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理论之前的“阴”和“阳”——以郭店简、清华简相关文献为例

学界一般认为,阴阳二元理论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出现。郭店一号墓竹简和清华简的埋藏年代都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可以作为验证这一观点的理想材料。本文考察了这些文献中“阴”和“阳”的含义,认为这些例证或用本义,或直接表示自然形象,或表示相关隐喻。由此证明,在公元前3世纪之前,“阴”和“阳”并不表示二元理论。本文还注意到,这些材料中,阴、阳对自然形象的隐喻决定了后世理论的发展轨迹,在这些隐喻的基础上互补的二元论体系得以形成。

褚玉霞从调和气血论治子宫内膜异位症经验

基于“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理论,褚玉霞教授认为,血瘀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病理基础,为发病之标。气的失常贯穿该病始终,为发病之本。两者失衡,日久结于胞宫发为本病。褚玉霞教授谨守病机,治疗时提倡诸法通治、攻补兼施,以益气养血、化瘀消癥为主要治法,辅以疏肝、柔肝、益肾;并根据胞宫藏泄的特点,分期论治,非经期自拟丹莪消癥方重养正攻积,经期自拟潮舒煎重通荡瘀滞。用药层次分明,以期气血两和,症状缓解,癥瘕得消。

周代拜赐礼仪研究三题

周代拜赐礼仪包含受赐者的施拜情况和施拜后的相应礼节等,是君臣关系和尊卑意识在礼仪领域中的重要反映。西周赏赐铭文记载了一些看似有别于“拜稽首”的“变例”。实际上,“拜手页手”“拜手稽手”及单言“稽首”,皆与“拜稽首”同实异名,而“拜手”主要用于受赐者答谢“右者”。关于受赐者行拜礼之后的“受令册佩以出”,“佩”当视作名词,指代命服。铭文载妇人拜谢天后行稽首礼,而《礼记·少仪》记妇人遇君赐当肃拜。由于妇人发饰繁重而难以叩头至地,故无稽首之拜,仅有用于吉事的“扱地”(拜手至地)重拜。铭文盖套用男子拜赐礼用语而作模糊处理,《少仪》所载盖为晚周礼家之说,皆与西周妇人拜礼实情不符。

褚渊:从宋明帝的顾命大臣到齐高帝的佐命功臣

刘宋时期出身高门士族的褚渊,父子两代联姻皇室,深受宋明帝的信任,被委以托孤之重任。但他却投靠权臣萧道成,辅佐萧道成灭宋建齐,由宋明帝的顾命大臣转变为齐高帝的佐命功臣。其客观原因是刘宋晚期政治腐败、积重难返,其主观原因则是当时门阀士族普遍而浓厚的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观念以及褚氏家族利益至上的传统。褚渊在萧道成建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褚氏家族赢得了荣华富贵。但褚渊的行为与传统儒家忠君思想背道而驰,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讥讽。

由齐、楚设喻论《子虚上林赋》的大一统主旨

司马迁评《子虚上林赋》“卒章归之节俭,因以风谏”,考司马相如此赋作于建元三年之前,其时及此前汉廷并无奢侈之虞,且与相如《难蜀父老》等文思想不合。从齐、楚设喻的角度,即从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所代表的实体楚国、齐国、汉廷论析,可知《子虚上林赋》主旨在“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东方诸侯齐、楚臣服于西方天子,在文学层面上促成华夏民族统一精神的实现;天子“出德号,省刑罚……与天下为始”则把华夏民族的统一理想置于高远、坚实的文明基础之上。司马相如与董仲舒、公孙弘等共同促进了汉朝由黄老无为之治向“彬彬多文学之士”的文治政府的转变。

益气除痰方抑制p-AKT活性诱导A549细胞失巢凋亡的研究

目的:观察益气除痰方含药血清对肺腺癌A549细胞失巢凋亡的诱导作用以及对P-akt、Pp38蛋白以及下游凋亡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方法:采用软琼脂集落培养实验和poly-HEMA培养检测含药血清对锚定不依赖性增殖和失巢凋亡影响,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率;Western blot检测含药血清对Pakt、P-p38蛋白的影响,RT-PCR测定用药前后调亡相关基因mRNA表达的变化。结果:培养10 d左右,A549细胞在软琼脂可形成明显集落,低、中、高剂量含药血清及阳性组细胞集落形成数较阴性组明显减少(P<0.05);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阴性对照组,低、中、高剂量药物组,阳性对照组凋亡率分别为0.57±0.40%,10.23±1.46%、16.30±0.96%、27.10±1.22%,45.80±1.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Western blot结果显示:与阴性组相比较,低、中、高剂量组,P-p38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04、1.11、1.09,未见明显变化;而P-akt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81、0.58、0.53,明显降低;RTPCR显示益气除痰方可显著上调p53 mRNA、bax mRNA表达,下调bcl-2 mRNA表达。结论:益气除痰方含药血清可诱导A549失巢凋亡,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A549细胞P-akt蛋白表达,进而调控其信号传导通路下游的凋亡相关基因p53、bcl-2、bax的表达有关,而与P-p38蛋白的调控无明显相关。

召陵之盟及其历史意义

"召陵之盟"是先秦史上的大事件,尤其是春秋时期齐、楚关系史上的大事件。它是管仲和齐桓公精心谋划且费尽心机的成功会盟,反映了管仲和齐桓公的政治气度、远见、才能和成就,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确立了当时齐国的天下霸主地位,实现了楚人"观中国之政"的宿愿,避免了一场社会大战乱,还树立了天下霸主的典范,从而使得中国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在春秋时期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因对春秋霸主及争霸的诸侯有着示范作用而影响了春秋历史的发展。

浅析汉代建筑艺术的设计思想和风格

摘要:从对汉代文明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儒家思想、阴阳五行宇宙观和齐、楚文化因子说起,分析了其在汉代建筑艺术中的充分体现和运用,并总结了受其影响所形成的设计思想和艺术风格,旨在为全面把握汉代艺术设计和当代建筑艺术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齐侯壶新研

齐侯壶记载了齐侯越礼而为陈氏服丧的事情,其礼直比诸侯。这一记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海阳嘴子前墓葬会使用七鼎殉葬。铭文中的"二天子",与楚简中的"二天子"相同,指舜之二妃,都与陈国祭祀有关。从陈与齐、陈与楚的关系入手,可以理清这一问题。

论马其昶《屈赋微》阐明微言的注评特色

马其昶阐明屈赋微言的原因,一是适应时代潮流,凸现爱国思想;二是认为前人因未充分发明屈赋的旨趣而没有真正了解屈原作品。马其昶阐明微言的具体内容包括字词句义、章意题旨等多方面,其层次有二:一是在博采众说的基础上渗入,二是直接阐发个人见解;其内容主要是结合屈原生平、思想、经历以及典籍所载的楚国史实,发掘屈赋的内在意义,并以此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其不足之处主要是存在一些主观臆测之词。

屈原时代:楚与齐之文化交流

战国中后期,亦即屈原时代,既是楚国与北方诸国争强较胜的时代,也是与中原文化积极交流的时代,而交流的重点对象乃是齐文化。从战国中后期中原文化的地域特征、屈原时代的齐楚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屈原等人所受齐文化的影响诸方面着手,可具体描述这一事实。

《拍案惊奇》卷一本事及主题考论

《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鼋龙壳》正话的蓝本是唐皇甫氏《原化记》中的《魏生》;入话的蓝本除《金陵琐事》卷三《银走》外,更早的依据是《搜神记》卷十八《细腰》与唐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安阳黄氏》等。在此基础上,本卷是以梦境为叙述空间,对人类永恒的金钱占有欲进行的形象解析。文本在随缘起灭的叙事逻辑中,引导着对财富欲望的审美宣泄。

作为地域文学传统的“吴声”论——以徐祯卿为中心兼及钱谦益的诗论

明中叶始,诗坛上七子复古之齐气和公安竟陵之楚风竞相称霸,使得作为地域特色深厚的地方文学——吴声遭遇空前危机。齐气雄浑博雅,统领诗坛,风靡天下,前、后七子在诗学上努力同化吴声,试图建立大一统的诗学;楚风在以其幽情单绪、独舒性灵的审美特色抗拒齐气独霸之局的同时,也企望影响并改变吴声;而吴声则在齐气与楚风的双重夹击下始终固持自己的江南文化本色,在主流话语外坚守自己的地域传统。吴人徐祯卿融入复古诗学洪流中,成为复古的中坚人物,但并未放弃自己的吴声特色。钱谦益则倾其所力打造吴文化,鼓吹吴文化。在文学传统中,吴声一直作为一种明显的地域创作风格与齐气、楚风并飚诗坛。晚明清初诗史即是齐气、楚风与吴声相互抗争、相互包容的历史。

家·国·人:传统离婚制度结构刍议

离婚制度的设定在于解决婚姻中的矛盾冲突,救济婚姻双方当事人,达到从整体上维护婚姻的目的。中国传统的离婚制度主要包括七出、义绝与和离等。其中,七出是选择离婚,照顾家庭的整体和顺;义绝是强制离婚,以国家干预的方式解除婚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离是两愿离婚,给夫妻个人表达意愿的空间,从而形成了家庭、国家和个人三位一体的离婚制度结构体系。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家庭、国家、个人因素的消长,离婚制度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从王世贞与明中后期诗坛之关系看文化的相融与独立

明中后期,诗坛复古的呼声此起彼伏。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诗坛主流以强大的优势横扫诗坛,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楚文化亦风靡一时,而在两大强势文化的夹击下,吴文化风雨飘摇。尽管未能引领诗坛主流,但处于弱势的吴文化仍与强势的齐、楚文化鼎足而三。王世贞作为后七子领袖挥戈诗坛,但其吴音不改。钱谦益倾力编纂《列朝诗集》旨在保护吴文化传统。吴文化与齐、楚文化共生的命运说明了文化本身的稳定性,文化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地因外界强加的力量而改变。

明中后期诗坛与地域文化概观

明中后期,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齐文化与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楚文化相互争雄,而相对弱势的吴文化则始终与齐、楚文化并飚诗坛。吴中徐祯卿加盟于前七子复古阵营,却固守其吴文化属性;太仓王世贞作为后七子领袖,但其吴音不改;钱谦益力纂《列朝诗集》,旨在保护吴文化传统。明中后期诗坛上此起彼伏的诗学纷争说明了地域文化之间永远处于碰撞冲突和交汇融合的过程中。

宗儒任法:儒法转捩中的吴起思想

吴起学于儒门,深通兵法,又为战国法家之先驱,其思想具有兼融儒法诸家的特点。一方面,吴起秉持儒家德治理念,向魏武侯阐述了治国"在德不在险"的理念。另一方面,吴起变法"一楚国之俗",展露出明法审令、信赏必罚、持势任术、立公弃私的法家思想。同时,作为《左传》撰定者,吴起的史家特质显现出思想话语的多样性,其发微春秋"元年"大义,向君王陈述治国之本,正折射出儒法两家思想在维系君权秩序价值方面所由通。这种"宗儒任法"的思想形态,在战国由儒入法的思想史历程中具有转捩意义。

论马其昶《屈赋微》“博采众说”的注评特色

马其昶是清代解说屈赋的殿军,又开启了近代楚辞学研究的新声。博采众说是《屈赋微》的重要特色之一,其总体特点是能够广泛采择汉代以来,尤其是清代学者注评《楚辞》的诸家专著或文集笔记中语,将其重新熔铸,折衷己意,由博反约。这一特点贯穿于《屈赋微》中韵字的订音与辨音、字词句的释义、章句篇旨的阐释等多方面,其目的在于务使韵字合韵、字词句义明晰、章句篇旨达意。

“理学而尚考据”——民国学人吴其昌的朱子学研究

民国学人吴其昌从考据入手研究朱子学,对朱子著述、朱子治学方法、朱子"格物致知"及其与科学关系都作了深入的考察,不仅是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此开发出的朱子学研究新思路,对于当时的学术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的研究所提供的思想资源,至今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国演义》等作品中“出其不意”的误用及其成因

成语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词组,在使用中都有其固定的用法,但近来考察语料发现《三国演义》等古代作品中成语"出其不意"却有少量与众不同的用法。这一特殊用法数量有限,且主要分布在通俗文学作品中。它的出现应与说、写者的"误用"有关,而不能将其看作是独立的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