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虎钤经》的北宋初期城镇防御空间研究

《虎钤经》是北宋初期的一部兵学著作,是了解北宋初期军事防御空间发展程度的重要媒介。文章通过对北宋历史背景、《虎钤经》原文中涉及防御理论的主要篇章进行详细分析,尝试探讨北宋初期防御体系中的防御策略和组织、城镇防御空间要素构成与格局特征,总结归纳出城镇防御的各层级关系及其相互联动情况,并探究各结构层级中城镇防御空间要素的发展状况,总结北宋初期城镇防御的理论成果在中国古代城镇建设史与军事防御史中的地位,以及其演变过程蕴含的历史经验与积极意义。

玄英隐所与方天瑞——《浮玉山居图》创作目的与内容再考

《浮玉山居图》至今仍留有若干悬而未解的问题,学界主流对《浮玉山居图》的画面内容与题跋的解读有误。考证“方天瑞”及方干晚年隐居处得到的结论为:《浮玉山居图》是钱选主动创作的,而非为方天瑞定制的斋号图,其创作内容很可能来自方干的隐逸典故以及鉴湖的相关文本。

胡适、钱玄同来往书信之学术考证

1918年8月19日,着手为《新青年》5卷4号编辑组稿的胡适,与《新青年》同人钱玄同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争吵。8月20日晚,胡适为了求同存异,给钱玄同写信解释相关情况。钱玄同却在回信中劝诫胡适要旗帜鲜明地党同伐异。胡适在下一封回信中再一次阐述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所提倡的用白话文表现社会现实问题的、既立异创新又求同存异的戏剧文化改良观。胡适和钱玄同之间的这三封来往书信,关系着《新青年》时代戏剧文化论争的真实样貌,有必要对其进行翔实准确的学术考证。

王元启交游考述

王元启是清代前期一位著名的文人学者,他的学术成就的取得和思想主张的形成除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家庭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外,也离不开他与文坛师友的交游。既有与志趣相投的郁印殊、萧荩思等友人的相伴,也有与钱载、翁方纲等人的诗酒唱和,还有与陆燿、胡德琳等人的切磋问学。考证与王元启交往的人士及其主要活动,可以加深我们对王元启本人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准确定位其社会角色。

前胡中总香豆素的含量测定

应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对十一个品种、不同产地的25个前胡样品进行了总香豆素含量测定,最大吸收波长在322±1nm处,平均回收率99.18％,变异系数2.08％。

细裂前胡的香豆素成分

细裂前胡Peucedanum macilentum Franch。(伞形科)是云南西部应用的前胡地方品种,从其根的乙醇提取物中经硅胶柱层析得到6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香豆素类化合物:伞形花内酯(umbelliferone)(1),佛手柑内酯(bergapten)(2),laserpitin(3),异白花前胡丁素(anomalin)(4);其它化合物:阿魏酸(ferulic acid)(5),β-谷甾醇(β-sitosterol)。

中药白花前胡防治心律失常作用的实验研究Ⅱ——对大鼠冠脉结扎诱发心律失常的影响

预先静注白花前胡水醇提取液(1 g/kg),再结扎大鼠左冠状动脉,可大大减少室性心律失常的发作程度和持续时间。总发作率由对照组的100%降至70%(P<0.01)。结扎后对照组均发生程度渐重的T波高耸、ST段上移等ECG异常,死亡率较高。而实验组却少见上述现象。

中药前胡的化学基础研究

Ⅰ.对中药前胡在植物来源、化学成分和生理活性方面的研究作了综述。Ⅱ.研究了中国西南地区应用的四种前胡品种:长前胡Peucedanum trugeniifolium)、云前胡(P. rubricaule)、中甸前胡(P.zhongdianensis)、旱前胡(Ligusticum dauoides),一种近缘植物俯卧前胡(Peucedanum decrumbens)的化学成分。从这五种药用植物中分到了33个香豆素化合物,其中有8个新香豆素,结构经光谱和化学方法证实。通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法宝品种白花前胡(Peucedauum pareruporum)和紫花前胡(P. decursivum)在化学成分上的比较,我们认为,中甸前胡、长前胡和白花衣胡类似,均是比较好的前胡代用品种;旱前胡和白花前胡、紫花前胡均不类似。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草药俯卧胡香豆素含量很低,不能(也没有)作前胡应用。以上的研究为这几种药用植物的应用提供了化学成分的依据。

白花前胡石油醚提取物对人离体肺动脉环的舒张作用

本文以7例人离体肺动脉环为标本,采用体外平滑肌实验方法,观察白花前胡石油醚提取物对肺动脉的舒张作用。结果表明:1.6×10^(-6)g╱L乙浓度的该提取物对去甲肾上腺素预收缩的人肺动脉环有舒张作用,可使原张力下降25%,并使去甲肾上腺素收缩肺动脉环的量-效曲线不平行右移,最大收缩反应被抑制41%,呈非竞争性拮抗。上述作用不依赖于血管内皮细胞的存在。

不同品种中药前胡药理作用研究

文观察了不同品种和产地的前胡对急性“血瘀”证大鼠血流变学和ＡＤＰ诱导家兔血小板聚集功能的影响以及祛痰作用。实验结果显示：（１）前胡能明显改善血瘀动物模型血液的浓、粘、凝、聚状态；（２）可显著抑制家兔血小板聚集（体外法）；（３）具有较强的祛痰作用，但不同品种和产地作用有差异。

药用前胡研究进展

介绍了中药前胡近10年来的植物资源、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成果,详细阐述了其主要药用部位药理作用研究的最新进展。

芽前胡的化学成分

从成都产芽前胡Peucedanum turgeniifolium Wolff.中分离鉴定了12个化合物,分别为香豆素化合物佛手柑内酯(bergapten)(1),异欧芹属乙素(isoimperatorin)(2),(±)diisovaleryl-cis-khellactone(3),(±)dihydrosamidin(4),(±)peuformosin(5),(±)cis-khellactone(6),8-(2’,3’-二羟基,3’-甲基-丁基)-伞形花内酯[8-(2’3’-dihydroxy,3’-methyl-butyl)-umbelliferone](7),(±)selinidin(8),turgeniifolin A(9)以及非香豆素化合物硬脂酸(stearic acid),β-谷甾醇(β-sitosterol),甘露醇(d-mannitol)。

RAPD技术鉴别商品药材前胡及其亲缘关系

目的:鉴别不同产地的商品药材前胡,探讨其亲缘关系,探讨商品药材鉴定和植物分类的新方法。方法:采用RAPD技术对不同产地的商品药材前胡进行多态性分析,并构建聚类树型图。结果RAPD技术可以解决不同产地的商品药材前胡不易区分的难题,其聚类树形图与经典前胡分类结果一致。结论:RAPD技术完全可以作为商品药材鉴别、植物分类的一种有益的手段。

大理云前胡的化学成分

从云南省西部应用的前胡品种云前胡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ｒｕｂｒｉｃａｕｌｅ的根中分离鉴定了１４个化合物，分别为角型二氢吡喃香豆素白花前胡丙素［（＋）—ｐａｒｅｒｕｐｔｏｒｉｎＡ］（Ⅰ），白花前胡丁素［（＋）—ａｎｏｍａｌｉｎ］（Ⅱ），异白花前胡丁素（ａｎｏｍａｌｉｎ）（Ⅲ），ｐｅｕｆｏｎｎｏｓｉｎ（Ⅳ），ｐｔｅｒｙｘｉｎ（Ⅴ），简单香豆素伞形花内酯（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ｍｏｅ）（Ⅵ），非香豆素化合物阿魏酸（ｆｅｒｕｌｉｃａｃｉｄ）（Ⅶ），异阿魏酸（ｉｓｏｆｅｒｕｌｉｃａｃｉｄ）（Ⅷ），ｆａｉｃａｒｉｎｄｉｏｌ（Ⅸ），三十烷酸（ｍｅｌｉｓｓｉｃａｃｉｄ），二十烷酸（ａｒａｃｈｉｄｉｃａｃｉｄ），β—谷甾醇（β—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γ—谷甾醇（γ—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ｄ—甘露醇（ｄ—ｍａｎｎｉｔｏｌ）。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试析钱谦益对胡应麟的评价

明朝后期的胡应麟在文学理论及治学方面颇有建树。钱谦益站在贬斥文学复古思潮的立场上对他的评价有失客观和公允。因为 :1.胡应麟和王世贞的交往实以王世贞对胡氏才学的赏识为前提 ;2 .《诗薮》虽有附会《艺苑卮言》之处 ,但多卓识独见 ,不失为一部自成体系的诗话力作 ;3.应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胡应麟对明诗的有关论述。

“雌雄”类中药的历史源流及成因

目的:中药的雌雄现象是中药材的一种特殊现象,在本草著作和现代中药文献中均有记载。方法:对前胡、丁香、何首乌、海马、海龙、蛤蚧、蚕蛾、雄黄和雌黄等九味具有雌雄记载的中药材进行本草文献梳理。结果:从本草记载看,最早具有雌雄记载的中药为雌黄、雄黄,首次收载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雷公炮炙论》和《名医别录》分别记载了雌雄蛤蚧和雌雄原蚕蛾;唐代《海药本草》收载有公母丁香;《日华子本草》中出现了雌雄何首乌;明代本草著作中出现了雌雄丁香、雌雄海马;雌雄前胡、雌雄海龙最早分别收载于清代本草著作《本草从新》和《本草纲目拾遗》。通过对雌雄中药现象的分析,前胡的雌雄与抽薹开花有关,将开花前后的前胡分别称为雌前胡、雄前胡,现今雄前胡多不作药用;何首乌、丁香的雌雄与药材本身的颜色、大小相关,雌首乌药材断面赤色,雄首乌药材断面白色,而雄丁香形态如钉子长,雌丁香似枣核大;海马、海龙、蛤蚧、原蚕蛾等中药的雌雄与动物自身的性别有关;矿物药雄黄、雌黄与其所含成分相关,分别是AsS和As2S3。结论:总结归纳了中药的雌雄现象及其成因,为雌雄类中药的现代科学研究提供了本草学依据。

论胡适与乾嘉考据学派

胡适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疑古的精神、历史的眼光、考据学的方法。但是他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寻找证据,主张创办图书馆事业,提倡写人物传记来保存史料,提出用二重证据法来验证史实,主张方法的自觉和学术的公允,都是对乾嘉考据学派的超越。然而,他主张二元史观和历史发展的偶然论,夸大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得他的存疑主义走向了极端,这些都是他对乾嘉考据学派合理因素的抛弃。尽管如此,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治学方法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半个亭林,“半之中又失其半焉”——胡适、钱穆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阐发

钱穆、胡适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不同阐发,是他们治学思想歧异的具体反映。胡适主张治学只在求真,强调考据之学;钱穆主张学当经世,考据当以义理为归宿,反对考据与义理两分。

古文家钱基博对文学革命的退让与反击

对于文学革命、新诗运动以至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自发端之初以迄当代,素有争议。作为古文家和认同"中体西用"思想的开明守旧派,钱基博对胡适及其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新诗运动经历了由退让到反击的转变,彰显了中国新文学史单向叙事的否定之维。他在出版于1930年代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沿袭"甲寅派"的观点将胡适暗比"不思道德"、诡谲多诈的汉代权臣朱博,又在同时期劝诫其子勿效胡适、徐志摩,而应学习南朝名臣王僧虔在乱世的"处法";对于闻一多、朱湘等新诗人提倡格律、用典和模仿古人,他认为是"新体诗之穷而当变,思复其初"的征兆。本文探讨了钱基博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新诗运动的评价,揭示了他对文学革命所持态度的微妙转变,并对其守旧诗观加以反思。对于新诗的体例与新诗的成就,笔者认为,天道有常,文体代兴,不为格律、声韵所缚的自由诗乃新诗主流,其中佳制,实非胡适、周作人等人尝试之作所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