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元曲作品中丝织显花事象的技艺辨析研究

元曲作品中多见涉及丝织显花技艺事象,系通过戏曲文学艺术形式反映传统手工丝织事物的文化现象,也是纺织史料的一种保存和呈现形态。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有代表性的丝织显花技艺事象开展辨析。研究认为,元曲呈现的提花织造事象与现实中的丝织显花工艺及其织品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元曲“妆花”和“妆金”相关事象提示出后世相关丝织品名称的渊源。元曲“织成”和“缂丝”相关事象所反映的工艺特征和用途符合实际。元曲中“改机”相关事象虽与明代记载不同,但是提示出元代民间衣料加工的常见方法。元曲作品中丝织显花技艺相关事象多由剧曲作者根据现实的丝织工艺特征和产品特点赋予意象性的艺术表达,对后世专门术语的形成不无启发作用,又通过元曲在民间的广泛传播获得流传和认同。

王阳明为赋取径探赜

明代中期前七子倡导辞赋复古,王阳明与七子虽处同时,但他不以复古自蔽,除法庄子、屈原、汉大赋外,兼学王勃、杜牧、苏轼等人。细论之,他的取径要在法庄、屈,这为其赋注入了旷达、骚怨精神。他效汉大赋的铺陈,以增强其赋的气势。唐宋则取王勃之辞彩,杜牧之盛衰悲慨,苏轼之矛盾消解方式。王氏取径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影响,又有他个人交游的促进,更离不开他自身的性格和遭际。

整合的历史?——《屈原列传》“前文献形态”刍议

《屈原列传》以子兰为怀王稚子,以令张仪谲诈楚王者为秦惠王,但王逸《楚辞章句》则以子兰为怀王少弟,以令张仪谲诈楚王者为秦昭王,而刘向《列女传》则称张仪曾诈楚襄王。王、刘所说历来被视为“错误”,但这些“错误”背后有一个共同逻辑,即将秦惠王、楚怀王一代人与秦昭王、楚襄王一代人混而为一,这显示出他们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汉代屈原的故事很可能有怀王时期和襄王时期两个版本。复考相关文献,可证明《屈原列传》是整合了屈原故事的两个版本,并取《战国策》张仪与陈轸、昭雎故事而形成的。又《元和姓纂》载上官大夫其人即子兰或子兰后裔,可推知屈原故事早期是襄王时期之版本,而其在怀王时期的故事是以此为基础演化而来的。

粽子与龙舟:日渐标准化的端午节

端午节是由人们对自然时令转换的理解而生的一个节日,在更多的地方,它是人们面对即将来到的炎热夏天举行的一种群体性的"过关礼",有着除瘟辟邪、祝福妇幼、整合社区、纪念历史人物等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因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地方风情的差异而形成多样的社会形态。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端午节则延续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路径,即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宏大话语的支配下,原本多样的端午节日渐简约化为粽子和龙舟两个物象,并将其起源都指向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由此,一些地方原本意在祈福禳灾、驱瘟除恶祛病、求子联谊的端午习俗在"非遗化"的过程中,主动添加进了屈原这一象征符号。端午节正在发生的趋同的整体性变迁似乎意味着历史演进并非从简单到复杂,而是从复杂到简约。

屈原的诗化哲学──屈原辞本体意蕴的现代阐释

本文是笔者十几年来研究屈原楚辞的精要概括。全文以屈原辞七个相对独立的域境为线索，深入细密地诠显出诗人屈原内在心灵结构的前后转化和心灵境界依次升华的前后次第，并在史前与三代的总体文化背景上，确立起诗人屈原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真正地位，而文章的核心之处，是在于从哲学的角度，阐释祖国的诗人之父屈原和诗这种文化符号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

元曲中的"三五七现象"述论

元曲家在人生理想的追求上,对屈原(楚三闾)的人生理想表示比前人更大胆的怀疑,而对陶渊明(五柳庄)、严子陵(七里滩)等隐士的人生理想表示比前人更热烈的向往。这种"三五七现象"反映了元代文人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改变现状的无能为力,以及传统价值观念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元曲家并无意对屈原的人格进行贬抑,而是用愤激的反语,更加强烈地为屈原抱不平。透过元曲中的"三五七现象",我们不难窥测到元曲家貌似宁静的心态背后的不宁静。

论钱澄之的楚辞观与方法论

《屈诂》是明末清初桐城学者钱澄之的楚辞学著作。钱澄之的楚辞观集中表现在"庄屈无二道"的庄骚融通思想和"以屈继《诗》"两个方面。"庄屈无二道"的观点实与明清之际的庄骚融通思想密切相关,是易代之际文人特定心态的反映,亦是对屈原的忠直立身与庄子的以藏为用两种处世方式的矛盾体验。"以屈继《诗》"是钱澄之诂屈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主要体现在以治经方法阐释屈骚,以及因《小雅.车辖》的作意联想到《离骚》求女的寓意。因钱澄之力戒"强事穿凿"的诂屈方法,其楚辞研究更重要地体现在对屈骚的心灵感会上。

庄周屈原浪漫文学之再比较

庄周、屈原的浪漫文学,不宜再以消极与积极来区分、论衡和轩轾。他们的不同,主要只是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差异。首先是虚幻特色及风格特征的差异:庄周的浪漫文学基本上是纯然虚构的,而屈原的虚构幻想则是植根现实的;庄周的幻想是为说理服务的,而屈原的幻想是为抒情服务的。其次,从美学特征看,庄周、屈原的浪漫文学亦有明显差别:庄周的美学理想是崇尚自然,重视美的自然性;屈原的美学理想是崇尚真善美相结合的社会价值。再次,庄周、屈原浪漫文学的差异,还可从文化特征来加以观照:庄子的文化渊源是殷商文化,屈原的文化渊源是楚巫文化;庄子是哲人兼诗人,屈原是诗人兼哲人。文化渊源和文化角色的差异,也决定了庄、屈浪漫文学特色的差异。

庄子与屈原的思想情感比较

庄子和屈原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深远。作为诗人的哲人与哲人的诗人,二人的情感世界都绚丽多彩。然而,学界在研究二人的哲理与诗性时,似乎忽略了他们情感世界的研究。如果深入到二人情感世界中就可发现,虽然"哀怨"、"愤激"、"孤独"是庄屈情感基本特征,但仔细研究,二人情感世界又不同。本文通过解读庄屈的情感世界,以求深化对庄屈的研究。

庄、屈仙游之比较

庄子和屈原笔下都有仙游,但他们都是对传统的仙人和仙游进行了主观改造,由于各自体现其思想,故其仙游外在表现也不同:一者游于无穷,一者游于昆仑玄圃;一者独来独往,一者声势浩大;一者吸风引露,一者食不厌精。这使得二者仙游所展示的文学风格也有不同。归根结底,这些外在的区别都是其人生理想的区别所决定的。

张九龄在荆州及其与庄屈文化精神之关系

张九龄晚年被贬荆州,既是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亦为其创作的转折点。虽"惟文史自娱",有孟浩然、裴迪、李泌等与之诗酒唱和,但毕竟为放逐之臣,身历楚境,直接感受到荆楚文化氛围,深受屈原的影响是其必然。综观张九龄的作品,其中充满了一种达观、超然的精神,这与他少年聪慧,潜心学植,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九龄风度"是"并庄屈之以为心"的必然结果。

屈、庄创作心态及艺术方式比较

屈原与庄子的作品皆深于哀乐,根植于楚文化,具有超现实的浪漫色彩,因而中国文学史常以“庄骚”并称。但由于贵族与平民的地位及心态不同,在创作中所选择的艺术方式也有所不同:屈原为贵族宗臣,自发地选择了对楚歌的艺术改造;庄子以其平民知识分子的敏锐和强烈的自我意识,自觉地运用艺术虚构创作寓言。此为屈、庄同为浪漫,但却异趣的主要原因。

从屈原与伍子胥的关系看端午节的起源

屈原与伍子胥出身相同,经历相似,容易产生相同的思想感情。伍子胥是屈原的精神导师之一。屈原多次赞扬伍的忠贤正直,表示要浮江入海,追伍殉国。屈原自沉日期与伍子胥自刭日期亦很可能相同。因此,端午节纪念的人物应首推伍子胥。

陈子龙“庄屈善怨”说述评

明末名士陈子龙在《谭子庄骚二学序》中,对庄子和屈原进行了个性化的解读,他认为二者皆有所怨。陈氏的观点虽有洞见,但也寓托着自己对政治时局和各人经历的愁怨与忧惧,实为六经注我式的解读,这开启了明遗民以各人情志阐释庄、屈关系的先河。

汉晋文学中庄骚精神的嬗替

汉至魏晋文学乃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大转关。由汉晋文学中庄骚精神的嬗替,正好可管窥这一巨变的过程。汉代士人主要借屈骚以兴怨,文学中多抒发不遇之叹,由对屈原命运的反思,引发了关于生命观的理性探讨;汉末魏晋,庄骚易位,庄子占据思想舞台,文学中述志主题反复奏响。但庄子之潮汹涌,并不意味着屈骚精神已经断流,作为潜隐的暗流,它时或喷涌而出。描述和阐释庄骚两股精神之流在汉晋文学中的嬗替,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由汉至晋文人心理和文学特色的转变。

袁宏道与《庄子》关系研究

性灵文学主将袁宏道与庄子有着不解之缘。儒释道杂糅的思想背景,使袁宏道在面对庄子时自由灵活,不拘一格,既可以庄用庄,也可以庄典儒用,还可以儒释解庄。而袁宏道的闲适人生观,则使其对庄子的隐逸、无用、自然天性、山水自然等思想表现出浓厚兴趣。袁宏道的庄子接受是性灵文人庄子接受的典型代表。

柳宗元对庄子寓言的继承与发展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尤其是他的寓言,成就很高。究其寓言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可以发现它受《庄子》寓言影响很大,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屈原庄子的思想及文风比较

屈原、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两位不朽的文学大师,他们在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对于屈原来说,他首先是政治家;而对于庄子来说,他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他们都是在荆楚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在思想、文风、艺术表现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可比性。

明末清初遗民士人对屈原精神的诠释——以王夫之、钱澄之、屈大均为例

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屈原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遗民士人面对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局,纷纷举起了屈原精神的大旗,其中尤以王夫之、钱澄之、屈大均为最力。三人的经历各不相同,因而对屈原精神的阐释也具有不同的特点。王夫之探讨了君臣关系和屈原精神的实际作用两个经典论题;钱澄之秉承“庄屈无二论”,理顺了庄屈连通的内在逻辑;屈大均作为屈原的后人,在“诗”“骚”关系、君臣关系、庄屈关系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三人不约而同地在儒家话语体系内评价屈原,其实质是对复归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呼唤。

论庄子与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之差异

庄子与屈原同为先秦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在作品的创作形式与手法上均有相似之处。浪漫主义是二人文学创作的共同之处,但是即使同为浪漫主义作家,他们的创作风格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论是在思想主题、作品形式还是创作手法上均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