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评鉴不伤司法?——作为司法管理的司法评鉴证伪

司法评鉴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理性”活动,当前我国司法评鉴呈现出明显的缘木求鱼倾向。伤害司法的评鉴有四种特质,包括牺牲司法内在逻辑、颠倒手段与目的、违悖一般生活常识以及掉入“钱穆制度陷阱”。就最低判准而言,只有不伤害司法的评鉴,才可能是好的司法评鉴。

中国传统师道的现代践履:基于钱穆教师生涯的探析

钱穆自十八岁初登杏坛,在执教谋生中自求长进,苦读摸索,后又走上大学讲台,成为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其教育生涯长达七十余年。作为一名师者,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讲学足迹遍布南北,可谓桃李满天下。作为一名学者,他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笔耕不辍,为中国文化教育开辟新道路。钱穆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主要是靠自学苦读从最底层的乡村走向了中国学术的最高舞台,堪称“善自得师”的典范。而其不寻常的教师生涯背后,体现的是他对于中国师道传统的接续。在对中国传统师道的体悟中,钱穆以所学所教,成为对中国传统师道加以现代践履的突出代表人物。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新考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全黔诗萃》现存六十五卷,是海内孤本,也是保存历代贵州诗歌最多的黔省诗集。是书由铜仁茶园山徐楘编成于咸丰初年,而非由徐氏曾孙徐承锦在民国时期据徐楘所辑《黔诗萃》增补而成。在徐楘编《全黔诗萃》的过程中,取材广泛,其妻许韵兰、舒芳芷皆深度参与了此集的编次、校订。《黔诗萃》本是为编《全黔诗萃》而作的前期资料汇编,在《全黔诗萃》编成后转而成此书的简称见载。此编上承《黔风》诸集,下启《黔诗纪略》系列,既是一部通代贵州诗歌总集,也可谓是铜仁徐氏家族诗歌总集,在文学、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钱穆论中国文学的“人文主义”

“五四”前后中国学者运用现代“纯文学”观念评价中国文学史,要把中国文学从过去的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让文学体现独立自主的审美姿态,并主张以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地方文学等为基础建立现代文学新传统。钱穆对此予以持久而严肃的反驳,他立足于“中国文化是从大地面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偏重“统一性”的核心观点,从“人文主义”视角揭示中国文学发展与国际性、高雅性与上层性的关系。形成的“诗文正统论”既揭示了文学史的某种事实,又压抑了对后起的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审美评价。

钱穆关于先秦诸子起源的论述及意义

先秦诸子起源是关系诸子学近代转型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钱穆既不完全否定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又不完全赞同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而是认为“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其中,开诸子之先者为儒家,而“儒家起于艺士”;继之而起的是墨家,而“墨家起于工人集团”。此后,“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这些观点在当时学界引起了较大关注,可以说进一步澄清了诸子起源的真相。当然,钱穆的观点不能成为定论,但其着眼于社会生活流品的思路,无疑开启了诸子起源研究的新方向。而其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彰显了诸子学的平民精神。

我国现行司法评鉴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建议——主要以《法官法》为对象

我国当前的司法评鉴制度存在政出多门、叠床架屋等问题。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为司法评鉴基本法的《法官法》以及《检察官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本身存在诸多不足。也正因如此,欲构建系统化且运作效果良好的司法评鉴机制,必先完善《法官法》第六章中关于法官考核之规定;而欲完善《法官法》之相应规定,必先厘清并解决《法官法》相应规定在诸如目的、用语、逻辑、具体内容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

“执两用中”:钱穆的通识教育思想

在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语境下,在通识教育本土化研究的学术浪潮中,大学通识教育应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以西方理论为参考。钱穆从文化本位的视角出发,以“执两用中”的教育理念为核心,提出培养“文化人”的教育目的,从以“专”为虑、以“通”为重、“通”“专”融合等角度解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及两者的关系,并在其教育实践中落实相关举措,强调师“有道”、生“诚明”、学“自由”的教育方法,对现今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梁启超、钱穆同名《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理念平议

梁启超、钱穆同名《中国历史研究法》表达了他们对各自所处时代的史学思考。就相同点而言,二人都强调治史的现实意义;都主张史学应阐发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价值。就不同点而言,梁启超注重辨析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希冀调和“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的矛盾;钱穆关注构成历史主体的内涵,提出“文化即是历史”的观点。两部同名著作体现了学术代际递嬗过程中的继承性与发展性,凸显了梁启超和钱穆在不同时代学风下的学术追求。

清承宋学:钱穆绘制近世学术谱系的一个基点

破除“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的观念定势,钱穆贴近近世文化生态来整体把握传统学术演进,钱穆的宋代学术论说遥开了近世学术的诸多密码,奠定传统文化近代化的基本轨迹。“清承宋学”理念下的近世学术梳理彰显了历史进化论思想,张扬近世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呈现一种脱离“西方中心论”的中国文化本位。“清承宋学”理念虽以纯粹的学术命题面目出现,却难掩其始终如一的现实关怀。钱穆推崇宋学精神,表彰接续宋学精神的东林学派和清初儒家,就承载了其不计个人安危而主动承担拯救民族危亡重任的时代呼唤。

钱穆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以“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为考察中心

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见解独到,得出了自秦以来中国传统政治并非专制的结论。此一观点在学界颇多质疑和批评。其实,在研究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看法时,应注意这样一些问题:钱穆的"非专制论"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主要是针对近现代哪一派思想主张而言的?面对各方面的批评、责难,他为何一以贯之地坚持而不变初衷?依据儒家理念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台谏制、封驳制、铨选制是助长了君权,还是限制了君权?中国传统政治是否仅可用"专制黑暗"一语来加以概括?这种观点是否有简单化、片面化之嫌?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是否有合理的因素?如果有,怎样去发掘、整合,作出合理的解释?他对传统政治理解的失误又在何处?怎样去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对钱穆的研究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及其失误作出客观的叙述和评说。钱氏的这一观点既可以引发学界反思常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做进一步的思考,也可为今后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这一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钱穆论中国教育目的

钱穆认为,中国教育目的应该包括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三个循序递进却又彼此相通的层次。所谓做人,即做一个身心全面发展的人,而身心全面发展则以道德为核心与统帅。所谓做中国人,即我们应当具有"真切爱护国家民族"之心理;换言之,作为国家一成员,我们应当具有"立国精神";作为民族一分子,我们应当具有"民族精神"。所谓做世界人,第一,我们应当在不忘本我的前提下努力向其他民族学习;第二,我们在关心自己民族利益的同时,也应该关心其他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钱穆的上述思考,必将有助于当下中国教育目的之完善。

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

钱穆对史学方法论有相当丰富和精辟的论述。其史学方法论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研究历史应该做到通与变相结合 ;研究历史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 ;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 ;研究历史应该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

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在体例渊源、写作宗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本文结合它们成书的时代背景，揭示近代学风的嬗变对两书的影响，深入探讨造成它们差异的原因，并以这两种学术史的写法为视角，附论近代学风的内在转型问题。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钱穆的学术史方法与史识——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

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最核心和基本的。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科)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钱氏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是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 ,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 ,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从“文以载道”到“艺术就是人生”——钱穆美学思想基本问题论析

钱穆的美学思想与中国儒家美学思想有着历史的承继关系。他提出艺术就是道义,艺术就是人生的美学主张,这是他对前人“文道”说在现代人生中进行的新思考和新阐释。这一观点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他任何艺术探讨都不能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