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的骈文成就及其对清初影响

六朝文人最重视句式整齐的骈体文学。晚明复古派不仅倡导汉魏六朝骈体文学,还大力创作骈体,编纂选本以期引领文风。其中,陈子龙的成就最为突出。其赋、书、论等文章虽然句式整齐,但没有形成工整对偶,具有"汉魏体"骈文特征;表、启等则骈四俪六色彩浓郁,隶事丰富,藻饰明显,具有"齐梁体"骈文特征。他虽没用骈文之名,但各类骈体清新流丽、精妙绝人,事实上是明代骈文的殿军,对清初陈维崧、毛先舒、毛奇龄、陆圻等影响较大。清初骈文的振兴,主要是晚明复古派推崇汉魏六朝文学的延续与发展。

齐梁人对汉乐府古诗的再发现、拟仿及其诗史价值

作为汉乐府古诗的接受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齐梁人对汉乐府古诗的再发现和拟仿与其所处的诗史、批评史坐标以及对自身体制、风格的体认与反思互为表里,复杂交织,并提炼出了从风格性词汇、成句、套语到比兴手法、抒情艺术在内的一系列技巧和手法,从而达到了对汉乐府古诗体制、风格的某种高仿真式再现,同时也透出尚巧变之风。对于风诗传统的重视以及吴声西曲的风靡与熏染,使得齐梁人在彰显古诗风谣特质的同时也重新激活了以《江南》《有所思》为代表的汉乐府民歌抒情一体。同时,又与对吟咏情性的追求以及自身的题材、风格趣味相结合,造就了众多以相思别离为题旨的拟古、古意、送别之篇。这些类型化、风格化的"古诗"新范式,既是唐人学习齐梁诗的重要对象,也是上溯汉魏古诗艺术体制和抒情传统最重要的中介。

齐梁诗风在中唐复苏的政治经济原因初探

齐梁以降,经过隋的过渡、初唐的振兴、盛唐的勃发,诗至中唐,诗人们的创作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走向:情爱和绮艳题材增长,齐梁声色又渐渐潜回唐代诗苑。北方士族的衰弱;文人幕僚数量的增加;科举制度的推行;政治上的改革;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唐经济与齐梁经济的诸多相似性等方面的因素,形成一种"合力",最终促使齐梁诗风在中唐的复苏。

殷璠声律说释疑——唐代文术论札记

殷璠声律说之所以有很多费解之处,是因为他的声律说的内容比较复杂。他确实反对齐梁声律,认为不必严格遵守近体诗律,但又注重声律,事实上接受了近体诗律。他的声律标准,一是雅调,讲声调之雅特别是格调之雅,声律依诗的雅调兴象而随任自然;二是兼容并包,既闲新声即熟悉近体诗律,复晓古体即通晓齐梁体之前的古代声律;三是词与调合,即声律要与高雅格调相合,要随诗的内容格调而变化,根据其他具体情况处理声律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高度评价不合声律的刘虚诗声律宛态,无出其右。

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

学界在评价唐初贞观诗坛创作成就时,往往对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融合南北文风的观点赞不绝口,但是我们在对南北朝文学创作成就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朝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南方分庭抗礼的文学成就,魏徵之论乃出于崇重北朝文化之目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此历史条件下,唐太宗要想进行诗歌创作,客观上就只能多从齐梁诗歌或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齐周、陈隋诗歌中汲取艺术养料了。另一方面,唐太宗主观上也对齐梁以来的南方文化艺术颇为推崇,他不仅重用江左文人,而且能以较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齐梁诗风,创作中更是多有学南之举。唐太宗对齐梁诗风的这种态度及其艺术实践,为唐初诗人如何合理地改造齐梁诗、形成唐诗新品格,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艺术尝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

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述思想之辨异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学术界都享有盛誉,影响深远。学术界对两部学术史研究多着眼于梁、钱二人梳理三百年学术的理论基础即清代学术思想渊源与宋学的关系。本文试从另一角度即以二人的学术史著述思想来辨析两部学术史,以二人对学术界定的差异、采用的不同体例及学术视野来展开论述。

论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

梁启超在20余年的办报生涯中,形成了丰富的新闻业务思想。在编辑业务方面主张要重视"报章体例"的策划与设计,提出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的编辑业务标准;在言论写作上,认为言论必须有一定的宗旨,发表意见应该淋漓尽致、毫无隐讳,有时候,为了一定的目的,可以发表稍为偏激的言论,但是,总体上言论写作应当遵循公正、全面、新颖、通俗、严谨、实用的原则;在报章文体上,他主张要改革文义太赜的古文作法,创造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文体",追求平易畅达,不受约束、条理明晰,感情充沛的文风。这些思想和他的实践对于促进和提高中国近代报刊的业务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齐梁声律论几个问题新探

齐梁时期存在八病之说,并且与沈约有关系,《文镜秘府论》的声病材料是可靠的。《文镜秘府论》所引沈约"八体"可以看作是八病。八病说的最早探索者是沈约,沈约早在二十岁其创作就追求声律和谐,回避声病。沈约声病说有着丰富的思想。

论皮日休、陆龟蒙的天台诗

皮日休、陆龟蒙二人与天台山相关的诗作,题材内容上多以酬赠、纪游为主,诗歌的交游、娱乐功用逐渐明显;形式上主要以唱和、题赠为主,在声律、用字等方面极力追新,穷思苦索以求突出前代“重围”,极具晚唐诗风的时代特征。

论梁启超的"新文体

梁启超是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与组织者,戊戌维新派的变易与哲学观、中西文化的浸润与影响是梁氏倡导文体革命的原因。他不仅对传统的陈腐僵死的古文体进行猛烈抨击,而且大力提倡一种词笔锐达、条理备细、平易顺畅的新文体。与此同时,梁氏还发表了大量的新型散文,梁氏新体散文加速了封建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进程。

从“和文汉读法”看梁启超对西学的“中国式接受”

梁启超将日本当做中西文化之"驿骑",运用"和文汉读法"借道东洋译介了大量日译西籍,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急功近利的方式穿越中、日、西多种语言的巨大障碍,难免"务广而荒",这种"中国式接受"的译介方式也直接影响到五四新文学对于西学的选择与接受。

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形成历程——基于文化传播视野的解读

近代以来的文化传播赋予了言论界骄子梁启超学术经历"多变"的性格。这种传播的演进从某种意义上说亦是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形成历程,从启蒙教育到戊戌维新是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肇始阶段;以1902年为界标,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开始形成;梁启超中西合璧学术思想的成熟期当在其欧洲游历后。

大历诗风向齐梁复归中的女性介入——以升平公主为中心

大历诗风向齐梁的复归过程中,女性的介入是一个关键。唐代宗第四女升平公主凭借女主身份,乘天宝以后声色绮靡渐兴之势,对其驸马郭暧门下大历十才子的创作风气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升平公主对绮丽和雕琢的崇尚,去除了儒家正统价值观念对诗歌的附着,使诗歌回复到审美主义的本体。这种超功利的审美主义倾向,与梁陈宫体诗的宗旨是一致的,对于乱后诗风审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的推进,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整体上来说,升平公主对绮艳风气的引领,破除了传统雅正观念影响下的诗坛对于追求至美的欲念的约束,使文人的审美意识能够更加广阔,审美视角更加多元,对诗坛的风气和文人的心灵都是一种解放,并在某种意义上为元和诗歌部分风貌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饮冰室诗话》之“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刍议

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作为"诗界革命"的理论总结,在中国古典诗歌解体和现代新诗产生的近代化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饮冰室诗话》提出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思想是由《夏威夷游记》倡导的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兼长的"三长说"主张发展而来,对"诗界革命"的后期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界对其重要意义尚未充分认识,文章联系"诗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对"新意境"和"旧风格"的内涵以及二者的辨证关系进行了具体探析,以揭示这一重要诗学思想的独特价值。

齐梁诗风与杜甫诗歌在唐代的流传

杜甫诗歌自宋以后得到广泛流传,受到很高评价。但在杜甫所生活的时代,乃至整个唐代的流传却不广泛,究其原因当为杜甫诗歌与当时的社会审美风气不一致。整个唐代,或多或少倾向于艳体诗和清丽的诗歌,这与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相抵触。影响整个唐代审美风气的根源是齐梁诗风,这也进而影响了杜甫诗歌在唐代的流传。

皎然的齐梁与近体诗学建构及其内在理路和影响

自初唐以迄大历,基于对六朝亡国之祸的反思和儒家诗教观念的阐复,齐梁与近体的诗史和诗学地位始终处于悬置状态。承六朝诗学传统,当齐梁、近体风靡之际,基于"复古通变"的基本诗学思想,皎然以"诗人之论"破"体变道丧"之谈。他在以"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为齐梁诗辩护的同时,又以"惟精惟工""情远词丽"等命题对齐梁诗的艺术体制和风格特征加以重新建构。另一方面,基于"六义""比兴"以及雅正诗学观念的深刻影响,他又致力于彰显、提升齐梁诗的"体德"和格调。被道丧派视为歧途的齐梁诗因此被重新纳入诗史正变之中。皎然的近体诗学建构不仅以此为直接起点,在内在建构理路上也如出一辙。

论寒素诗人何逊对齐梁士族文风的接受与创变

何逊及其文学创作属于寒素文学谱系,受到南朝齐梁士族文学主导地位的影响,何逊未形成自觉的寒素文学传统创作意识,其诗学观念和风格有摹习与迎合士族文风的一面;同时南朝寒素受到了门阀制度压抑,这一因素又使何逊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较士族更为复杂深刻,推动何诗恢复寒素文学的抒情传统、更充分汲取民间新声因素、兼用今古两体进行创作等特质的形成。以何逊为代表的寒素诗人群体推动了南朝诗歌风貌多样化,有助于诗歌向近体转型。

诗歌词汇视角下的齐梁诗风新变——以何逊诗歌叠音词为例

何逊诗歌叠音词使用频度高、数量多。叠音词使何逊诗歌具有节奏感、流畅性和抒情性的音乐特质,展现出何逊对先秦诗歌、齐梁范式以及民间文学的继承与创变。虽然叠音词在诗歌声律和韵律切分方面不符永明新体及近体化转型的趋势,但有助于诗歌由晋宋滞重之体向齐梁流易风格转变,恢复诗歌抒情本质,体现了何逊拟古以开新的诗学观念,以及将诗歌规范的雕琢精巧与吟咏情性的自然流露相结合的艺术追求。

盛唐“齐梁体”诗及相关问题考论

"齐梁体"诗是盛唐诗人在近体律诗定型后刻意仿效齐梁诗风或诗律而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岑参《夜过磐豆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诗不仅在表现题材和诗情、诗境等方面效齐梁赠妇寄闺之作,而且在写法上也通篇皆对、假物比象,充分体现了"齐梁体"绮秀映带的艺术特点。王昌龄《诗格》"齐梁调声"条反映了盛唐人对"齐梁体"诗调声之术的初步认识和理论总结,后人谓唐代即有"齐梁调诗"是对此书原文的误读。杜甫戏作的"吴体诗"《愁》与唐人所作、所论"齐梁体"在诗歌体式和格律方面均有显著之差异,"吴体"与"齐梁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诗体。盛唐人之所以不太热衷创作"齐梁体"诗,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而时人普遍对齐梁绮靡诗风和严苛诗律持批判态度是其中主要原因。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