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实季刊》与萧乾中学时期的笔名及佚文考辨

萧乾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读中学时期,而不是他后来回忆的30年代。萧乾在崇实中学就读期间,曾主编校刊《崇实季刊》,并对该刊的形式与内容进行革新,以此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崇实季刊》上,萧乾发表散文与小说多篇,除原名外还使用了两个笔名。萧乾中学时期的两个新笔名及佚文的发掘,对早年萧乾的生活经历、文学创作与思想状况的研究有较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以此为契机,也提醒研究者在关注现代作家早年经历时,其就读中学的校刊尤其值得注意。

《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也被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全部转抄,两史连载,影响深远。但它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春秋》经虽非历史却能够创设历史,足以成一代之法统。历史的最高点不在现实的王朝更替中呈现,在《春秋》的经义之中历史才能达到境界升华。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正义的伟大经典,因而它超越了具体史实和繁琐事务,指向事情背后的意义、价值,具有形上高度和超越能力,却不“空言”,注重在“行事”中展开理性分析和思辨阐发,而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教科书。

莫友芝《黔诗纪略》编纂方式述论

《黔诗纪略》是清代贵州著名学者莫友芝编纂的一部诗歌总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长期以来,学界对《黔诗纪略》的编选方式存有争议,以致对《黔诗纪略》的类型归属不清,即作为一部历史上的诗歌总集,《黔诗纪略》是属于选录精华式,还是网罗汇总式,目前尚无定论。文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文献资料,重新探究其编纂方式这一问题。

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新考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全黔诗萃》现存六十五卷,是海内孤本,也是保存历代贵州诗歌最多的黔省诗集。是书由铜仁茶园山徐楘编成于咸丰初年,而非由徐氏曾孙徐承锦在民国时期据徐楘所辑《黔诗萃》增补而成。在徐楘编《全黔诗萃》的过程中,取材广泛,其妻许韵兰、舒芳芷皆深度参与了此集的编次、校订。《黔诗萃》本是为编《全黔诗萃》而作的前期资料汇编,在《全黔诗萃》编成后转而成此书的简称见载。此编上承《黔风》诸集,下启《黔诗纪略》系列,既是一部通代贵州诗歌总集,也可谓是铜仁徐氏家族诗歌总集,在文学、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景泰十才子”群体考辩——兼论钱谦益的明诗史建构

在过往文学史论中,大多认为“景泰十才子”是活跃于景泰年间的文人群体。结合各类史料文献与诗文别集,考察发现“景泰十才子”早在永乐、宣德年间就已登上文坛。这个文学群体的名称在不同阶段曾发生演进,分别有“十才子”“金陵十才子”“吴下十才子”“宣德十才子”等多个称号。“景泰十才子”的群体称号与具体成员经由钱谦益《列朝诗集》的提炼才逐步形成,随着《明史》《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而盖棺定论。钱谦益推许这个文学群体,除了因为他在明诗史建构时的流派与门户意识,还与其欲使先人不朽的私心有关。

石阡苔茶茶多酚醇提工艺的优化

为了探讨石阡苔茶茶多酚醇提的最佳工艺条件,以石阡苔茶为原料,采用单因素试验和L9(34)正交试验,对影响茶多酚提取率的主要因素即乙醇浓度、浸提温度、浸提次数、浸提时间等进行优化研究,以期对石阡苔茶的综合利用与开发提供参考。结果表明:石阡苔茶茶多酚醇提最佳工艺条件为乙醇浓度70%,浸提次数3次,浸提时间60min,浸提温度70℃,在此条件下茶多酚提取率最佳(为45.05%)。经优化的石阡苔茶茶多酚醇提工艺条件具有简便、提取率高、毒性小等特点。

贵州石阡苔茶生化成分分析

通过分析石阡苔茶群体品种鲜叶和成品茶的主要生化成分,结果表明:石阡苔茶群体品种鲜叶中,氨基酸、咖啡碱、可溶性糖和Vc的含量高于福鼎大白茶鲜叶,其中B样点鲜叶中咖啡碱、可溶性糖、茶多酚、氨基酸含量均高于A、C样点,A样点Vc含量最高达1.13%;成品茶茶多酚含量低于福鼎大白茶,而咖啡碱、水浸出物、Vc含量明显高于福鼎大白茶。说明作为贵州地方又一群体品种,石阡苔茶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前景。

“以钱养事”: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新探索

国家"以工补农,以城支农"及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的实施,乡镇政府逐步由管治、汲取转向服务,这迫切需要改革既有乡镇事业单位体制,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湖北省咸安区的"以钱养事"改革正是对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改革的大胆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总结其改革经验、发现其改革不足、提出后续改革对策,对全国其他地区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历史的浪漫:司马迁的蔺相如叙事

司马迁在为蔺相如列传的过程中,从搜得的旧闻中选择了三个典型的"故事"予以叙述,它们分别是完璧归赵、渑池会通、退让廉颇。但在处理与加工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司马迁尽力发挥了其卓越的想象力,表现出非凡的叙事艺术技巧与能力,并以历史浪漫主义的态度塑造了蔺相如的人物形象,令史学与文学的结合恰到好处,无愧创作出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论钱钟书的《史记》研究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喜人的局面。其中,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以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感悟式的评点研究为基础,重点考证、评点了《史记》中的疑难字词和精彩段落,利用古今中外事例阐发义理,研究方法形式多样。尽管是微观研究,札记式评点,但可谓字字珠玑,散金碎玉。

太史公论庶人之富——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

春秋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 ,财富按等级占有 ,所能私有的惟有家畜。春秋以后 ,社会发生空前动荡变革 ,巨富的工商业者越来越多 ;特别是到西汉武帝之时 ,富商大贾的势力已超轶王侯 ,庶人从不能富到能富 ,到能巨富 ,实为自古以来的一大变局。司马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此巨变作了精彩的论述。

石阡苔茶多糖的提取工艺及稳定性研究

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研究石阡苔茶多糖的最佳提取工艺条件和该茶多糖在不同条件下的稳定性,结果表明:石阡苔茶多糖的最佳提取工艺条件为乙醇体积分数40%、料液比1∶55(g/m L,W/V)、浸提时间2.5h、浸提温度70℃,该条件下茶多糖的提取率为2.87%;茶多糖受光照、氧化的影响较大,对糖类有较好的稳定性;在金属离子条件下,Cu2+和Fe3+的影响最显著。

贫困时代的抵抗和希望——司马迁和汉代社会关系简论

司马迁及其《史记》构成一个知识社会学事件 ,因此 ,只有把司马迁理解为一个具体的个人 ,《史记》作为总体世界观即历史哲学才能被给予。这构成司马迁与汉代社会关系的核心命题。它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一是汉代社会的贫困化 ,二是司马迁诗人形象的确立 ,最后是《史记》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遣使巡行制度与汉代儒学传播

汉代中期以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儒学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其中"遣使巡行"制度就对儒学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遣使巡行采风的主要目的在于察风俗、体民情、宣教化,甚至举贤良,意在将皇帝关怀下民之情传布四方。其政治前提就是充分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色,为因俗施政做准备;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化民成俗"施政方针,实现儒学的社会化,推进文化的"大一统"格局。

莫友芝《黔诗纪略》简论

本文对莫友芝首次在《黔诗纪略》中关于明代黔诗发展史及其艺术成就的观点进行研究论析,认为明代黔诗为清代黔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论胡适与乾嘉考据学派

胡适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疑古的精神、历史的眼光、考据学的方法。但是他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寻找证据,主张创办图书馆事业,提倡写人物传记来保存史料,提出用二重证据法来验证史实,主张方法的自觉和学术的公允,都是对乾嘉考据学派的超越。然而,他主张二元史观和历史发展的偶然论,夸大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得他的存疑主义走向了极端,这些都是他对乾嘉考据学派合理因素的抛弃。尽管如此,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治学方法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宋代施利钱研究

施利钱是宋代宫观祠庙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僧道通过兴建设施、有偿服务等手段,多谋取施利钱,扩大本宫观祠庙的影响,并壮大其发展。有宋一代,朝廷财政收支较为紧张,故用于宗教方面的开支多受限制。在此情况下,官方不仅控制一些寺院宫观祠庙的收入与管理,而且还参与施利钱的瓜分。

《黔诗纪略》编纂过程考述

《黔诗纪略》是晚清著名诗人、学者莫友芝编纂的一部明代贵州地方性诗歌总集,对其成书过程的研究多据莫绳孙在《黔诗纪略》中的《题记》,缺乏对《题记》失误的辨正和《黔诗纪略》成书细节的考索。根据莫友芝传世之各种文献及莫绳孙等人记载,可以最大程度地复原《黔诗纪略》的编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