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与三晋伐齐相关问题

清华简《系年》第二十、二十二章记载了两次三晋、越伐齐,而且都取得了胜利。韩赵魏在灭掉智氏后,乘胜对外征战,而越国也意欲对北方进行控制,于是双方因有共同的目标而第一次联合伐齐。而随后三晋第二次发动伐齐,则是因为齐国内乱给了有对外扩张需要的三晋以机会。从三晋与越伐齐的目的以及随后的形势发展来看,名分依然是诸侯国所追求的。三晋称侯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阶层划分,而且是对以血缘关系进行分封的进一步的否定,也促进了以政治关系为框架的统治架构的建立。

用行舍藏:朱子哲学中命限的消解

朱熹通过理气结构延续和完成了宋代道学诸儒对“命”概念的改造,将经典传统中“命”概念的“命限”与“使命”二义内在地整合,并将“命”概念的核心确立为“使命”,以“使命”收束“命限”,削弱“命”概念之中不测而阻碍人道德实践的面向。他将“命限”义落实在气层面,将“命”的本质归为“使命”义并落实在理层面,将气层面上的命限解释为天理(同时亦是天命,用“命”的“使命”义)展开所带来的限制。从而,朱熹认为对于能够充分展现性理的圣人而言“不消得言命”,即没有命的限制可言。对朱熹来说,即使从历史情形来看,圣人有所不能为,这也并非命限带来的无可奈何。这是基于朱熹对命限的特殊解释。命限被解释为理本身展开为气的过程中落入具体之“时”,从而不得不有的自然限制。而圣人之心的展开与天理的展开同一,圣人不是被命所限制而未能实现自身事业,而只是展现出天理在具体时遇之中最好的可能,这种可能所包含的一切限定都只是天理在具体时空之中的自然限制。朱熹坚持在一个极度理想化的圣人身上,应然之理终能充分、自如地展现,作为道德应然的天理亦是自洽的。

他人与自我的双重目光——《孟子》“四体不言而喻”的两种解释

《孟子》“广土众民”章末句的断句、注解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中,“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的断句更为合理.“睟然”“盎”“四体不言而喻”均为修饰语,说明君子“面”“背”“四体”的气象.关于“四体不言而喻”的解释存在他人的目光与自我的目光两种向度,赵岐基于前者说明君子的德性无须语言亦能使人知晓,朱熹基于后者强调君子心与身的自然一致性,四肢的动作自然而然遵循四德.朱熹的注解在文字训诂、句意诠释方面更为字顺文从;在义理方面理合义洽,既契合孟子思想,又贯通孔子之学.

名医取象推论麦芽疏肝功效的思考

清代名医陈修园以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推断麦芽有疏肝作用,民国名医张锡纯进一步从理论与临床实践中论证了生麦芽疏肝、升肝气的功效,所论富有法象药理的精神。取象比类是传统中医药说理时不可或缺思维方法,它富有创意但求证不严密。从理论层面而言,由于传统肝藏象理论的综合性、模糊性,麦芽的疏肝功效难以由微观药理分析证实或证伪,而只能仍由临床实践判定。

内蒙古东南部西乌珠穆沁旗地区石炭纪—二叠纪岩石地层和层序地层

通过1:25万区域地质调查,对西乌珠穆沁旗-林西地区石炭纪-二叠纪地层进行了岩石地层学研究与重新归并划分,并进行了生物地层、层序地层及不整合面地层的多重地层划分与对比。研究了测区各地层的基本层序、沉积环境和沉积相,将石炭纪-二叠纪地层划分为3个沉积层序,建立了岩石地层和年代地层格架。石炭纪-早二叠世本巴图组(CPb)、格根敖包组 (CPg)和阿木山组(CPa)三者为石炭纪-二叠纪西乌珠穆沁旗海槽同期异相地层的观点,能很好地解释这几套地层的相互关系。寿山沟组(P1ss)地层呈超覆不整合覆于以前地层或地质体之上;大石寨组(P2ds)为达到最大海泛面时海(水)下火山喷发的产物;哲斯组(P2z)是海盆地萎缩期的沉积产物。

内蒙古西乌旗格尔楚鲁晚三叠世流纹岩年代学、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为确定西乌旗格尔楚鲁地区的一套浅色流纹岩的形成时代及其成岩构造环境,进而为探讨古亚洲洋闭合时间提供新的证据,本文对其开展了锆石U-Pb年代学、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研究。结果表明,流纹岩形成于221±1Ma;岩石富硅碱、贫钙镁、高Ga/Al值,A/CNK>1;轻、重稀土元素分馏不明显,具有显著的Eu负异常;强烈亏损Sr、P、Ti,富集Zr,具有A2型花岗岩的特征,其成因可能是造山后伸展环境下幔源岩浆的底侵和地壳减薄,暗示研究区在三叠纪已经处于伸展背景,古亚洲洋在三叠纪之前已经闭合。研究区三叠纪伸展背景之下的岩浆活动始于早三叠世并一直持续到晚三叠世。

内蒙古西乌旗晚石炭世–早二叠世伸展事件——来自大石寨组火山岩的证据

内蒙古西乌旗地区发育一套中酸性火山岩,空间展布特征显示其为大石寨组火山岩的西延部分。为查明该火山岩的形成时代及构造属性,对其进行了岩石学、年代学和岩石地球化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该火山岩主要由安山岩及流纹岩组成。锆石LA-MC-ICP-MS U-Pb定年结果显示其喷发时代为275~311 Ma,属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岩石地球化学特征表明中性岩富钙贫镁,富集LREE及K、Rb、Ba,亏损Nb、Ta,具有弱Eu异常,安山质岩浆可能是由基性岩浆分离结晶形成的,但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陆壳物质混染。酸性岩贫钙镁,富硅碱,具有显著的Eu负异常,亏损Nb、Ta、Sr、P、Ti,反映岩石成因与中下地壳的熔融及其后期的分离作用有关。在构造判别图解中,中性岩具有板内玄武岩特征,而酸性岩具有A2型花岗岩特征。结合区域已发表资料推断,西乌旗大石寨组火山岩形成于造山后伸展环境,暗示古亚洲洋至少在早二叠世之前已经闭合。

南戏流变考述——兼谈南戏与传奇的界限

本文认为 ,南戏与传奇是同一种戏曲形式 ,南戏发展到明代 ,分化为民间南戏与文人南戏两大类 ,由于创作目的的不同 ,两者在题材、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出现了差异 ,但这种差异尚不影响两者在文体与乐体上的不同 .到了清代中叶 ,民间南戏也出现了分化 ,一路仍以原有的形式流传 ,一路则在文体与乐体上皆出现了变异 .

朱熹“理同气异”与“气近理异”说辨析

朱熹在答黄商伯书中提出了"理同气异"与"气近理异"的重要观点。"理同气异"中"理同"是从本然处而言,人物皆同出一理,现实世界中人和物纷繁万相的善恶表现皆因"气异"而为。"气近理异"说中的"气近"是从实然处而言,万物皆由气所生。人物之气禀形质的不同,使本然的天理之性受到不同程度的遮蔽而没有得到完全的显现,从而使天理外在地表现出"不同的理",这些不同的理并非天理的一部分,其实也是天理的全体,只不过是没有显现完全的天理。此种人性论观点的提出,为宋明理学的人性论从本然和实然两个层面提供了更为完备的论证。

辛弃疾与朱熹交游关系考论

辛弃疾与朱熹的交游关系对辛弃疾思想人格有深刻的影响。研究辛、朱的交游关系可为揭示辛弃疾中年后的心态、思想 ,特别是政治思想的发展和人格特征的成熟及揭橥南宋中后期上饶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思潮 ,提供一个特定角度和个案分析。

唐代七夕诗的发展与流变

七夕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节日之一,汉末以来,吟咏七夕的诗歌作品很多,唐代有关七夕的诗歌作品更加丰富。文章详尽分析了唐代各个时期七夕诗的特征,认为正是唐人结合时代精神,不断变换视角,开拓意境,使七夕诗得以推陈出新,真正成为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独特的文学景观。

韩南塘论道心人心之关系

韩国大儒韩南塘持有四端七情同质论,认为四端是兼善恶的。在他看来,道心与人心不只是七情,同时也是四端的表现形态。在概念层面,韩南塘限定了主理主气这两种流行表述,进一步阐释了气用事/不用事这两个命题。他认为,道心人心有从一开始就截然一分为二的模式,以及道心人心继而合而为一的模式。在人心之善与道心的关系问题上,南塘不同于李栗谷的两种善的理路,而是善的一本论。南塘还批评道心人心道器说,认为它是一种对人心道心及其关系的错误理解。可以说,韩南塘揭穿了道心人心关系之谜底。

关于“七夕”文化的几个问题

“七夕”作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其中蕴含了上古文化演变的许多奥秘。首先,过去对于形成神秘数字“七”崇拜的原因揭示不够,通过对七曜、二十八宿、北斗七星等天文崇拜形成的历史原因的分析,可使神秘数字“七”崇拜成因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得以多角度、深层次的揭示。其次,牛郎织女故事的发源有着坚实的中华文化基础,从文化发生的角度探讨该故事的起源地,对于认识“七夕”文化的民族特性不无意义。再次,过去对于“七夕”乞巧与女性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有足够认识,而对其中隐含的生殖文化内涵少有研究。从两种生产的角度深入考察,对于揭示“七夕”文化的本质特征具有积极的意义。

汉易卦气说及其哲学意蕴——以孟喜卦气说为例

孟喜卦气说包括四正卦、十二月卦、七十二候和六日七分说等内容,以《周易》六十四卦符示涵摄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和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的阴阳消息。孟喜卦气说在彰显自然天道运行的同时,更注重效法天道设立政教的人文秩序建设,蕴含丰富、深刻的哲学文化内容。孟喜卦气说被广泛应用于古代历法,其哲学内涵被赋予神圣的"形式化",在历代王朝政权合法性论证、权力运作和整个文化意识形态建构中起到重要作用。

吴锡麒诗论与浙派诗学思想的深化与新变

乾嘉诗人吴锡麒是浙派诗学中后期转关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虽无系统诗学著作,但蔚为大观的诗文题序、尺牍、日记等,均明确地体现了独特的诗学思想。即兼采唐宋,上溯汉魏,摒弃浙派的专宗宋诗;主张性情学问,相辅相成,扭转浙派一味重"学"的创作倾向。

四川东汉墓秋胡戏妻画像砖、画像石与常璩华阳列女传

本文主要根据绵阳、梓新发现的东汉“秋胡戏妻”画像砖以及过去已知的新津、彭山有关画像石材料,结合《华阳国志.士女传赞》等文献记载,揭示出东汉时期以自杀方式表示妇女贞节为特点的“秋胡戏妻”材料在四川地区特别流行的历史背景,和西汉文翁在蜀兴办学校大力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通过对有关画像材料研究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到清代乾嘉石刻学研究的重大发展和今人有关研究的种种局限。

朱熹“太极”观对前人的超越

宋代以前的易学中,“太极”一般被解释为“气”或“元气”；亦或被释为虚无实体．而宋代朱熹对“太极”进行了新的阐释,超越了前人的“太极”观,通过阐释“太极”,确立了理本体论,完成了理学派的本体论的体系．

明初“魏观案”新论

对明初“魏观案”的发生原因,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魏观案”形成的原因,认为这场悲剧是由魏观失职和明初法禁森严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的。

宋明理学的“信得及”观念申论——从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说起

"信得及"是阳明学的重要观念,这一观念可以说构成了阳明学中最具特色的语丛。但是这一阳明学最具特色的思想命题实则发源于朱子理学,其文本证据就是王阳明所作《朱子晚年定论》。对此观念从朱子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变做一探讨,正可作为阳明学以朱子学为基础而加以转进创新之一例证。同时,亦对理解宋明理学乃至儒家的"宗教性"不无裨益。

从火热证及郁证探讨更年期综合征病机标本

中医经典中关于更年期综合征(经断前后诸证)的专门论述并不多,然而,潮热汗出及情绪障碍是更年期患者的典型症状,可见本病的证候与火热证及郁证密不可分。有关火热论述,李杲重视脾胃居中、调和升降的功能,认为脾胃湿气下流才引发下焦阴火上冲;朱丹溪则认为,气有余便是火,其病理特性是阳有余而阴不足;孙一奎则细究相火的功能及途径,将其由蛰伏肾中命门,到运行腠理分肉的过程,归于三焦;张介宾重视阴阳互根的本质,从命门水火论治。关于郁证,丹溪学派的六郁说及经后人提炼的气血痰郁辨证,对杂病提供了标本分治的思维。而现代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本病以潮热汗出为最常见的症状,支持将本病与火热证联系。综观各研究及专家经验,分型的病性以阴虚、气滞为要素,病位以肝、肾为主,脾心为辅。因此,更年期综合征可定位为本虚标实,其治则首当明辨缓急;急则侧重治标,以解郁、降火为要;缓则着重治本,以滋肾清火徐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