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实季刊》与萧乾中学时期的笔名及佚文考辨

萧乾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读中学时期,而不是他后来回忆的30年代。萧乾在崇实中学就读期间,曾主编校刊《崇实季刊》,并对该刊的形式与内容进行革新,以此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崇实季刊》上,萧乾发表散文与小说多篇,除原名外还使用了两个笔名。萧乾中学时期的两个新笔名及佚文的发掘,对早年萧乾的生活经历、文学创作与思想状况的研究有较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以此为契机,也提醒研究者在关注现代作家早年经历时,其就读中学的校刊尤其值得注意。

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对校法校勘记探析

以《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为参照,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宋校本”)中的对校法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进行探析,发现宋校本的校勘记漏注、误注之处较多,其对异文学术价值的判断及对异文注存取舍的标准有待研究;宋校本部分校勘记与新雕本内容相合,推测宋臣校书时参考了该版本;宋臣整理该书时未确定具体的底本与校本,而是汇集多种唐写本,参考唐及唐以前多部医籍重编而成。结合校正医书局以文士儒臣主导校书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宋校本成书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值得重视;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宋校本版本源流、基本构成、引用文献及引用方式等基本问题,以期为正确认识其版本特点、有效利用其文献资料等提供参考。

《千金方》与《备急灸法》灸法救急特点的比较

《千金方》(包括《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与《备急灸法》均为灸法救急要书。唐代孙思邈撰《千金方》,其重视针灸汤药并用,认为灸法在救急上有“针汤散皆所不及”的优势;《备急灸法》为南宋闻人耆年在广泛搜集名医灸法救急经验基础上加以实践而成,两位医家均深受葛洪灸法学术思想的影响。故此两书灸法救急在急症救治、推崇灸法,壮数多寡、知常达变,灸药同用、施治简效,灸穴精当、规范操作四个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灸法宜忌、选穴定位、施灸材料及灸法操作方面均有差异。文章从上述异同之处加以总结阐释,以期为临床灸法救急提供借鉴与参考。

钱曾与季振宜交游考略--兼论钱、季藏书之往来

钱曾与季振宜同为清代江浙地区的藏书大家,康熙五年季振宜归家省亲,二人得以相识。康熙六年季振宜出资刊刻钱谦益《钱注杜诗》一书,是年又从钱曾处购得多册宋板珍本,钱谦益唐诗整理手稿亦或掺入其中。康熙十二年季振宜以钱曾所赠牧斋残稿为蓝本,完成《全唐诗》的编纂工作,后多为《御定全唐诗》采摭。季振宜卧病期间,钱曾借《寄怀季沧苇一百韵》给予慰问,虽作年时间暂不可考,但足以证明康熙十年至康熙十二年二人曾在虎丘一聚,也为季振宜卒年考证提供了相关线索。

莫友芝《黔诗纪略》编纂方式述论

《黔诗纪略》是清代贵州著名学者莫友芝编纂的一部诗歌总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长期以来,学界对《黔诗纪略》的编选方式存有争议,以致对《黔诗纪略》的类型归属不清,即作为一部历史上的诗歌总集,《黔诗纪略》是属于选录精华式,还是网罗汇总式,目前尚无定论。文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文献资料,重新探究其编纂方式这一问题。

试析《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对《备急千金要方》原书内容的改动

《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为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的重要版本之一。既往认为,相对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改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宋校本”)而言,新雕本更接近孙氏原著旧貌。该文从文献旁证及原文自证两种方法入手,发现新雕本刻者在药物脚注、方证条文序号、方证条文所属章节及部分脉诊内容等方面可能对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原文做了一定程度的改动。今后有关《备急千金要方》的版本研究工作中,是否能以“新雕本”为基准去评判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原书内容的改动,值得商榷。

《备急千金要方》“汤-煎-饮”剂对比

目的 探讨《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要方》)汤剂、煎剂、饮剂的制剂特点,比较三者之间及与现代剂型之间的差异,为相关剂型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要方》中所有以“汤”“煎”“饮”命名的方剂,提取其制剂溶媒、药物处理方式、加热特点、加热次数、溶媒量、煎取量、煎取比例、使用方式等内容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要方》汤剂、煎剂、饮剂在溶媒特点、煎取比例及使用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其中煎剂差异较大,汤剂与饮剂相似,但使用方式不同。与现代剂型比较,汤剂类似现代煮剂与煮散;饮剂在使用方式上与现代饮剂相似,但制备过程、使用方式不同;煎剂更接近现代膏剂。结论 虽现代汤剂、煎剂、饮剂为同一剂型,但在《要方》中还是有所区别,研究中应予以区分、参照。

“景泰十才子”群体考辩——兼论钱谦益的明诗史建构

在过往文学史论中,大多认为“景泰十才子”是活跃于景泰年间的文人群体。结合各类史料文献与诗文别集,考察发现“景泰十才子”早在永乐、宣德年间就已登上文坛。这个文学群体的名称在不同阶段曾发生演进,分别有“十才子”“金陵十才子”“吴下十才子”“宣德十才子”等多个称号。“景泰十才子”的群体称号与具体成员经由钱谦益《列朝诗集》的提炼才逐步形成,随着《明史》《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而盖棺定论。钱谦益推许这个文学群体,除了因为他在明诗史建构时的流派与门户意识,还与其欲使先人不朽的私心有关。

论阳明后学对“良知即乾知”的诠释及其争论

“乾知”出自《易·系辞上》,汉唐易学多以“知解”“知觉”释“知”,并未将“乾知”看作一词。阳明心学兴起后,浙中王门的王畿使用“良知”这一阳明学的核心概念解释“乾知”,提出“良知即乾知”这一命题。王畿此说的用意在于借助大生广生之“乾知”证明“良知”亦属实体性存在。也就是说,“良知”既是道德领域无善无恶的心性概念,同时也是具有超越性的、宇宙万物的终极实在。这一思路在阳明后学以及现代新儒家处引发了一定争论。如何界定“乾知”与“良知”的关系,折射出学者对“良知”概念的不同理解。

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将枳壳改作枳实的文献考证

《千金要方》三种代表性版本中对枳实、枳壳的记载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早期两种唐代传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真本千金方》中记载的为枳实、枳壳并存,而后来的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仅见枳实,给当今临床应用带来一定困扰。在对勘版本异文的基础上,参考相关文献,结合历史背景,提出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在林亿主导下,或出于个人臆见将全书中的枳壳统一改作枳实,有违原书原貌,与宋代本草学的观点相悖。由于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经由儒臣整理刊行,其文本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现今使用该版本时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对关乎中医学理、法、方、药核心要素的文献资料,需要进行考证辨别。

章学诚的《史记》观——以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为中心

章学诚关于《史记》的评论散见于《文史通义》各篇,乍看不成体系,实际最能抓住《史记》的撰述宗旨和精神,评价也甚为恰切,与同时期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迥异其趣。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揭示出章学诚《史记》观的三大核心问题:准确把握《史记》的宗旨和成就;驳斥无识者加在司马迁身上的诬妄之词;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及改革方向。这些新的解读,让章学诚和司马迁之间的学术关联清晰地呈现出来。

从《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看钱谦益笔下晚明诗人的群体呈现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是《列朝诗集小传》中具有独特意义与价值的一部分。钱谦益以地域、社集为主要线索,在《丁集下》小传中依次勾勒出吴中、金陵诗社和闽派三大诗人集群,并兼顾其他小规模群体及独立个体的呈现,向读者展现出全方位式的晚明诗坛立体图景。在诗人集群递次展开的文本形态基础上,结合对选录诗人收诗数量的考察和分析,钱谦益在晚明诗坛图景的架构与描摹中更潜藏着如推尊吴中诗学、消解拆分闽派等一系列梳理发展脉络、重塑明诗谱系的诗史建构企图及诗学批评表达。

纪昀与洪亮吉流放新疆诗歌书写之比

据文献统计,乾嘉两朝是清代发往新疆并留下相关诗作的流人人数最多的时期。纪昀与洪亮吉,两位同有四库背景的乾嘉知名文人在京师常相过从,情谊匪浅,又因缘巧合于不同时间被流放新疆。二人被发遣到离家万里的边塞之地,一方面承受着被流放所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另一方面又感受着新疆地区独特的自然山水和人文风光所带来的震撼,纠结、复杂的情绪充斥心头,他们感物吟志,用同且不同的诗歌书写内容共同丰富了乾嘉新疆文学。

古代医籍《备急千金要方》药方文献源研究

本文分析了江户版《备急千金要方》中药方的文献来源,在已建立的数据库基础上,系统分析每一首药方的数据来源,从中探究中医药传承发展的脉络,为临床应用提供文献支撑。

书院文献编纂与尊朱辟王实践——以瀛山书院为中心的讨论

瀛山书院源于北宋詹氏书堂,至南宋詹仪之以理学名世,遂有朱熹往来辨析大学之旨,朱子学说成为书院学统。隆庆二年,王畿门人周恪任遂安县令,复建瀛山书院,倡导阳明心学。王畿、钱德洪分别撰写《瀛山书院记》与《瀛山三贤祠记》,以朱子晚年定论为突破口意在促使书院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万历七年,张居正禁毁阳明讲学书院,瀛山书院终以朱子过化之地免于劫难,开启了由王返朱步伐。清前期,王学趋于黯淡,朱子理学再兴,瀛山书院逐步展开尊朱辟王实践。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刻瀛山书院志》即未收王畿记文,钱德洪记文也被刻意删改。明清之际的学术嬗变同时波及当地士人,地方志也对钱、王记文加以删减、批判。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论钱钟书的《史记》研究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喜人的局面。其中,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以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感悟式的评点研究为基础,重点考证、评点了《史记》中的疑难字词和精彩段落,利用古今中外事例阐发义理,研究方法形式多样。尽管是微观研究,札记式评点,但可谓字字珠玑,散金碎玉。

历史的浪漫:司马迁的蔺相如叙事

司马迁在为蔺相如列传的过程中,从搜得的旧闻中选择了三个典型的"故事"予以叙述,它们分别是完璧归赵、渑池会通、退让廉颇。但在处理与加工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司马迁尽力发挥了其卓越的想象力,表现出非凡的叙事艺术技巧与能力,并以历史浪漫主义的态度塑造了蔺相如的人物形象,令史学与文学的结合恰到好处,无愧创作出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太史公论庶人之富——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

春秋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 ,财富按等级占有 ,所能私有的惟有家畜。春秋以后 ,社会发生空前动荡变革 ,巨富的工商业者越来越多 ;特别是到西汉武帝之时 ,富商大贾的势力已超轶王侯 ,庶人从不能富到能富 ,到能巨富 ,实为自古以来的一大变局。司马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此巨变作了精彩的论述。

论钱氏父子的骈文流变观

在《骈文通义·流变》和《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中,钱基博和钱锺书对骈文的流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认为骈文在西汉初步形成,历经汉、六朝、唐宋明和清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特点不同。骈文产生变化的原因与时代背景有关系,也与作家个人的"才力"、"才气"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