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的思政元素对培育小学生品德的价值

《千字文》作为蒙学教材,蕴含爱亲敬长、诚实守信、谦虚谨慎等思政元素。新时代,深入挖掘《千字文》中的思政元素对于培育小学生品德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千字文》的思政元素培育小学生品德,要做到:将《千字文》的思政元素引入课堂教学;将《千字文》的思政元素融入家校协同教育;将《千字文》的思政元素贯穿德育培养全过程。

钱玄同与崔适交游考

钱玄同于1911年2月拜访崔适,问学三年后开始执弟子礼。经钱玄同推荐,崔适于1914年秋季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讲师,并由北大出版部印成了《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崔适年老体弱,口才不佳,1920年失业后搬离北大,住进湖州会馆。后经钱玄同设法,崔适于1922年回北大预科上课,1923年因不能上讲台而只能改作文。1924年8月,崔适客死京城,钱玄同设法筹钱为其办理后事。钱玄同又通过参与“古史辨”运动,扩大了崔适的学术影响力。

钱玄同与单不庵交游考

单不庵是钱玄同大嫂单士厘的堂弟,亲情加上投缘,成了钱玄同的至交。在钱玄同日记中,断断续续记下了单不庵长达二十多年的身影。以《亡友单不庵》为线索,结合《钱玄同日记》和相关资料,大致能考察出钱玄同与单不庵的交游轨迹,以及钱玄同在保存单不庵藏书和遗著整理方面所作的努力。

钱谦益与雪浪洪恩及其弟子的一段思想因缘

针对明代学术之失,钱谦益提出“通经汲古、治经正学”,实为清代经学复兴之先声。这一理论的提出和钱谦益与雪浪洪恩、一雨通润、汰如明河、苍雪读彻、石林道源、固如通明、含光照渠等四代华严法师的交游及思想交流互动有密切关系。这一方面是晚明佛教积极入世倾向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也说明晚明思想、文学等领域的各种思潮与士人阶层对佛教的信仰和接受有着密切关系。

制造出的桐城古文家——从曾国藩等人对嘉兴二钱的建构谈起

嘉兴钱仪吉、钱泰吉昆仲是乾嘉后重要的学者、古文家,一直以来亦被视为桐城派在浙江的代表。然而通过梳理文献,会发现他们的桐城派身份是被宗稷辰、曾国藩、刘声木等人逐渐建构起来的。其中曾国藩的作用尤为关键,由于曾氏在晚清政坛与文坛都占据重要地位,他将二钱纳入桐城派的言论便被后世桐城派古文家与古文研究者视为的论,层层相因而不加怀疑。事实上,二钱在古文研习方式与具体的古文创作趣味方面都与桐城派大相径庭,而与吴派汉学家的古文旨趣更为接近。

复杂性研究的成就与困惑

本文主要就欧洲的普利高津学派、美国的圣塔菲学派和中国钱学森学派的复杂性研究分别作了评价,既谈成就,也谈困惑,进而引出几点关于复杂性研究的全局性看法。

试论高士宗学术思想

高士宗生于1636年,钱塘医派代表人物之一。少时家贫,又因科举不中而学医,年二十三便悬壶济世。后因患病久治不愈,幡然悔悟,时闻张志聪开讲经论,便前往侣山堂学习。其学术思想可概括为推崇经典,全解《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运用五运六气理论创"药气理论",临床重视温补之法,倡导格物致知用药思想。通过对高士宗书籍和相关文献的研究,探讨其学术思想,其学术思想的形成除了早年从医的经历,与在侣山堂跟随其师张志聪研习经典、著书讲学等密不可分。

全祖望的经史研究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

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一文中,首次明确了从宋明陆王学直到乾嘉时期浙东学术的传承谱系,其中认为"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这表明全祖望在浙东学术史上应具有一席之地。文章试从分析全氏经史学术研究的具体成就及其对乾嘉学术风气转移之具体影响的多维角度,来证明其在浙东学术史乃至整个清代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关于乾嘉学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活跃于18、19两个世纪间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20世纪中而犹存。最近一二十年间,董理学术史之风复起,乾嘉学派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对各位先进较多关心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旨在论证乾嘉学派如同历史上众多的学术流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准确地梳理和把握此一历史过程,或可窥见18、19世纪间,中国学术之演进脉络。

《诗毛氏传疏》训诂“刻意求新”析论

《诗毛氏传疏》是陈奂最重要的《诗经》研究著作,其全面发明古文毛诗的历史贡献至今为训诂学界所称道。但如果站在当今训诂学的立场上来审视,其丰富的训诂实践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刻意求新"即是其中之一。"刻意求新"的不足表明,对注释书训诂的基本特点、重要原则等重要问题,陈奂都缺乏完整、深入的认识,而这些问题又与乾嘉学派对注释书训诂的总体认识水平密切相关,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乾嘉学派共有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剖析《传疏》"刻意求新"的不足,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乾嘉学派的训诂学成就具有重大意义。

过化与施教——王阳明的讲学活动与黔中王门的崛起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针对大、小两种传统受众的不同,开展了一系列的讲学活动,既吸引了大量地方普通民众,化导移易了民间社会风俗,也培养了不少科考读书士子,构成了王学地域学派的中坚。贵州既是阳明的“过化”之地,也是他的“施教”之区。而黔中王门学者受阳明心学思想的沾溉,主动践行“知行合一”实践哲学精义,不仅人才群体济济兴盛,即代表人物亦卓荦特出。他们或“得阳明之和”,或“得阳明之正”,遂“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形成了全国最早的阳明学地域学派。无论分析或讨论阳明心学的地域分布状况及思想生态结构格局,还是研究或书写有明一代思想学术发展变迁历史进程,黔中王门作为崛起于边地的一大心学学派,都是必须客观正视不能绕过的重要文化现象。

归有光非唐宋派考论

习见的各类文学史及相关论著中均将归有光划入唐宋派,但历史上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不同说法。从归有光的交往、文学主张及创作风格等方面去考察,很难得出归有光是唐宋派的结论。钱谦益过分夸大归有光与七子派的矛盾,有意淡化归氏与唐宋派之间的本质差异,此类误导应予澄清。

“唐宋派”辨略——兼说文学流派研究中的称名问题

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茅坤,历来被称为"唐宋派",近年来又有学者将他们称为"崇宋派"或"崇道派"。不同的称名反映了论者不同的认识角度,也是归唐王茅诸子复杂文学观念的折射。归唐王茅一直崇尚先秦两汉,同时又特别标举唐宗,尤其是其中的欧曾,而其根本则在反对李何七子尚秦汉轻唐宋、忽视道艺、片面模仿文辞及其聱牙艰深、啴缓卑弱的文风。其文学观念较为复杂,但中心仍然较为突出。任何一个流派命名都难逃削足适履之嫌,相对说来,在诸种对归唐王茅的称名中还是"唐宋派"与他们的文学主张更为契合。

论晚清俞樾对于汉易的整合与阐发

俞樾沿袭乾嘉易学之学风,从象数和训诂两个层面对汉易做了深入的探索。就象数而言,整合了荀爽、虞翻升降说和旁通说,提出了穷通变化说;通过解构汉易卦变说,提出了"非反对则旁通"的刚柔相易说与"八纯卦和八交卦"的变卦说;发现汉代卦气说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辨析和修正;秉承了汉易的思路,以象解《易》,贯通经文。就训诂而言,他以"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为解经要旨,将文字训诂运用于解《易》之中,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解释。俞氏易学迎合了晚清经学汉宋兼采的特点,折中汉宋象数之学,重建以训诂兼象数的汉代易学。俞樾成为乾嘉以后汉易研究最有成就的易学家,对于后世汉易传承和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困惑与抉择——求解教育领域的“斯芬克斯之迷”

要加快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迈进,就亟需对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作出明确而有力的回答。从"钱学森之问"所体现的重大时代意义入手,揭示学校教育在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不能承受之重,即学校教育无法超越创新人才成长的时代发展规律,学校教育难以超越创新人才成长的深层制度屏障,学校教育不能重构创新人才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最后从宏观-社会、中观-学校、微观-学生三个层面展开探讨,以求解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可行路径。

司马迁学术渊源、学派归属研究综述

关于司马迁学术渊源、学派归属,学界或持学归儒家或儒家为本说,或持学归道家或道家为本说,或持儒道相通或互补说,或持学归墨家说,或持综合取义、自成一家(史家或杂家)说等等,大体均能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此正揭示了司马迁思想的综合性。就司马迁的思想倾向而言,司马迁是推崇儒学的,《史记》的撰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应该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

论胡适与乾嘉考据学派

胡适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疑古的精神、历史的眼光、考据学的方法。但是他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寻找证据,主张创办图书馆事业,提倡写人物传记来保存史料,提出用二重证据法来验证史实,主张方法的自觉和学术的公允,都是对乾嘉考据学派的超越。然而,他主张二元史观和历史发展的偶然论,夸大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得他的存疑主义走向了极端,这些都是他对乾嘉考据学派合理因素的抛弃。尽管如此,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治学方法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王念孙“生成类比逻辑”中的必然属性及当代意义

科学不是技术而是思想。据此,我们发现乾嘉学术蕴藏着丰富的科学思想。什么是乾嘉的科学思想?我们认为:乾嘉科学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他们的“理必”思想。本文即在此前提之下,首先从王念孙生成类比逻辑揭示其理必的科学要素,其次说明(一)国学研究若跳不出五四以来对传统小学的偏见和西式框架,则看不到乾嘉之学真正精华之所在,(二)乾嘉小学的科学性质不仅可与现代科学研究直接接轨,甚至可以纠正长期以来只重材料的经验主义之偏颇,弥补当代学术之不足。据此,本文呼吁回归理性主义的乾嘉理必之学(道理上而非材料上的必然),进而发展章黄的发明之学(揭明现象背后规律之学)。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朱光潜慈慧殿读诗会考论

作为京派文学沙龙的朱光潜慈慧殿读诗会,广受关注,但学界对其描述并不很准确。根据一些原始材料,对这个沙龙发起的缘由,起讫的时间及原因,参与的成员,以及具体的话题、内容作了较详细的梳理,以恢复一个文学史事件、场景的原貌。无意于对京派的文学观念作出理论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