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屈合诂》与钱澄之的遗民体认

钱澄之在诂《庄》《屈》的同时,也通过遗民视角对庄、屈二人的形象进行重塑,进而表达个人的节中型处世原则。在钱澄之的解读下,庄子和屈原分别象征了明清之交弃世型和求进型两类遗民——于前者而言,钱氏赞同其明哲保身而否定其一味避世;于后者而言,则认同其执着进取而反对其无益于事的殉国之举。钱氏的判断标准则是其在身存即国存的思想观念及坎坷复杂的人生经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所形成的节中型遗民体认。由此,钱澄之所提出的会通庄屈的主张,并非仅就学术意义而言,其更重要的用意在于借庄、屈二人的人生抉择为处于明清夹缝中的遗民提供一种新的出路。

论钱澄之《屈诂》中的儒道互补思想

钱澄之的《屈诂》中有着儒道互补的复杂思想。一方面,《屈诂》中充溢着浓厚的致君尧舜、中兴南明的儒家精神。这种儒家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屈原“美政理想”的推崇,钱澄之以此寓托曾经中兴南明政治理想的自我期待;儒家精神同时也表现在对屈原“家国情怀”的宣扬,其中包含着其浓厚强烈的“疆土意识”、拳拳殷切的“治国意识”和低徊流转的“忧国意识”。另一方面,《屈诂》中的道家思想,则表现在其中“以藏为用”的思想和因循“时”势的观念。钱澄之《屈诂》中这种儒道互补的思想是晚年时期的钱澄之,其儒道思想互相排斥、又互相调补的复杂文人心理结构在文学创作中的外在表现;是其作为清初重要遗民之难以言说而又处于不断变动过程中的遗老情志与心态的婉曲抒发与表达。

以庄继易:钱澄之的庄学观

庄子思想如何定位,是庄学史上一重要问题。钱澄之作为清代“以儒解庄”的代表,尝试会通《庄子》与《周易》。其“以意逆志”之解释原则、庄本于《易》的核心主张、辞达而止的行文风格,皆独具特色。其中,某些观点深受觉浪道盛“托孤说”的影响。

有谁问我心修法,授予灵均一卷经——明遗民钱澄之对楚辞接受与研究

明代遗民钱澄之对楚辞的接受与研究以1651年终归家隐居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其前期的楚辞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屈原忧国忧民、感时伤事的济世精神的接受和继承,将屈原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融入反映时代巨变的诗篇中。归隐田园以后,钱澄之主要借注疏屈原作品来寻找精神慰藉,寄托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屈诂》是其后期楚辞研究之结晶,该书耗费钱氏多年心血,凝聚着其浓重的遗民情结,是一部颇有价值的楚辞研究著作。

论钱澄之的楚辞观与方法论

《屈诂》是明末清初桐城学者钱澄之的楚辞学著作。钱澄之的楚辞观集中表现在"庄屈无二道"的庄骚融通思想和"以屈继《诗》"两个方面。"庄屈无二道"的观点实与明清之际的庄骚融通思想密切相关,是易代之际文人特定心态的反映,亦是对屈原的忠直立身与庄子的以藏为用两种处世方式的矛盾体验。"以屈继《诗》"是钱澄之诂屈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主要体现在以治经方法阐释屈骚,以及因《小雅.车辖》的作意联想到《离骚》求女的寓意。因钱澄之力戒"强事穿凿"的诂屈方法,其楚辞研究更重要地体现在对屈骚的心灵感会上。

试论钱澄之对桐城派的影响

钱澄之作为桐城派的先导,其古文创作理论对桐城派影响较大,然因其文多涉时讳,传世作品较少,其主张未曾引起关注。钱澄之针切时弊、文以载道的创作宗旨、以"气"运文的行文法度和语词雅洁的文风主张极大地影响了桐城派方苞、姚鼐、刘大櫆等人,对后世桐城派、文论体系的形成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钱澄之《田间诗集》评析

清初遗民诗人如林，钱澄之属其中夺目的一位。其《田间诗集》不仅具有感叹人生、同情民生疾苦、不满清朝统治等重要的思想内容，而且表现出求真尚质、淡语苦情的艺术风格，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论钱澄之《楚辞屈诂》中的“遗民视角”

钱澄之的《楚辞屈诂》"遗民视角"下的"屈子情结",既表现在对屈原刚直立身、至情至性的忠正爱国之心的尊崇与显扬,又表现在对竭忠尽智、至死不渝的屈原精神的弘扬。而《楚辞屈诂》"遗民视角"下的"麦秀悲歌",则一方面体现在对于前明弊政、奸邪宦祸的怒斥愤激;另一方面则表现于对故国故土的无限眷恋、感伤和苦痛。

论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

明末清初遗民诗人的杰出代表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可谓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其人生后半段隐居田园期间,更是将陶公作为效仿的对象,写下了大量效陶的田园诗篇。本文拟从气节操守、生存方式与生活态度、诗文及艺术风格方面来论述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

试论明末清初遗民诗人吴嘉纪、钱澄之诗作异同

吴嘉纪、钱澄之身历明清鼎革之乱,目睹了兵荒马乱之时清军的暴行、败兵的狼藉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感受着百姓的苦痛和悲哀,体验着沧桑变幻之感,用诗歌记录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但二人的切入视角不同,吴嘉纪多侧重于从平民角度看待世事,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钱澄之多写战事,从大环境着眼,注重历史事件始末。咏史诗创作上吴嘉纪重在怀古,抒发昔盛今衰之感;钱澄之咏史诗因事兴感,重在借鉴历史意义。在诗歌艺术手法方面均用白描而侧重点不同,风格上吴嘉纪岩冷危苦,凄急幽奥;钱澄之英风豪气,悲愤激昂。

钱澄之“情道”观在散文创作中的体现

钱澄之文以载道的"情道"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创精神。他将国破家亡、妻亡子散的切肤之痛付诸笔端,创作了大量感人至深、"情道"一以贯之的散文作品,主要体现在怀念故国、经世致用、悼亡妻孥旧友等作品中,而其中又以悼亡妻儿的散文最具特色。

钱澄之对《庄子》的佛学解读

明末遗民钱澄之在《庄子内七诂》中引用佛教的话语对《庄子》中的文句进行训诂。他将《逍遥游》视为《庄子》继《易》的集中体现,将《齐物论》视为是对"物论无端"、"物化无常"之真理的揭示,将《养生主》视为庄子对追求长生久视的反驳,将《人间世》视为是对众生福报寡浅、充满各种痛苦的证明,将《德充符》中"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解释为禅宗所说的"绝后复苏",将"圣人将游于物所不得遁"解释为佛教的"从众生异类中行",将《应帝王》中壶子与郑咸斗法解释为佛教所说的"他心通"。钱澄之对《庄子》的训诂反映出明清之际的学术追求由体验心性自我向重视考证本意的转换。

钱澄之南明史记载的认识与实践

钱澄之亲历明清鼎革之变,积极参与南明抗清斗争。对于记载这段"痛史",他重视史料来源及口述者的身份,又博取史料,参互考证,强调求真核实的史学认识,形成对于私家南明史记载的一些有价值的看法。他保存南明历史的途径有三:一是"以诗存史",通过诗篇记载时事,二是撰著、增订"当代史"著作《所知录》,三是试图在地方政府主修的地方志中载入抗清节烈人物的事迹,但因涉及清廷历史禁忌,未被采纳。

明遗民钱澄之交游三考

明遗民钱澄之交游甚广,但因史料分散或缺失,其交游人物入清后之行迹多不为人知。像沈应瑞、汪蛟、吴李芳等人,或隐遁草茅,或入仕清廷,钱澄之仍设法与之联络或往来。非爬梳稽考,阐幽发微,不足以考信其人之事迹。

试论明末清初遗民钱澄之记体散文的创作特点

明末清初遗民钱澄之的记体散文数量虽然不多,但在艺术上却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记体散文主要包括山水游记、亭台堂阁记、人物论赞以及墓表等,是中蕴含着浓郁的归隐之思;其散文延续晚明小品的写法,语言清新雅洁、精炼传神;在情感真挚、平和冲淡的文风中又寓有些许幻灭的悲凉,形成了钱澄之记体散文独特的个性。

钱澄之的史学思想

钱澄之除了拥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同时还具有令人曾赞史学之才。明清学者们在相关的著作中多有提及钱氏的史学观点,并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近现代以来史学界对钱氏史学的研究并不多见,只有少数的明清史著作中有零星论述。钱澄之在《所知录》及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史学才华是不可被忽视的。钱氏的史学思想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钱澄之《屈诂》的经学阐释及其影响

钱澄之《屈诂》经学阐释包括三个层面:一、为臣之道,二、忧在进贤,三、思得淑女。《屈诂》经学阐释的现实原由在于,钱澄之"经学笃实"的身份;《诗》《骚》"转相发挥"的目的;以《离骚》寓其"幽忧"的情怀。钱澄之《屈诂》的经学阐释,对方苞、梅冲等皖籍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清代《楚辞》经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钱澄之《田间诗学·古序考》论析

宋代学界,疑古精神大兴,对《诗经》的解读也兴起一股废《序》言《诗》的潮流。清初钱澄之撰《田间诗学》,在该书《古序考》一文中综合前贤之论,主张要依《序》解《诗》。概括钱氏《诗》学观关于《小序》的论点有二条:一是《小序》不可废,首句可信而申续之文有待商榷;二是《小序》首句为采诗太师所题,申续之文为东汉卫宏续作。

钱澄之庄学研究中的遗民意识初探

钱澄之是明末清初学者,甲申之变后漫长的遗民生涯使他对《庄子》有了独特的体悟。以庄继易独特视角、游以待时的处事方式、以儒解庄的阐释角度,使钱澄之对庄子的解读显露出明显的遗民意识。虽然钱澄之更多是从自己的角度解读《庄子》,但其独具特色的庄学观在庄学研究史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钱澄之与阮大铖交游考

钱澄之与阮大铖同为桐城望族子弟,早年因地缘及姻亲,有所来往;后因共事于“中江社”,过从甚密。崇祯年间,两人因政治立场对立,渐生龃龉。南明弘光朝时,阮大铖挟私报复,致钱澄之妻亡子散、逋逃他乡,两人关系彻底破裂。阮大铖死后,时人不齿其降清行为,多删削与其相关的文字。令人费解的是,钱澄之却为阮大铖作传,并过访阮氏故居。二人的交往,伴随着朝代演替,交织着家国情仇,值得勘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