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顺、康、雍、乾时期文字狱的地域分异研究

文化和思想的专制统治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种常见的专制统治手段。文字狱作为其典型产物，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1644—1795年）发生的文字狱作为分析样本，力图从区域差异的角度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区域人文、经济、政治等因素对文字狱的地域分异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人文环境决定了文人群体必然直接影响到文字狱的分布，而经济环境则通过影响教育水平和社会环境从而间接影响了文字狱的分布，政治事件、统治者性格、统治方式、政治地位等政治因素对文字狱的地域分异的影响则充满了偶然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狱分布呈现出由“离散型”分布向集中度较高的“背弓型”分布演变的规律，这是人文、经济、政治等历史地理要素对文字狱地域分异综合影响的反映。研究弥补了历史学、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试图从地理学的视角探索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规律，不仅具有历史文化地理方面填补空白的价值，同时对现今自由文化之发展也具有警示意义。

清乾隆朝时期行政处分制度探析

制度是体现、调整和处理政治领域中各种关系的调节器,处分制度作为其一也不例外。它尤其着重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目的则是“以励官职”、“以儆官邪”。清之行政处分制度,在继承明制的基础上,经历了关外、顺治、康熙、雍正朝的演变,迨及乾隆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修定了行政处分法规,制定了行政处分的运作程序,有承袭、有改革、有创立,处于一个基本定型、渐趋完善的阶段。

论乾隆朝清廷对东北的封禁政策

清初清朝统治者为恢复东北地区残破的经济,积极鼓励汉族民人出关开垦土地,而当汉族民人大量涌入东北地区后,清廷又于乾隆五年颁布旨在阻止汉族民人出关的封禁政策。封禁政策集中体现了清朝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对东北地区的发展无疑起到阻碍作用,这种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策最终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明代名臣刘天和的“植柳六法”

该文认为明代名臣刘天和总理河道 ,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堤岸屡建屡圮。他总结了历代植柳固堤丰富的、生动的经验 ,创始了“植柳六法”。此后明清治河名臣不断继承和发展 ,至今仍有实践意义。“植柳六法”是生物抗洪、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营造优美景观的途径 。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简论

清代中期 ,汉学发展如日中天 ,江藩是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他编纂《国朝汉学师承记》 ,叙述了清代汉学的承继渊源。本文拟对《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撰述动机、体例特点及学术价值进行梳理 ,进而客观地评价其人其书。

史馆修史与清代帝王文治——以乾隆朝为中心

有清一代,文治总是与官方修史事业联系在一起,清高宗乾隆充分发挥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通过修纂史书、阐释历史来配合现实统治,达到转移人心、扶植纲常的目的。他设馆编纂《历代通鉴辑览》,宣扬自己的历史观念,借历史事实驳斥“夷夏大防”的正统理论,既确立南明的正统地位,又论证清朝承继天统,通过标榜“大中至正”之道,实现敦化风气、服务现实的目的。他谕令史馆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通过褒奖明末殉节之士,贬斥降清失义之臣,倡导忠义,风励臣节,借助明末清初历史来阐发自己的君臣关系论,适时转换道德角色,重新审论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和人物,并作出符合清廷根本利益的理论解释,巧妙地把历史与现实统治结合在一起。

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

纵观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他们之间的“恩”是主要的,“怨”是次要和局部的。阮元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的,对他的学问给予高度的评价。从段玉裁的角度而言,他与阮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他对阮元的最大不满在于段氏认为自己在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时,扮演了“为人作嫁衣”的角色。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实际担任“总纂”的重要功绩,但也不能因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皇权政治与康雍乾时期蠲免政策

蠲免政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农业政策,在皇权政治空前强化的康雍乾时期,达到了中国古代蠲免发展的鼎盛阶段。清代皇权政治的巩固和发展是蠲免政策实行的首要条件,蠲免政策是当时皇权政治深刻而真实的反映,也是维护皇权政治的工具和手段,可以说,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其有力地维护着清王朝的统治。

高拱的民生思想及其实践

高拱的民生思想可归纳为:"义为利和",为国计民生奠基价值基础;"生财理财",为生民兴利提供经济保障;"恤商惠商",为解除商困制定优惠政策;厉行改革,为改善民生营造制度环境。研究高拱的民生思想对我们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乾嘉时期的学术赞助

乾嘉学术的发达,一方面有赖于学者自身的努力,把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研究和著述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研究的目的而求助于官府或私人的资助。因此,研究乾嘉学术,不能不研究与学术有关的赞助人,不能无视我国制度史上一项很特别的制度———幕府制,不能不对卢见曾、朱筠、毕沅和阮元等人的学术赞助对乾嘉学术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给予特殊的关注。

试论清代扬州学派的特征

扬州学派是清代乾嘉学派中的重要分支流派。它具有贯通经史、博学百家,富有开拓和创新精神,重视实践、经世致用等鲜明的学术特征,而成为公认的乾嘉学派集大成者。

李调元京师唱和赠答诗与乾嘉文人心态

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诗人李调元的唱和赠答诗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尤其是仕宦京师时期的唱和赠答诗,表现了李调元与乾嘉政坛士人频繁往来的情状,反映了李调元的人际关系和交际心态,且呈现出以气运词、气势充沛,爽朗畅达、真率自然的风格特征。通过对李调元京师唱和赠答诗的考察,能够深入认识李调元的仕宦心理和乾嘉诗坛文人的心态。

关于清代考史学家理性意识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 ,清代乾嘉时期形成的历史考证学独树一帜。历史考证学派史家以求真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治史的理性意识比前代史家大大深化与增强。考察乾嘉史家理性意识的内涵 ,不仅能够拓宽传统史学研究的层面 ,对于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有助于澄清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观念 。

清人编断代宋诗选本的时间不平衡性

清人编宋诗选本,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行为,它还受到了当时的政治生态、文治思想、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与清代的唐宋诗之争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受之影响,清人断代宋诗选本的编刻上呈现出明显的时间不平衡性:即编刻活动主要集中于康熙、乾隆两朝。

从科举考试看晚清学术转向

晚清时期,伴随时局变化,学术也发生了转向,基本呈现出汉学由盛而衰、今文经学大兴、理学中兴而衰败的学术格局。透过科举考试来审视这一学术转向,不仅可以发现科举考试与学术转向之间有紧密关联,而且可以给学术史研究提供一个新颖视角。

乾嘉历史考据学研究二十年述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回归乾嘉"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对乾嘉历史考证学的探讨,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相关著述不断涌现,观点多有交锋和歧异。对此问题加以必要总结和评述,有益于乾嘉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开展。

梁启超国际视野下的康乾盛世

梁启超把康乾盛世置于18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来探讨,并用西学的观点来分析康乾盛世,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反思康乾盛世,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来诠释康乾盛世。

董康与中日法制交流

董康,清末曾四渡东瀛日本考察法制,聘请法律顾问和法律学堂教习,参观裁判所与监狱,并编撰成《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在他具体主持及在法律顾问指导下,翻译日本法典八种,拟定《大清新刑律》等七部法律草案。董康在北洋政府初期曾到日本留学、访友、进修;回国后,刑律方面对日本顾问"签注"进行整理,讼诉法方面对日本"博士案"加以修正。后来,又从日本找回我国失落的法律、礼仪,获得日本丧仪、《和汉合律疏》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邀赴日讲中国法学史,如《周礼》《春秋刑制考》等;参观日本刑具博物馆、控诉院、大审院等,并参加东京儒道大会,重获失传的祭孔仪式。总之,董康是清末向日本学习近代先进法制,形成最初"六法";而民国时期向日本介绍中国古代法律文明与近代法制改革情况的第一人。因而是中日法制交流的"巨擘"。

简论乾嘉时期有关伊犁将军的几个特点

本文从特别的选任规定、严格的考核与严厉的惩处、频繁的调遣与定期入觐以及将军的"总统"权限和丰厚的养廉银等几个方面揭示了乾嘉两朝有关伊犁将军选任及其相关制度的特点。

乾嘉文人的社会治理构想——基于文言入冥小说的整体研究

乾嘉文言入冥小说展现了大量鬼神果报、冥司地狱内容,一方面因为民间宗教信仰气氛浓郁,另一方面则源自社会伦理治理的迫切需求,蕴含乾嘉文人对社会伦理道德治理的构想。乾嘉文言强化鬼神监督权威性和因果报应的必然性,展现鬼神审判的依据和赏罚的方式,强调修德致福,激发人的道德自律,同时也为现实社会治理提供思路模型和案例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