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与“春秋决狱”渊源关系研究

长篇小说《歧路灯》写到谭绍闻因参与赌博而涉讼,导致对簿公堂,但官员在审案时多忽略法律条文,依据儒家纲常伦理或涉案人的身份等来判决,小说中官员审案方式与汉代董仲舒等人“春秋决狱”有异曲同工之处。汉代司法实践中“春秋决狱”的审判方式出现在清代小说中,究其根源,和“以儒释法”、科举制度以及作者所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等相关,从侧面说明儒家思想对社会运转的多方面影响。

三个“败家子”茶事比论——《歧路灯》《儒林外史》《红楼梦》例举

诞生于清中叶的三部小说《歧路灯》《儒林外史》《红楼梦》,其作者李绿园、吴敬梓、曹雪芹在相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描写不同的人群,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康乾盛世下的社会腐败现象。以作者为原型塑造的主人公谭绍闻、杜少卿、贾宝玉具有“败家子”的典型特征,考察主人公的茶事活动亦能体现不同的茶文化内涵。爬梳比较三位作者诗文集中的茶诗词,或多或少能暴露作者创作的斧痕,用茶文化观照三部小说的主人公,无疑为明清小说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歧路灯》的戏曲描写及叙事功能

清代李绿园所作小说《歧路灯》描写书香世家公子谭绍闻在父亲去世后误入歧途、败光家产,后浪子回头的故事。书中出现了大量戏曲描写,对联系人物、推动情节起到重要作用。以戏曲描写在书中的整体布局为出发点,挖掘其营造叙事场景、塑造人物形象和构成情节主线的文学功能,推动对戏曲描写在小说中的作用及其学术研究意义的探讨。

清末小说《歧路灯》的当代启示

《歧路灯》是清末李绿园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涉及到了家庭教育等等。该小说通过讲述主人公在求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的经历,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和重视。本研究旨在通过探讨清末小说《歧路灯》中教育的意蕴,探索该小说所传达的教育观及其对当代的启示,同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传统教育理念进行审视和反思。

《歧路灯》科举文化背景下的塾师群体

清代小说《歧路灯》以明嘉靖为故事背景,里面刻画了四名塾师形象。受明清科举文化的影响,他们展现出不同的教学方式:有打好经史基础再学习写文章;有直接背诵并仿写八股范文;有借鉴小说的“代言”手法。同时,他们又是明清塾师群体的典型代表,呈现出塾师在生存和理想之间的不同状态和取舍:科举未通达前的谋生首选;科举崇拜推动对功名的追求;疏离科举后的生存状貌。

论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回目的来源

栾星校注本《歧路灯》根据叶县旧抄本和安定筱斋抄本确定总回数为一〇八回,回目主体来自叶县旧抄本,参考乾隆抄本、陈云路家藏本等增加了第九回“柏永龄明君臣大义谭孝移动父子至情”;把叶县旧抄本中的第五十回、第五十一回合并成一回,成为校注本第五十一回“入匪场幼商殒命央乡宦赌棍画谋”;叶县旧抄本第八十回、第一〇七回和第一〇八回回目分别被替换为乾隆抄本、朴社排印本等的“讼师婉言劝绍闻奴仆背主投济宁”“一品官九重受命两姓好千里来会”和“薛全淑洞房花烛谭篑初金榜题名”。校注本从回目到正文都显得比较杂糅,给研究带来了不便,因此有必要选择优良底本,整理出一部高质量的新校本,以更好地开展《歧路灯》的研究,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歧路灯》句中助词“哩”及其来源

《歧路灯》句中"哩"可以作结构助词，动词补语以及构词成分，句中"哩"来源于表场所的"里"。

新发现绿野堂《歧路灯》抄本刍议

新见绿野堂《歧路灯》抄本20卷,105回,除卷首有一段交代作者李海观生平、堂号、诗作的文字外,与上图抄本相比还有明显的增删,尤以第八回、第九回和第十回中较为突出。在语言上绿野堂抄本更多地使用书面词语,富于文采。绿野堂抄本应和安定筱斋抄本、洛阳民国石印本等一样,同属于国图抄本系统。

《歧路灯》结构助词“哩”的用法及其形成

在以清代河南话为方言背景的《歧路灯》里,结构助词“哩”兼有“的”、“地”、“得”的用法;“哩”用同“的”时,又体现出跟后期近代汉语“的”相一致的演变特点。结构助词“哩”跟语气助词“哩”同形、音[li],它是“的”、“地”、“得”共同词音形式的方言变体。除河南方言外,在另外的一些现代方言里,也有结构助词[ti]→[1i]→系的音变现象,这类音变词用法、词音上的差异以及现代北京话“的”、“地”、“得”同音[ta]的形成历史与影响因素,都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

《歧路灯》版本考

《歧路灯》自成书至今有许多版本,从最初的抄本、石印本,到排印本,再到铅印本,反映了不同时期《歧路灯》的受众群体和流传的变化。《歧路灯》的抄本主要出现在乾隆至民国初年,有乾隆庚子抄本、晚清抄本甲、旧抄本甲、旧抄本乙、安定筱斋抄本、晚清抄本丙和荥泽陈云路家藏抄本、晚清抄本乙、冯本等;石印本则出现在民国13年,只有洛阳清义堂本一种;排印本出现在民国年间,有1927年的朴社本和1937年上海明善堂本两种;铅印本则很多,从1980年至今至少有14种,以中州古籍出版社版本为最佳。

《歧路灯》“叫”字句考察

《歧路灯》中"叫"有叫请义、使役义、被动义和处置义,文章把使役义分为使令和容许两类。使令义来自叫请义,容许义来自使令义;被动义来自容许义,而处置义来自使令义。今河南方言中大多还保留着"叫"的这几种用法,只不过容许义、被动义"叫"与使役义、处置义"叫"在声调上往往有区别。

从《歧路灯》的传播接受看明清中原出版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是我国出版史上的繁荣时期。在当时中国的整个出版大格局中,中原地区的出版业发展明显滞后。近70万字的长篇小说《歧路灯》,在这个区域内以多种抄本缓慢流播,时间长达两个世纪之久而未付诸真正的出版印刷。从小说《歧路灯》的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个案分析,对考量清代中原地区出版业发展状况,具有文化地标意义。

《歧路灯》文言词语考异

经典白话小说《歧路灯》在语言方面的一大特点是使用了不少典雅蕴藉的文言词语。这也是校理《歧路灯》的一个难点。通行的栾星校注本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文章以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加以校核,考证"有余师"、"饱卿老拳"、"治县谱"、"寒?"、"速化"等10个文言词语,对栾校本进行补正。

尊与亲的辩证法:《歧路灯》称谓现象考略

本文以小说《歧路灯》为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现代语言学的礼貌理论,对古人的称谓现象进行了简略的梳理,认为:西方语言学所谓"消极礼貌"相当于"尊",所谓"积极礼貌"相当于"亲"。"尊"是拉开距离,"亲"是拉近距离。人既需要独立感,又需要归属感,所以称谓的语用策略就表现为"尊"与"亲"的辩证法。

教育小说《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关于《歧路灯》的题材定位历来众说纷纭.它是属于世情的小说还是教育小说,究竟该给《歧路灯》的题材以怎样准确的定位。从教育小说释名和教育小说题材的流变等方面研究来看,应当确认清代的《歧路灯》为中国教育小说题材,它以散文的写法,通过一定的虚构,描述浪子回头的故事,具有教育意义和某种教寓和惩戒性质。

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爱民主义”——《歧路灯》思想内涵别说

"爱民主义"是以"爱民"为宗旨的一种"主义"。"爱民"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而"爱国"一词晚出,其后长时期中用量亦少。但近代"爱国主义"大行于世,至今有"爱国主义",而无"爱民主义"。"爱民"之义,古代文学中多表达作"为民",唯《三国演义》、《歧路灯》等小说中不乏"爱民"之说。《歧路灯》写谭绍衣作为主人公谭绍闻的对照,办案中"曲全生灵",又写季刺史"午夜筹荒政"等,更是中国古代堪称以"爱民"为"主义"的长篇小说。《歧路灯》的"爱民主义"有其历史的、时代的、个人的、文学的渊源,有首创和示范的意义,但也有受封建制度约束和"清官"思想的局限。研究这一问题,对当今读书、治学和为政都有参考意义。建议将谭绍衣勘灾一段描写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歧路灯》助词“哩”之考察

在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歧路灯》中，助词“哩”不仅可以作语气助词，也可以作结构助词、作语气助词时，既能用于句未表示一般疑问、选择、诘问等疑问语气，也能表示陈述、推度、呼唤等非疑问语气。作结构助词时，既可以用同“的”，也可以用同“得”和“了２”。这说明助词“哩”在近代汉语中的用法比在现代汉语中要丰富得多。

从《歧路灯》看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以政治、经济为考察范围

《歧路灯》是中国18世纪一部现实主义著作,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在社会史学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小说寄言明嘉靖朝事,实言被誉为盛世的清康、雍、乾三代之事——盛世的繁华已经无法遮掩日趋暴露的腐朽,康乾盛世的背后其实早已是危机四伏:政治上吏治腐败现象严重,经济上府库亏空与商品经济冲击并存,这些迹象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上述现象的交合作用,加速了当时社会走向沉沦的脚步,撼动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

《歧路灯》中的戏曲剧目考析

清代康乾时期长篇小说《歧路灯》中共出现剧目32种,其中11种剧目流传至今,多为著名的元杂剧和清初作家所作的传奇;有2种源于民间的剧目,今剧本已佚;此外还有19个剧目,多是时人新打的折子戏和地方小戏,可以弥补曲目、曲话等专书著录剧目的不足。

从《歧路灯》看古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尴尬地位

《歧路灯》在表现家庭教育时,除父亲外的另一主要施教者母亲,对其子的误入歧途没有尽到应有的教育职责。究其原因,中国传统"女教"所赋予女性的"三从四德"等规范要求与其在家庭中"相夫教子"的职责是极其矛盾的,古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所担负的责任与所拥有的权力以及自身的能力也是极不相称的。如此矛盾现象使得古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地位,由此也形成了家庭子女教育的一种严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