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败家子”茶事比论——《歧路灯》《儒林外史》《红楼梦》例举

诞生于清中叶的三部小说《歧路灯》《儒林外史》《红楼梦》,其作者李绿园、吴敬梓、曹雪芹在相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描写不同的人群,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康乾盛世下的社会腐败现象。以作者为原型塑造的主人公谭绍闻、杜少卿、贾宝玉具有“败家子”的典型特征,考察主人公的茶事活动亦能体现不同的茶文化内涵。爬梳比较三位作者诗文集中的茶诗词,或多或少能暴露作者创作的斧痕,用茶文化观照三部小说的主人公,无疑为明清小说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先秦时期齐鲁武术文化研究

运用历史学、地理学方法,对齐鲁武术的文化特征及其渊源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基于齐鲁不同的自然人文环境及统治者殊异的经营方略,从而形成因循守成而崇文重礼的鲁文化与务实革新而尚武的齐文化;儒家文化成为鲁文化的核心,对武术的伦理、民族与国家意识培育影响至深;兵学文化是齐文化的精魂,成为武术技击理论探索的渊薮;齐、鲁文化在交流与融合中一体化为独具特色的齐鲁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成为齐鲁武术乃至中华武术汲取理论养分的上源活水。

论齐鲁文化的特点及其诚信传统

齐鲁文化不是一个文化传统,而是两个文化传统。齐鲁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点,齐文化具有兼容性、变通性,是智者型文化;鲁文化具有单一性、守常性,是仁者型文化。齐鲁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两个文化传统都重视诚信。齐鲁文化的诚信传统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齐、鲁体育文化之比较研究

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对齐鲁两地域的体育文化进行研究,探讨齐鲁体育文化如何从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的影响因子,齐国体育文化和鲁国体育文化如何整合和分异,齐鲁体育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等,对于区域性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对于实现东方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京杭运河沿岸文献的传承与齐鲁私家藏书文化研究

本文采用数量统计法分析了京杭运河文化对南北融合时期齐鲁私家藏书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揭示了齐鲁私家藏书文化在运河沿岸文献的传承以及藏书模式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所起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齐鲁文化视角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

齐鲁文化视角下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传承与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前齐鲁文化传承工作在文物保护法规、古籍整理和普及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从现代视角解读和传承齐鲁文化资源,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治国理念、制度文化结构、价值追求和民众期望值四个层面上。齐鲁文化现代教育在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应各有侧重,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具体讲,学校教育侧重知识体系,家庭教育侧重日常行为习惯养成,社会大众传媒侧重价值引导,并充分发挥政府宏观决策的导向作用,唯此才能更有效地推进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传承。齐鲁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传承与教育三者并举才是最佳战略选择。

齐文化与鲁文化之异同论

先秦齐、鲁两国作为周王室分封在东方的重要诸侯国,虽然同处东方,但所处地域的地理环境还是存在差异,而且各自所奉行的治国策略也不相同。文化作为人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为了生存与发展而有意识地进行的物质创造与精神创建,决定了齐、鲁文化之间必会存在着相同点和不同点,本文借助现有文献对齐、鲁文化的渊源、政治、经济、习俗、文化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异同比较阐述。

论齐鲁文化中美德因子的地域效用

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两种事象,文化与道德产生于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同时又指导着人类的实践活动。探索文化之中的道德因子,厘清齐鲁文化与道德建设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能够强化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体认,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深化美德山东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开辟新的研究路径。

论琅邪文化

由琅邪地区(山东半岛东南部)特殊的地理形势及人文环境孕育而成的琅邪文化,是一种兼得齐鲁文化之长的文化形态。它发端于先秦,正式形成于西汉,发扬光大于东汉、三国、魏晋,其影响一直延续至近代。琅邪文化的主要特征,一是民风的古朴敦厚然又不乏进取精神,二是学术思想的兼容性及学风的经世致用,三是谋略的深远与行动的谨慎,四是以家族为主的文化传承方式。

新媒体环境下齐鲁传统文化经典藏读模式探析

本文利用数据统计法对新媒体环境下的阅读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出现这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构建整合纸介、电子、网络等多种载体资源优势,对信息进行综合处理等多种措施,并试图以齐鲁传统文化经典藏读活动带动社会阅读,通过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体会融汇历代先贤理性思考的智慧结晶,促进个人品格的塑造和心智的成长,进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从山东方言俗语看齐鲁文化

山东是齐鲁文化的发源地,文化传统源远流长。通过对活在人民口头的"历史文物"—山东方言俗语的研究,可以看到作为华夏文明基础的齐鲁文化对山东人民的性格塑造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在山东的方言俗语中,"以人为本"、"仁者爱人"、"修身养德"、"忠孝之道"、"以礼为范"、"和谐中庸"和"重本轻末"等思想都明显地表露出来。对根植于山东人思想深处的"齐鲁文化"探本溯源,深入了解山东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和行为方式等,可为山东和谐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移民与文化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地区成为当时移民大潮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山东地区人口的大规模迁出和迁入,不仅对山东区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引发了当地文化风貌的重大变迁。其中最显著的影响表现在儒、释、道三教的发展流变及其地位的升降变迁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佛教的冲击引发儒学传统的衰落。(二)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北方人口(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的迁入及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促进了佛教在山东地区的蓬勃发展。(三)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佛教的兴起,使道教的发展较之佛教的发展相形见绌。

齐鲁文化与当代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培育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代表齐国的东夷文化也在迅速发展。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尊传统,齐文化求革新。齐文化与鲁文化发展中的相互融合,产生了具有丰富价值的齐鲁文化。当代青年学生正处于生理和心理走向成熟的阶段,齐鲁文化包涵丰富的优秀教育思想的精华,充分挖掘齐鲁文化的时代价值,对当代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培育具有重要意义。

论莫言小说中的齐鲁文化因素及其价值

莫言的小说创作起源于他骚动不安的灵魂,更与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息其间的山东高密息息相关。这种关系体现在文化范型上,即齐文化和鲁文化(儒家文化)及其相互渗透的关联上。齐文化的自由洒脱与鲁文化的道德固守,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莫言小说的一种内在精神张力和叙事结构,也是莫言对以齐文化和鲁文化为基本结构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小说叙事的艺术体现。

先秦儒学的地域文化特色

地域文化对先秦儒学影响深刻。儒学由鲁文化孕育生成,鲁文化的尚俭朴、重亲孝、崇礼义,赋予了邹鲁儒学尊周崇礼、贵仁重孝、重人轻神等特色。齐文化的尚变革、务功利、贵兼容、尚智谋、好神异,赋予了齐地儒学兼容汇通、通权达变并带有某些神秘色彩的特色。晋文化的戎夏相融、整军尚武、尚法贵势,使以子夏、荀子为代表的三晋儒家具有"重法"的思想倾向。先秦儒学从鲁文化、齐文化、晋文化等地域文化中汲取营养,大大丰富了儒学思想的内涵。

《孟姜女传说》与齐鲁文化——兼谈其中的主要文化素

《孟姜女传说》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2006年山东淄博将其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就其真正的归属地问题却产生了争议。通过文献考索与田野调查,我们认为:齐鲁,特别是淄博泰山齐长城遗址及周围地区是孟姜女传说的发源地。秦始皇之所以进入《孟姜女传说》,其直接因素是他修了"万里长城",而深层原因是他的齐鲁文化情结。"文化素"是波亚托斯提出的概念,指的是通过符号感觉到或认识到的文化单位。从"礼义"、"歌哭"等文化素分析来看,齐鲁文化是《孟姜女传说》最核心的精神内核,齐鲁是它的文化出生地及传播的中心地带。

论齐鲁文化的道德传统

齐鲁文化的道德传统在当今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诸多不适应甚至制约现代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一面。它体现着浓郁的酒性特征,内含着较多的民粹主义思想因素,阻滞着山东各方面制度的现代化,强化着山东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齐鲁文化精神传统的现代提升和创新发展,需要正视和反思这些消极因素。

“齐盐鲁豉”之美的历史钩沉及其文化解读

在我国古代较长时期里,从贵族到民间,以食盐和豆豉作为最简单有效的烹饪调味品。于是,便有了专用的盛装食盐和豆豉的共用器皿"盐豉共壶"。目前发现的几件存世出土"盐豉共壶"物件,上面都刻有"齐盐鲁豉"的文字,证明在我国古代,齐鲁大地出产的食盐和豆豉是令无数人称道和赞美的食品。于是,"齐盐鲁豉"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了古代调味品的代表或象征,以至于在亲人死后随葬盛装调味品的器皿上都刻有"齐盐鲁豉"的字样,这也揭示了古代齐鲁盐豉的生产水平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力。

秦汉时期齐鲁贵族迁徙关中考述

经过秦汉时期的10余次移民,大量的关东移民被迁入关中地区。在迁徙的人口中以六国贵族后裔为主体;六国贵族后裔中,齐楚两国是主体;齐楚贵族后裔中,齐国诸田是主体。同处于齐鲁文化圈内的齐国诸田再加上齐国诸姜、鲁、宋、邹、卫等国移民人口在迁关中的移民中占了绝大多数。迁徙手段主要采取政令强迫,同时也以赐钱、赐物、赐田宅以及免除赋税等优厚的经济利益以诱惑;迁徙的目的主观上起到了增加关中人口、充实诸陵邑、加强对旧贵族势力控制的作用,客观上发展繁荣了关中经济,促进了东西部文化融合,尤其是奠定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

齐鲁孝文化建设述议——从《二十四孝》中的山东孝子孝行谈起

美德山东建设,必须大力弘扬齐鲁传统文化的精华——孝文化。《二十四孝》虽然是童蒙读物,但其思想内容及发挥作用的方式包含着前人道德教育的大智慧。它启示我们:孝文化建设,要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中,启迪人们尤其是未成年人的人性自觉;主流文化应大力倡导弘扬,并通俗化、普及化,树立新时代的孝德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