等。而其中蕴含的敬畏自然、艰苦探索、遵德循礼、居安思危的生态理念维护了先秦时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些生态文化尽管历史久远,但是仍对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赋予了诸多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秦国东周青铜器矿料来源研究

甘肃东部及关中地区是秦文化遗址分布的密集区,这一地区发现的秦国青铜器对于研究其风格、冶铸技术、矿料来源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对已发表的礼县、凤翔、陇县、陈仓、秦陵等地秦国青铜器铅同位素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结果表明:春秋时期,秦国青铜器矿料特征相近,主要来自大冶铜绿山、皖南沿江及小秦岭一带。春秋早、中、晚期表现出明显的交替,这一变化与中原及汉淮地区趋于同步。战国晚期秦陵出土青铜器的矿源不同于秦国其它遗址,这一时期矿料来源地与小秦岭一带关系密切。研究结论揭示了东周时期秦国与南方地区的楚国、曾国在青铜资源流通方面的交流互动。

浅谈西安的包容精神——以周秦汉唐为例

周、秦、汉、唐均建都古城长安(今西安)。周人以礼仪贤德包容四海,制礼作乐,统治天下。秦人以宽广的胸怀招贤纳士,秋风扫叶,创建基制,震慑四方。汉人以“大一统”的梦想构筑帝国,始开丝路,融合匈奴,汉匈和睦,天下归一。唐人以开放的心态、宏伟的气势以前朝为鉴,创大唐盛世,胡汉融合,万国来朝。故以周、秦、汉、唐为例,论述西安具有的包容精神,以斑窥豹,就教方家。

论秦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及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等。秦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虽然仅15年左右,但因为继承了燕国原已奠定的基础,遂能以其强大的国家施政能力,把东北地区更紧密地纳入到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整体中,为后世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原文化的东传拓宽了传播的渠道。

秦腔唱词中中国传统文化之隐喻性

戏曲文化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窗口。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其文学性决定了秦腔唱词蕴含丰富的隐喻和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以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为理论基础,从方位隐喻、本体隐喻、结构隐喻三个层面探讨秦腔唱词隐喻现象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表述之隐喻性,以更好地理解秦腔以及其他地方戏曲唱词深层的文化蕴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新出秦简“新地”与秦代“差序疆域”的建构

秦简所见“新地”的界定应改变过去以时间界定为主线的研究取向,立足秦统一战争的宏观视角,考察郡制推展、罚戍署地规定与“新地”划郡而治、“东故徼”分界下的故秦地与“新地”,结合空间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新地”实际以郡为单位进行划定,在时间上,“新地”可能是秦王政十七年至十九年间开始设置;在空间上,秦统一前东部边境防线“东故徼”变成统一后故秦地与“新地”的分界线。由此“中县道”、故秦地之郡与“新地”构成秦统一后的“差序疆域”。

简牍所见战国秦至汉初“内史”及其沿革

“内史”一职西周已有,春秋战国以降秦因之,一度作为位次丞相的中央职官参与国家立法,掌治国家财政、上计等事务。秦统一前后,“内史”作为京畿地区治民长官的职能不断加强,“内史”职能或经拆分,将仓廪谷货部分析出,别置“治粟内史”。汉兴,“治粟内史”职权重归“内史”,直至高后执政后期,因现实需要,才又重新析为两职。

论秦国墨者的逻辑学贡献

论文用E考据与元研究方法,论述秦国墨者的逻辑学贡献。E考据,即数字电子化考据。元研究,即总体超越的研究。秦国墨者,是活动于战国末期秦国的墨家支派,是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的重要人力资源,应吕氏征召参编撰稿,收入《离谓》《淫辞》《别类》等多篇论文,继承发展《墨经》逻辑学,是《墨经》逻辑学沦为“绝学”前的最后辉煌,是《墨经》研究史中的重要事件,其所呈现的逻辑范畴与原理,具有积极的历史、理论与实践意义,值得传承弘扬。

先秦时期婚姻中媒人谫论

媒人在古代婚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在先秦时期奠定的基础。最早的媒人,当出现于人类进入族外婚的史前时代。每个部族的女性祖先,应该就是该部族祭祀的负责人口繁衍与男女婚姻的女神“高禖”(高媒),比如夏人的涂山氏、商人的简狄、周人的姜嫄等。《周礼》中的“媒氏”,是周代官方的婚姻媒介组织,负责婚姻男女的统计与管理工作,实施劝导早婚多育,为适龄单身男女提供组成婚姻家庭的机会,其最高长官应是由颇有生育管理经验的老年女性担任。《仪礼·士昏礼》中的“使者”“使”“宾”,应该是在贵族婚姻过程中担任说合任务的媒人。《左传》记载了一些诸侯国君之间的跨国婚姻,媒人级别也比较高,一般由该国的执政大臣或宰相担任。《诗经》“国风”中反映家庭、婚姻、爱情的诗篇,多有平民阶层婚姻的媒人,应是当时社会主要的媒人群体。作为一个古老且重要的社会角色,媒人需要有较高的职业修养和语言能力,非一般人所能胜任。

关于秦封泥研究的几点思考

封泥是秦文化研究重要的出土文献资料。本文就当前研究现状,对秦封泥的深入研究提出几点思考。一是要通过建立标准断代,进一步细化封泥分期;二是要注重多种证据材料的综合运用,对封泥内容的考释要更加精准;三是在考释的基础上,对秦政治制度的阐释、行政地理空间重构等方面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扩展到秦政治规范、社会文化活动、精神价值等方面的阐释当中。在研究的同时,也要关注秦封泥的展示、保护工作。

《尚书·秦誓》与早期秦国礼乐政治

《秦誓》与“穆公之霸”有关,是穆公“遂霸西戎”之后用于秦宗庙的仪式文本。此篇短短二百多字,既有批判和自省,亦流露出造就强盛秦国的成就感,又见文化担当的责任感。其言说指向是省思国君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和任用人才,以达成国家治理的完善。《秦誓》标志着穆公时期秦国学习周礼的巨大成就,可视为早期秦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总结性文本。早期秦国诗书礼乐建设的成功,证明西周礼乐政治对“非我族类”的强大吸引力及其所赋有的文化改造功能。《尚书·秦誓》和《诗·秦风》共同体现了早期秦国在诗书礼乐法度方面的成果,意味着秦国在未来本有可能继续礼乐政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