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朝时期行政处分制度探析

制度是体现、调整和处理政治领域中各种关系的调节器,处分制度作为其一也不例外。它尤其着重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目的则是“以励官职”、“以儆官邪”。清之行政处分制度,在继承明制的基础上,经历了关外、顺治、康熙、雍正朝的演变,迨及乾隆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修定了行政处分法规,制定了行政处分的运作程序,有承袭、有改革、有创立,处于一个基本定型、渐趋完善的阶段。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简论

清代中期 ,汉学发展如日中天 ,江藩是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他编纂《国朝汉学师承记》 ,叙述了清代汉学的承继渊源。本文拟对《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撰述动机、体例特点及学术价值进行梳理 ,进而客观地评价其人其书。

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

纵观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他们之间的“恩”是主要的,“怨”是次要和局部的。阮元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的,对他的学问给予高度的评价。从段玉裁的角度而言,他与阮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他对阮元的最大不满在于段氏认为自己在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时,扮演了“为人作嫁衣”的角色。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实际担任“总纂”的重要功绩,但也不能因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实事求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珍贵遗产

20世纪中国史学走过了极不平凡的道路。回眸历史,其中最值得我们总结的,是在百年之中属于不同流派的几代史家大力发扬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或是高度重视运用新史料和不断拓展史料范围,或是重视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并努力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接连创造出学术佳绩——这就是百年史学为我们提供的珍贵的思想遗产。围绕这一中心,我们应当增强理论的敏感性和学术创造力,推进对以下诸项课题的研究:"实事求是"精神为何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并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与新历史考证学派为何不是根本对立,而是平行发展的关系;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为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征;"实事求是与教条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为何是正确评价"十七年史学"的重要方法论问题。当前,进一步发扬前辈学者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在大力吸收国外学者成果的同时,做到善于鉴别、"洋为中用",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开拓新世纪史学的新局面!

乾嘉时期的学术赞助

乾嘉学术的发达,一方面有赖于学者自身的努力,把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研究和著述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研究的目的而求助于官府或私人的资助。因此,研究乾嘉学术,不能不研究与学术有关的赞助人,不能无视我国制度史上一项很特别的制度———幕府制,不能不对卢见曾、朱筠、毕沅和阮元等人的学术赞助对乾嘉学术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给予特殊的关注。

试论清代扬州学派的特征

扬州学派是清代乾嘉学派中的重要分支流派。它具有贯通经史、博学百家,富有开拓和创新精神,重视实践、经世致用等鲜明的学术特征,而成为公认的乾嘉学派集大成者。

李调元京师唱和赠答诗与乾嘉文人心态

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诗人李调元的唱和赠答诗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尤其是仕宦京师时期的唱和赠答诗,表现了李调元与乾嘉政坛士人频繁往来的情状,反映了李调元的人际关系和交际心态,且呈现出以气运词、气势充沛,爽朗畅达、真率自然的风格特征。通过对李调元京师唱和赠答诗的考察,能够深入认识李调元的仕宦心理和乾嘉诗坛文人的心态。

关于清代考史学家理性意识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 ,清代乾嘉时期形成的历史考证学独树一帜。历史考证学派史家以求真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治史的理性意识比前代史家大大深化与增强。考察乾嘉史家理性意识的内涵 ,不仅能够拓宽传统史学研究的层面 ,对于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有助于澄清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观念 。

从科举考试看晚清学术转向

晚清时期,伴随时局变化,学术也发生了转向,基本呈现出汉学由盛而衰、今文经学大兴、理学中兴而衰败的学术格局。透过科举考试来审视这一学术转向,不仅可以发现科举考试与学术转向之间有紧密关联,而且可以给学术史研究提供一个新颖视角。

清人编断代宋诗选本的时间不平衡性

清人编宋诗选本,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行为,它还受到了当时的政治生态、文治思想、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与清代的唐宋诗之争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受之影响,清人断代宋诗选本的编刻上呈现出明显的时间不平衡性:即编刻活动主要集中于康熙、乾隆两朝。

乾嘉历史考据学研究二十年述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回归乾嘉"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对乾嘉历史考证学的探讨,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相关著述不断涌现,观点多有交锋和歧异。对此问题加以必要总结和评述,有益于乾嘉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开展。

简论乾嘉时期有关伊犁将军的几个特点

本文从特别的选任规定、严格的考核与严厉的惩处、频繁的调遣与定期入觐以及将军的"总统"权限和丰厚的养廉银等几个方面揭示了乾嘉两朝有关伊犁将军选任及其相关制度的特点。

乾嘉文人的社会治理构想——基于文言入冥小说的整体研究

乾嘉文言入冥小说展现了大量鬼神果报、冥司地狱内容,一方面因为民间宗教信仰气氛浓郁,另一方面则源自社会伦理治理的迫切需求,蕴含乾嘉文人对社会伦理道德治理的构想。乾嘉文言强化鬼神监督权威性和因果报应的必然性,展现鬼神审判的依据和赏罚的方式,强调修德致福,激发人的道德自律,同时也为现实社会治理提供思路模型和案例参照。

《国朝八家四六文钞》与乾嘉时期骈文创作

《国朝八家四六文钞》是乾嘉时期一部重要的骈文选集,收录袁枚等八位乾嘉骈文家共153篇作品,其编选的动机与原则生动地展示了乾嘉骈文创作的基本情况。该选集是考察乾嘉骈文生态的一个典型范本,骈文尊体理论的确立与强化,科考、幕府制度的影响,以及版本传承过程中的流变与人物评点、文章评点,具体体现了乾嘉骈文所处的复杂的环境。以《国朝八家四六文钞》为视角,反观乾嘉骈文生成的诸种因素,对于进一步考察乾嘉骈文的生成、风格及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乾嘉是清代骈文的复兴时期,文体自身激荡、成长的创作历程,历史洪流推动、促进的时代特征,传承过程中碰撞、选择的接受特征,共同构成了乾嘉骈文的创作环境。以上种种,都可从《国朝八家四六文钞》中找出具体表征。

陶然亭雅集与乾嘉时期京师风雅气象之建构

乾嘉时期,文坛呈现出一派雍容典雅风尚。一时间文学侍从与各类钦命特使以至督抚大臣主持的“文学沙龙”风行海内,然揆诸其实,各地域风雅实为京师风雅气象之蝴蝶效应。而京师风雅之建构又以帝都风雅集会之人文地标——陶然亭雅集称首。陶然亭自康熙三十四年(1695)修建以来,直至乾嘉时期渐次凭依地利优势、天时机缘、人和契机一跃成为日下风雅的天选之胜地,加持着京师的风雅建构。特定的帝都底色又赋予了陶然亭雅集别于地方雅会幕主与幕宾间的弦歌唱和,呈现出不囿地域、不限民族、不论流派,以同僚雅集、同年集会、同乡宴集为主的举城风雅气象。陶然亭雅集酬唱乐章在反复皴染雍容醇雅之旋律中制造着盛世景观,而这同时却遮蔽了皇权高压下集体失语的帝都文学生态之一端。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清代学者学术信息获取方式初探——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通过当面交流获取;二是通过往来函札获取;三是通过撰写序跋获取;四是通过购买、借阅图书获取;五是通过相互赠书获取。上述学术信息的获取方式基本上符合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文化、经济、交通等发展水平。及时获取学术信息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研究,同时充分利用已有的相关成果。

清代田字形罗汉堂建筑形制考

以乾隆时期所修建的3大田字形罗汉堂(北京香山碧云寺罗汉堂、清漪院罗汉堂、承德罗汉堂)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其异同点,推测其建造缘由,并且通过追溯田字形罗汉堂建造历史,推测其田字形制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