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学”入黔:程恩泽对郑珍的学术影响

郑珍是清代嘉、道时期的著名学者,精于六书,明于三礼,为“西南巨儒”,跻身清代朴学大师之林。究其学术思想渊源,乃在于徽州人程恩泽督学贵州之时,教之以“皖派”江、戴之学。后郑珍与当地莫友芝、黎庶昌等一众学者,追慕乾嘉,崇尚汉学,共同开创了晚清“黔学”繁荣兴盛的新局面,对乾嘉汉学后期的守成与开拓,对传统儒学的赓续与坚守,做出重要贡献。通过梳理程恩泽与郑珍之间学术思想的具体影响,可考见“皖学”传入西南地区的轨迹,也可理清乾嘉后期以郑珍为代表的“黔学”对以江永、戴震为代表的“皖学”的继承与发展,探究中华“道统”与地域“学统”之间的相互促进与交流互动。要之,从“区域”学术来考量儒家“学统”的发展脉络,不仅可以展示地域文化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为乾嘉时代的“皖学”在嘉道时期的持续辉煌做一实录,更是为弘扬民族文化自信提供确切的学术实证。

乾嘉诗坛人事交错与诗学互动: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考论

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八卷,是黄景仁诗的第一种专集。从删定到刊行的过程,反映出乾嘉之际诗坛的人事交错和诗学互动。翁方纲的删诗宗旨是通过严格的去取,表现黄景仁的“本怀”;删诗标准是不取放浪枯槁、酒圣诗狂之类的绮语和苦语。由此可剖析若干具体篇目的删削原因。黄诗遗集编刊作为备受关注的文学事件,体现乾嘉之际的诗坛纷争,反映翁方纲、毕沅、王昶等人在学问与性情上的不同诗学取向与观念。

纪昀与洪亮吉流放新疆诗歌书写之比

据文献统计,乾嘉两朝是清代发往新疆并留下相关诗作的流人人数最多的时期。纪昀与洪亮吉,两位同有四库背景的乾嘉知名文人在京师常相过从,情谊匪浅,又因缘巧合于不同时间被流放新疆。二人被发遣到离家万里的边塞之地,一方面承受着被流放所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另一方面又感受着新疆地区独特的自然山水和人文风光所带来的震撼,纠结、复杂的情绪充斥心头,他们感物吟志,用同且不同的诗歌书写内容共同丰富了乾嘉新疆文学。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简论

清代中期 ,汉学发展如日中天 ,江藩是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他编纂《国朝汉学师承记》 ,叙述了清代汉学的承继渊源。本文拟对《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撰述动机、体例特点及学术价值进行梳理 ,进而客观地评价其人其书。

近十年来大陆乾嘉考据学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大陆学者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乾嘉考据学的成因、流派、史学成就以及与之相关的汉宋之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乾嘉经世之学和"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突破已有成说,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向,也扩展了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范围。

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

纵观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他们之间的“恩”是主要的,“怨”是次要和局部的。阮元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的,对他的学问给予高度的评价。从段玉裁的角度而言,他与阮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他对阮元的最大不满在于段氏认为自己在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时,扮演了“为人作嫁衣”的角色。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实际担任“总纂”的重要功绩,但也不能因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从经学复兴到乾嘉考据学派的形成

考据学的产生、发展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了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两种风格迥异的注释传统。这种学术史氛围,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从清初的经学复兴到乾嘉时期考据学派主盟学坛,清前期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顺治朝到康熙前期的经学复兴期、从康熙中后期到乾隆初年的经学沉潜发展期、从乾隆初年到四库馆设立时的考据学派正式主盟学坛期。乾嘉考据学派形成的原因历来有"文字狱高压说"、"康乾盛世说"、"内在理路说"等三种有代表性的学说,但三说各失偏颇。从社会环境和学术自身的演进规律综而论之,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大因素:自明朝后期出现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演进趋势使经学在理学的外壳下发展起来;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学风致力于从经典文本中寻找到圣人的济世良方,但演变到后来,却逐渐失去了经世的内涵,对经典的研究本身成为目的;朝廷大力表彰的"理学"在心性思辨领域已经缺少可拓展的空间,因而理学在"尊德性"之外的另一面,即"道问学"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就凸显出来。

清代“实事求是”学风的复兴与沉寂

清代中叶,汉学兴盛,汉学家每以"实事求是"标榜其治学鹄的。"实事求是"与乾嘉汉学的相关度,是理解汉学家学术思想的关节问题。道咸同光之际,学风丕变,汉学式微,今文经学复兴,在乾嘉学界激荡的"实事求是"学风也随之陷于沉寂。今文学家对"实事求是"的新诠释中又透露出别样的学术讯息。考察"实事求是"学风在清代学界的复兴与沉寂,梳理其中所折射出的时代学术意义,有助于深入地认识清代学术。

考试文化的历史印记——乾嘉汉学对科举考试的影响

清代中期,以训诂考据为核心的乾嘉汉学独领学风潮流,不仅对经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还使清代中期科举考试留下鲜明的文化印记。汉学推动了科考科目的调整,五经地位明降实升。汉学试题大量增加,考官评卷偏重后场策论,以此来选拔人才。这些都使得此一时期的考试文化具有浓郁的考据学色彩。

宋代夹锡钱流通时期浅析

夹锡钱是宋代铸造和流通的一种特殊的钱币。一般认为,夹锡钱是徽宗时期为解决钱币外流和财政困难而铸造、推行的货币。事实上,不仅徽宗时期,而且太宗、神宗、高宗、孝宗时期都曾铸造和流通夹锡钱。

试论清代扬州学派的特征

扬州学派是清代乾嘉学派中的重要分支流派。它具有贯通经史、博学百家,富有开拓和创新精神,重视实践、经世致用等鲜明的学术特征,而成为公认的乾嘉学派集大成者。

从服膺北海到会通汉宋——杨以增治学和藏书思想探源

杨以增是清代道咸时期的著名藏书家,他在学术上主张以汉学为主、会通汉宋,在藏书上则经史并重,重视珍善本的收藏,并刊刻了大量书籍,用广其传。其治学和藏书思想的形成,是与当时的学术环境、学术潮流的转换密不可分的,经历了一个由服膺北海到会通汉宋的发展过程。

李调元京师唱和赠答诗与乾嘉文人心态

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诗人李调元的唱和赠答诗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尤其是仕宦京师时期的唱和赠答诗,表现了李调元与乾嘉政坛士人频繁往来的情状,反映了李调元的人际关系和交际心态,且呈现出以气运词、气势充沛,爽朗畅达、真率自然的风格特征。通过对李调元京师唱和赠答诗的考察,能够深入认识李调元的仕宦心理和乾嘉诗坛文人的心态。

论《何典》中的救世意识

清代乾隆时的张南庄在其《何典》中以幻异的讽刺手法 ,借鬼幻世界以显人间世相 ,细致严肃地剖析了乾嘉社会的躯体 ,广泛揭示了官吏横行 ,社会秩序混乱 ,民心不安 ,知识分子阶层庸俗化的社会现状。《何典》在彻底否定现存世界中寄寓着深沉的救世意识。

从王鸣盛与吴镇的交游看嘉道诗学的发展方向

沈德潜去世以后,袁枚的性灵诗学风靡诗坛,但格调诗学的影响力仍然存在。王鸣盛在读到仍然坚持格调的西北作家吴镇的诗集后,主动与吴镇建交。通过考察两人的交往始末,可以深入探讨格调诗学在乾嘉之际的生存状态,而吴镇以及好友杨芳灿融合格调与性灵的诗学观变化,彰显了嘉道诗学的发展方向。

从科举考试看晚清学术转向

晚清时期,伴随时局变化,学术也发生了转向,基本呈现出汉学由盛而衰、今文经学大兴、理学中兴而衰败的学术格局。透过科举考试来审视这一学术转向,不仅可以发现科举考试与学术转向之间有紧密关联,而且可以给学术史研究提供一个新颖视角。

乾嘉诗话中的韩诗奇险论

本文探讨乾嘉时期诗话中对韩愈诗风的归纳和研究。乾嘉诗人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韩诗的风格特色有着更为细腻也更为深刻的辨析。他们对韩诗的“奇险”风格褒贬不一，又在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探究韩诗“奇险”诗风的成因，并翻陈出新，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欲自振于一代”说。韩愈的诗风不能简单以“奇险”或“平淡”概括，韩诗的“奇险”多在其古体诗与联句中，而近体律诗中则多风格平淡之作。本文收集和归纳乾嘉诗话中对韩愈诗风的评论，通过对韩诗具体篇章的分析，辨析各家不同的论点，多层面论述乾嘉诗坛对韩诗风格研究的推进。

陈启源对清代《诗经》考据学的贡献

陈启源作为清初著名的学者,在《诗经》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坚守《诗序》,一以《序》《传》《笺》为准的"稽古"思想,是陈启源弃宋返汉,转向考据学的前提与基础,对于复兴古学,解放人们思想,挽救当时颓废的学风有重要意义。他摒弃清初经世致用之学,以形音义结合、利用方音等手段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从事具体而深入的考证研究,力图探究经籍的本来面目,这种实证、求是的精神对宋明理学空谈义理的学风有极大地冲击,将《诗》学研究引上考据的轨道。他好学深思的稽疑精神和多闻阙疑的治学态度都表现出清初考据学者的特色,体现了清初《诗经》考据学的基本精神,对乾嘉学风的转向和考据学的繁荣有启示之功。

文本细读与乾嘉考据研究——以“能不我知”考据为例

文本细读指对文本的结构和语言进行充分解读,从而挖掘文本内涵。将这种方法引入考据研究,有助于对考据作出全面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本文以《经义述闻》“能不我知”考据为例,展示如何用文本细读对一则乾嘉考据进行分析。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将考据的行文结构转换成内容结构,使考据思路得以彰显,在此基础上,细挖隐含于文本中的考据方法、考据思想以及优秀考据背后的科学原理。希望这些尝试可以促进科学考据学的完善,并为今人的考据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乾嘉时期的学术赞助

乾嘉学术的发达,一方面有赖于学者自身的努力,把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研究和著述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研究的目的而求助于官府或私人的资助。因此,研究乾嘉学术,不能不研究与学术有关的赞助人,不能无视我国制度史上一项很特别的制度———幕府制,不能不对卢见曾、朱筠、毕沅和阮元等人的学术赞助对乾嘉学术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给予特殊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