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二老”与康乾之际的诗学承变

“东南二老”的诗歌观念体现出康乾之际诗学承续转变的复杂特征。诗歌面目论强调宗法贵在神理、自成面目,“以人论诗”突破“以时论诗”的阐述模式,重构个人创作与诗歌典范的关系。诗歌新面目的建立关涉风格、性情、手法等命题。神韵诗风在流衍后期陷入单一虚泛的困境,沈氏以诗选编纂、钱氏以创作实践积极开拓诗歌风格的取径,引导诗风多元化发展。二人倡扬性情诗论,性情诗论的社会性维度强化政教功能、个体性维度突出诗歌表现之“切”,两者产生庙堂化、私情化的异趋。以文为诗的创作风气深化了诗文之辨,对诗歌的赋比兴手法、议论功能、创作主体身份等话题的论说折射出诗人、文人与学人之诗的殊途。

乾隆南巡与“江浙二老”交游的政治文化意蕴

清高宗乾隆前四次南巡期间,通过赏赐品衔、食俸、匾额与赐诗、俯和等方式对"江浙二老"沈德潜、钱陈群示恩尤隆。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下发生的君臣遇合佳话颇具典型意义。一方面,乾隆的示恩出于帝王文治需要的主动选择,建立在作为对象的二老具备江南之地域、士人、耆老等多重符号意义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江南缙绅领袖沈、钱也利用乾隆南巡契机确认与巩固已拥有的文化权力。后两次南巡,乾隆对沈氏态度逆转,对"二老"区别看待,剥去了君臣友谊的温和外衣,显示了皇帝示恩的强烈目的性,即帝王通过赏罚并举、恩威兼施的策略,控制江南这个思想活跃、人才辈出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