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下篇)

本文在上篇 (见《求是学刊》2 0 0 1年第 3期 )之基础上 ,对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之“知人论世” ,“师古之是”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 。

超越东西:博古学、考据学以及近代早期历史学发展的全球性

从比较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历程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博古学者相似的是,清代中后期的考据学者对儒学要义的探寻也有着复古主义的兴趣。他们通过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从而完善考证的方法,以期将儒家经典恢复到在他们看来更为准确可信的早期版本。正如他们的欧洲同行在推进人文主义和博古学研究时所形成的文人圈一样,这些考据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兴趣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学术团体,交流研究心得并相互切磋。在对儒家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进行重构的过程中,他们也认识到历史学与金石学的重要性,并以历史学的取径诠释经典。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学家将历史学研究塑造成现代学科的努力中,清代考据学的学术遗产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考据学的遗产表明,那些在塑造欧洲现代历史学科的过程中通常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先例也存在于东亚,很可能也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应当将历史观念以及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加以分析与看待,从而超越东西方二元的方法论。

明清学者论《旧唐书》署名问题辨正

《旧唐书》成书时,刘昫刚任"监修宰臣",于是《旧唐书》也就署名为"刘昫等纂"。不过这并非刘有意掠人之美为己有,而是当时的官方修史制度使然。明代中期以后,一些著名学者对《旧唐书》的这一署名形式产生了种种疑问,涉及到欧阳修的史德、刘昫对《旧唐书》编撰的贡献,以及《旧唐书》编修过程中的其他一些问题。但考察唐朝五代时期官方史学的发展实际可知,这些学者的论述皆有粗疏陋略乃至根本错误的地方,刘对《旧唐书》的编撰成功,起到了他作为第三任监修官的应有作用,《旧唐书》的署名形式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刘"这一名称,已经不再只是代表他个人,而实际上成了《旧唐书》纂修队伍集体力量的代名词,成了《旧唐书》的代名词。对中国古代其他官修史书的署名情况,也必须作如是观,才不致被迷惑。

钱大昕的史籍辨伪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作为著名的史学家,钱大昕十分重视辨伪工作,并以开阔的视域、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方法,对《竹书纪年》、《十六国春秋》、《金人南迁录》等史籍的真伪进行了认真考辨,语多精谛,颇为学术界所认同。钱氏还对古人作伪的规律有一定的认识,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

论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有成就的史学大家,所撰《廿二史考异》代表了当时考证史学的最高成就,而考校两《唐书》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之一。钱大昕不仅对两《唐书》作了精详的校勘,指出文字的脱、衍、倒、重并纠谬正讹,还对两书在编纂中出现的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彼此重复等弊病一一论述,同时就两书所及官制及氏族问题深入研究,探幽发微并进行概括总结,全面反映了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论钱大昕与王鸣盛史学思想的同和异

钱大昕与王鸣盛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们的史学代表作《廿二史考异》与《十七史商榷》以考证成果丰硕并称。从学术宗旨看,二者崇尚实事求是,反对学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史实妄加褒贬,同时能够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著述的得与失;就历史编撰而论,二人重视史书各种体裁和体例的功能并对史书的内部结构包括编次、断限、叙事、采撰等提出有效运用的原则。对他们的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乾嘉历史考证学之时代特点及历史面貌。

钱大昕佚文《清抄本崇文总目跋》考叙——兼说南图藏清抄本《崇文总目》系《崇文总目辑释》底本

《嘉定钱大昕全集》出版后,两岸学者陆续对其辑佚增补。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崇文总目》有钱大昕手跋并过录朱彝尊跋,钱跋是《嘉定钱大昕全集》未收的佚文。而经过考察,发现南图所藏的这一抄本,正是钱东垣等辑录《崇文总目辑释》时的底本。对钱大昕这一手跋和该本的考辨,对了解钱氏学术和《崇文总目辑释》的辑录工作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钱大昕集外诗文新辑

《嘉定钱大昕全集》是目前汇集钱大昕著作最齐全、最权威的一部书,然而仍有疏漏。今从清人文献中辑录钱大昕集外文十篇,集外诗八首。

钱大昕、钱大昭史学思想的异同——以整理研究《后汉书》为例

钱大昕、钱大昭兄弟是清代历史考据学的代表,对《后汉书》的整理研究是他们史学研究的缩影。他们治学有着浓厚的家学色彩,重视小学,长于训诂,注重考证,史学思想大体趋于相同。与此同时两者又各具特色:钱大昕提倡直书,反对曲笔,钱大昭则有维护正统之嫌;在对待古人的态度上,钱大昕显得谦逊大度,钱大昭则过于苛求古人。

钱大昕之魏晋南北朝正史地理考证述论

钱大昕对魏晋南北朝正史地理的考证,主要包括对魏晋南北朝正史文本(地理内容)的校勘、对正史地理志的专门考证和对正史纪传中地理内容的考证。钱大昕地理考证方法多样,如以本(地理)志考证本(地理)志,以他(地理)志考证本(地理)志,以纪传考证地理志等,并善于综合运用小学、避讳学、金石学、职官学等服务于其历史地理考证。

汉学视野中的桐城义法——以钱大昕批评方苞为例

乾嘉时期汉学兴起、主盟学坛,与宗奉宋学、倡导古文的桐城派产生激烈冲突,钱大昕批评方苞即为标志之一。基于汉学家立场,钱大昕反对儒家经典的文学化、试图以史法规范文学、主张文无定法,不仅体现出汉学与文学的背离,同时也为姚鼐建构桐城派古文理论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

关于钱大昕对宋代避讳的考论

钱大昕被陈垣称赞为"避讳学专家"。钱氏考论宋代避讳,涉及地名避讳、姓名避讳、职官避讳、文字避讳等诸多方面,均创获良多。同时也留下了某些可探究的问题。宋代避讳兼具习俗与制度双重性质。避讳以其避讳对象而论,大致可分为帝王圣贤讳与为家族尊长讳两大类。圣讳不仅是弹性较大的习俗,更是刚性较强的制度,如若违犯,将受惩处。家讳性质大抵属于习俗,但任职避家讳就不只是习俗,而是载入法律的制度性规定。避家讳习俗的流传程度因社会层级与文化水平而异。此外,钱大昕简洁、直白、明快的治学风格在当今尤其值得发扬光大。

袁枚《续同人集》所录钱大昕佚诗遗札

袁枚所编《续同人集》,收录钱大昕诗札多篇,其中有4首诗歌、3通尺牍,为《钱大昕全集》所失载。

以古为是:钱大昕与“古学”群体的形成、实践及理念

惠栋汉学的核心价值是"以古为是",其与相关的信仰和技术系统,共同构成了乾嘉考据学最初的"范式"。这一"范式"对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影响至深至远,使之得以迅速地进入到考据学的天地之中。不过,"古学"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称名,并产生了广义和狭义的分化,其中狭义的"古学"即专指汉学而言。而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考试,不但促成了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等考据学者的聚集,还推动了"古学"群体的形成。众人随即展开了诸多的学术实践,并共同承担起《五礼通考》的编撰任务。这一系列的事件,意味着考据学即将由边缘走向中央,并逐步取代理学,而成为主流的学术形态。

钱大昕的《宋史》研究成就

清儒钱大昕的《宋史》研究,是其经史并重理念的重要体现。在"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的治史思想指导下,钱大昕对《宋史》做了大量的勘误和订补工作。同时,对于《宋史·艺文志》,钱大昕也是用力颇多。钱大昕在《宋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时至今日仍可为人们所吸收、借鉴。

超越考据的视野:钱大昕的制度阐释与历史评论

作为一名考据大家,钱大昕在重视文献版本校勘、文字训诂的同时,还有诸多结合具体考辨的历史研究,包括魏晋以降行政中枢演变的系统考察,封建体制下政治、军事制度变迁的细致梳理,以及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精到分析,它不仅有利于说明钱大昕历史思想和治史方法不为人所重视的一面,而且通过与相关学者的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彰显乾嘉学术的时代特点及历史意义。

论钱大昕诗歌的题材内容

钱大昕既是学识渊博、专精的学术大师,又在文学创作方面贡献突出,是当时颇有影响的诗人,为"吴中七子"之冠。他一生创作了许多不乏众人啧啧称赞的佳作,题材多样,包括大量的学问诗、时政诗、咏史诗和生活诗,将学术、国事、民生、历史、乃至亲友情谊、生活琐事、身边景物等吟咏成诗。其诗歌创作与经学研究相互渗透和融通,一一打上了汉学的烙印,开辟了学者诗歌新天地,为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未收文两篇释证

《嘉定钱大昕全集》出版以来,学界续有增补之成果,皆有裨于"清代史学家第一人"钱大昕基础研究文献的充实。今在诸家补订之外,续从同治《重修苏州府志》及"士礼居丛书"中辑得钱大昕《重修珠明寺记》《士礼居重刊战国策序》两篇逸文。通过与他种文献比勘,可考订二文确为钱大昕所撰,且系年分别是1793年和1803年。两篇逸文可与钱大昕生平资料相印证者颇多,尤其有裨于考察钱大昕学术及思想之演变。

钱大昕《说文》字形考辨四则

钱大昕是清代乾嘉时期重要的学术代表人物,他一生博通经史子集,在考据方面建树颇多。作为清代《说文》学研究的早期倡导者之一,钱氏除了在《说文》的体例研究方面有着精彩论述,还对《说文》中的字形做了细致的考辨。钱氏对这些字形的考辨充分展示了其在《说文》研究方面的特点。通过对这些考辨例子进行分析,发现其对"豕"和"塾"字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杀"和"免"字的分析却存在问题。

论钱大昕的儒者品格

钱大昕是杰出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力排“二氏”,专主儒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独特的儒者品格,这些品格是他为官、治学、做人的推动力和价值标准。钱大昕对儒学的专一来自于其治学、家庭、时代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