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文献编纂与尊朱辟王实践——以瀛山书院为中心的讨论

瀛山书院源于北宋詹氏书堂,至南宋詹仪之以理学名世,遂有朱熹往来辨析大学之旨,朱子学说成为书院学统。隆庆二年,王畿门人周恪任遂安县令,复建瀛山书院,倡导阳明心学。王畿、钱德洪分别撰写《瀛山书院记》与《瀛山三贤祠记》,以朱子晚年定论为突破口意在促使书院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万历七年,张居正禁毁阳明讲学书院,瀛山书院终以朱子过化之地免于劫难,开启了由王返朱步伐。清前期,王学趋于黯淡,朱子理学再兴,瀛山书院逐步展开尊朱辟王实践。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刻瀛山书院志》即未收王畿记文,钱德洪记文也被刻意删改。明清之际的学术嬗变同时波及当地士人,地方志也对钱、王记文加以删减、批判。

明代黔中王学与浙中王学的思想互动——以孙、李与钱、王为中心

黔中王门学者与浙中王门学者的思想互动,既有直接面晤与书信交往(如孙应鳌与王宗沐),也有心会与神交。孙应鳌与李渭,钱德洪与王畿,分别为黔中王门与浙中王门最具代表性人物,他们之间的思想互动既有相互契合之处,又表现出不同的特色。通过此互动证明,与其他王门后学一样,黔中学者能够贴紧当下学术动向,及时反映问题意识,尤其注重本体与功夫的一致性,提出了独具特点的"慎独说"(如孙应鳌),并能勇于修正己说(如李渭)以获长足发展,使黔中王学得以自立与彰显。

浙中王学的兴衰——以钱德洪、王畿关系为主线

在阳明门下,王龙溪的个性明爽颖悟,属于真真切切的随任开放型,钱绪山的性格偏向于拘谨淳厚,属于实实在在的安分保守型。龙溪"之学玄矣",然龙溪的"玄",恰好可衬托出绪山的"实";一"玄"一"实",在王门中可谓相得益彰。比较而言,龙溪注重"存异",绪山看重"归一"。然在后阳明时代,龙溪的影响力逐渐超过绪山,进而使龙溪越来越自信,以至在学问上轻视绪山。钱王关系的不和,对王学尤其是浙中王学的发展与壮大虽不能说是致命的,亦是伤及元气的。浙中王学因绪山、龙溪的传续而兴旺,又因绪山、龙溪的不和而衰微。

天泉证道·严滩问答·南浦请益──有关王阳明晚年宗说的三件大事

天泉证道、严滩问答、南浦请益是王阳明卒前一年在两个月中向其弟子阐述晚年宗旨的重要活动。这三件事是否确有其事，其内容究竟如何，应如何理解？历史上都有不同的看法。

从天泉证道看阳明弟子钱德洪和王畿的学术论辩

围绕善恶的有无,钱德洪与王畿的分歧形成“四有教”与“四无教”。钱德洪“四有教”依托“下根”之人没法直接顿悟本体,需在意念世界里面反复训练思维,念念致良知,通过持久的工夫上达本体;王畿的“四无教”教法,立意高远,高妙顿悟直觉把握能力,为“上根人”立法,即本体即工夫。这就是阳明心学史上著名的“天泉证道”学术公案,影响深远。无论是直接顿悟,还是渐修而悟,在阳明“四句教”看来,都必须要大彻大悟,体会到万物之理内化于心的契合,至善在心,日用渐修,为善去恶,知行合一,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