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与“春秋决狱”渊源关系研究

长篇小说《歧路灯》写到谭绍闻因参与赌博而涉讼,导致对簿公堂,但官员在审案时多忽略法律条文,依据儒家纲常伦理或涉案人的身份等来判决,小说中官员审案方式与汉代董仲舒等人“春秋决狱”有异曲同工之处。汉代司法实践中“春秋决狱”的审判方式出现在清代小说中,究其根源,和“以儒释法”、科举制度以及作者所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等相关,从侧面说明儒家思想对社会运转的多方面影响。

从《歧路灯》看18世纪以来豫中方言亲属称谓语的演变

用浓厚河南方言写成的清末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有丰富的亲属称谓语。《歧路灯》中的亲属称谓语可通过“改变读音”指称不同对象,“异形同指”现象普遍,部分称谓语泛化现象严重。与现代豫中地区亲属称谓语作对比,两百多年来亲属称谓的发展趋势有:核心称谓词被稳固继承;旧成员消亡和新成员增加;称谓系统简化;称谓内涵变化;敬谦称谓淡化等,文章最后从文化、制度和家庭观念等角度分析了亲属称谓变化的原因。

《歧路灯》素材来源考

李绿园《歧路灯》从明代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警世通言》《三刻拍案惊奇》等作品中汲取了许多素材,尤其取材于《金瓶梅》较多。《歧路灯》吸收了孔尚任《桃花扇》的某些情节,还化用了清笑话集《笑林广记》中的几则笑话。此外它与清代小说《醒世姻缘传》《红楼梦》也有很多相似的情节,由此可以推断李绿园很可能看过这两部小说。李绿园匠心独运地融合大量稗官小说而加以踵事增华才创作出《歧路灯》。

市井叙事与城市意象:小说《歧路灯》中的清中期开封城市典型公共空间初探

小说中市井生活的描写,既是真实城市景观和城市空间的写照,又是作者经过“观念”加工后的特定时期和人群的景观建构的产物,其中所表现的是一个文学及市民视角下的城市意象。文章研究清乾隆时期李绿园长篇小说《歧路灯》中的市井叙事,分析其中城市典型公共空间所构成的清中期开封城市意象,与清代乾隆四年的《祥符县志》和咸丰十年的《汴城筹防备览》中的历史图像、历史文献进行对比,以期更加全面地揭示清中期开封城市意象的基本特征。

徐玉诺对传播清代小说《歧路灯》的贡献

徐玉诺多方搜集《歧路灯》抄本,考证李绿园生平,通过与《儒林外史》《品花宝鉴》等的比较,分析《歧路灯》思想艺术的优长及局限;对相关抄本进行眉批评注;并与栾星交往密切,曾向栾星推介《歧路灯》。徐玉诺在传播《歧路灯》与中原文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歧路灯》句中助词“哩”及其来源

《歧路灯》句中"哩"可以作结构助词，动词补语以及构词成分，句中"哩"来源于表场所的"里"。

新发现绿野堂《歧路灯》抄本刍议

新见绿野堂《歧路灯》抄本20卷,105回,除卷首有一段交代作者李海观生平、堂号、诗作的文字外,与上图抄本相比还有明显的增删,尤以第八回、第九回和第十回中较为突出。在语言上绿野堂抄本更多地使用书面词语,富于文采。绿野堂抄本应和安定筱斋抄本、洛阳民国石印本等一样,同属于国图抄本系统。

《歧路灯》结构助词“哩”的用法及其形成

在以清代河南话为方言背景的《歧路灯》里,结构助词“哩”兼有“的”、“地”、“得”的用法;“哩”用同“的”时,又体现出跟后期近代汉语“的”相一致的演变特点。结构助词“哩”跟语气助词“哩”同形、音[li],它是“的”、“地”、“得”共同词音形式的方言变体。除河南方言外,在另外的一些现代方言里,也有结构助词[ti]→[1i]→系的音变现象,这类音变词用法、词音上的差异以及现代北京话“的”、“地”、“得”同音[ta]的形成历史与影响因素,都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

《歧路灯》版本考

《歧路灯》自成书至今有许多版本,从最初的抄本、石印本,到排印本,再到铅印本,反映了不同时期《歧路灯》的受众群体和流传的变化。《歧路灯》的抄本主要出现在乾隆至民国初年,有乾隆庚子抄本、晚清抄本甲、旧抄本甲、旧抄本乙、安定筱斋抄本、晚清抄本丙和荥泽陈云路家藏抄本、晚清抄本乙、冯本等;石印本则出现在民国13年,只有洛阳清义堂本一种;排印本出现在民国年间,有1927年的朴社本和1937年上海明善堂本两种;铅印本则很多,从1980年至今至少有14种,以中州古籍出版社版本为最佳。

《歧路灯》“叫”字句考察

《歧路灯》中"叫"有叫请义、使役义、被动义和处置义,文章把使役义分为使令和容许两类。使令义来自叫请义,容许义来自使令义;被动义来自容许义,而处置义来自使令义。今河南方言中大多还保留着"叫"的这几种用法,只不过容许义、被动义"叫"与使役义、处置义"叫"在声调上往往有区别。

从《歧路灯》的传播接受看明清中原出版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是我国出版史上的繁荣时期。在当时中国的整个出版大格局中,中原地区的出版业发展明显滞后。近70万字的长篇小说《歧路灯》,在这个区域内以多种抄本缓慢流播,时间长达两个世纪之久而未付诸真正的出版印刷。从小说《歧路灯》的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个案分析,对考量清代中原地区出版业发展状况,具有文化地标意义。

《歧路灯》文言词语考异

经典白话小说《歧路灯》在语言方面的一大特点是使用了不少典雅蕴藉的文言词语。这也是校理《歧路灯》的一个难点。通行的栾星校注本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文章以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加以校核,考证"有余师"、"饱卿老拳"、"治县谱"、"寒?"、"速化"等10个文言词语,对栾校本进行补正。

尊与亲的辩证法:《歧路灯》称谓现象考略

本文以小说《歧路灯》为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现代语言学的礼貌理论,对古人的称谓现象进行了简略的梳理,认为:西方语言学所谓"消极礼貌"相当于"尊",所谓"积极礼貌"相当于"亲"。"尊"是拉开距离,"亲"是拉近距离。人既需要独立感,又需要归属感,所以称谓的语用策略就表现为"尊"与"亲"的辩证法。

教育小说《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关于《歧路灯》的题材定位历来众说纷纭.它是属于世情的小说还是教育小说,究竟该给《歧路灯》的题材以怎样准确的定位。从教育小说释名和教育小说题材的流变等方面研究来看,应当确认清代的《歧路灯》为中国教育小说题材,它以散文的写法,通过一定的虚构,描述浪子回头的故事,具有教育意义和某种教寓和惩戒性质。

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爱民主义”——《歧路灯》思想内涵别说

"爱民主义"是以"爱民"为宗旨的一种"主义"。"爱民"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而"爱国"一词晚出,其后长时期中用量亦少。但近代"爱国主义"大行于世,至今有"爱国主义",而无"爱民主义"。"爱民"之义,古代文学中多表达作"为民",唯《三国演义》、《歧路灯》等小说中不乏"爱民"之说。《歧路灯》写谭绍衣作为主人公谭绍闻的对照,办案中"曲全生灵",又写季刺史"午夜筹荒政"等,更是中国古代堪称以"爱民"为"主义"的长篇小说。《歧路灯》的"爱民主义"有其历史的、时代的、个人的、文学的渊源,有首创和示范的意义,但也有受封建制度约束和"清官"思想的局限。研究这一问题,对当今读书、治学和为政都有参考意义。建议将谭绍衣勘灾一段描写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歧路灯》助词“哩”之考察

在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歧路灯》中，助词“哩”不仅可以作语气助词，也可以作结构助词、作语气助词时，既能用于句未表示一般疑问、选择、诘问等疑问语气，也能表示陈述、推度、呼唤等非疑问语气。作结构助词时，既可以用同“的”，也可以用同“得”和“了２”。这说明助词“哩”在近代汉语中的用法比在现代汉语中要丰富得多。

从《歧路灯》看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以政治、经济为考察范围

《歧路灯》是中国18世纪一部现实主义著作,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在社会史学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小说寄言明嘉靖朝事,实言被誉为盛世的清康、雍、乾三代之事——盛世的繁华已经无法遮掩日趋暴露的腐朽,康乾盛世的背后其实早已是危机四伏:政治上吏治腐败现象严重,经济上府库亏空与商品经济冲击并存,这些迹象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上述现象的交合作用,加速了当时社会走向沉沦的脚步,撼动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

从《歧路灯》看古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尴尬地位

《歧路灯》在表现家庭教育时,除父亲外的另一主要施教者母亲,对其子的误入歧途没有尽到应有的教育职责。究其原因,中国传统"女教"所赋予女性的"三从四德"等规范要求与其在家庭中"相夫教子"的职责是极其矛盾的,古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所担负的责任与所拥有的权力以及自身的能力也是极不相称的。如此矛盾现象使得古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地位,由此也形成了家庭子女教育的一种严重缺憾。

《歧路灯》中的能性“V不得(O)”

《歧路灯》中“V不得(O)”既可写作“V不的(O)”,又可写作“V不哩(O)”;“V不得(O)”又可分为“V不得(O)1”和“V不得(O)2”。“V不得(O)”在近代汉语中不仅受到来自表能性的“不能V”、“不得V”及“不可V”的竞争,还受到表能性的“V不了”和“V不成”等的排挤,加上其自身主要接纳单音节词拒绝复音节词方面的限制,它的萎缩是在所难免的。

《歧路灯》中的助词“哩”

︽歧路灯︾中的助词﹃哩﹄高育花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①，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略晚于《儒林外史》而又稍早于《红楼梦》，作者李绿园系河南宝丰人，全书语言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是研究河南方言和汉语史的宝贵资料。本文拟对书中的助词“哩”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研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