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司马士风人格 创新传承文化精神——评王长顺教授《先秦士人与司马迁》

王长顺教授《先秦士人与司马迁》一书将司马迁放在先秦士人文化变迁的视域中予以观照,探讨先秦士人对司马迁的影响以及司马迁对先秦士人文化精神的继承、弘扬与创新。该书结构宏阔,论证精严,为研究《史记》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历史的纵深视域揭示了《史记》的生成及历史价值,在司马迁思想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和创获,对推动“史记学”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从侯格睿《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看美国《史记》研究的史学理论向度

作为美国《史记》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侯格睿《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从研究方向、纪传体议题、中西史学比较方法等多个维度拓展了西方的《史记》研究。侯格睿的《史记》研究聚焦《史记》的历史解释方法与史学目的,具有明确的史学理论研究向度,对于推进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侍疾要语》的学术思想研究

《侍疾要语》是现存中医文献中最早全面论述中医护理的专著,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护理学专著。《侍疾要语》为清代钱襄所著,现存三个版本。其学术渊源溯源《黄帝内经》,撷取各家。在学术思想上钱襄强调情志护理的作用,重视患者的生活护理,注重观察患者的病情,并对用药护理进行了规范。《侍疾要语》虽有不足之处,但仍是研究清以前中医护理学的良好范本,在中医护理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对现代中医护理有重要参考价值。

《史记·五帝本纪》与西汉文化的建构

《五帝本纪》是《史记》最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它是司马迁站在汉代历史的制高点上,以高尚的人格情操、深广渊博的才识,对上古三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史公为人类社会所构建的理想国。《五帝本纪》所包含的"大一统"、仁德与祥瑞、天下为公与禅让等观念是历史性、当下性、未来性的结合,对西汉文化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

扬雄评司马迁之意义

扬雄作为汉代思想家,他对司马迁评价甚高,将其与孔子相提并论,但他并非完全赞同司马迁的观点。扬雄评价司马迁的意义在于:其一,扬雄标举司马迁在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实际上是公认其在史学的独立性,将史学与儒学并列起来;其二,他评司马迁"爱奇"、"多知"而"杂",首先是抓史学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批评的标尺,在传统史学领域具有代表性,也反映了司马迁史学的丰富性及其思想的特异性;其三,他评司马迁《史记》"实录",注意史学之记事行文的最基本问题是很重要的。但仅以"实录"而称"良史之才"失之片面,应当加上史学思想;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好,才可谓"良史之才"。扬雄的看法与评论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司马迁曾遍览中祕所藏,且具有敏锐的史家眼光,其《史记》特重采摘《尚书》,其采摘去取要远胜于当时的《尚书》学大师,方式十分灵活。其诠解《尚书》及《书序》资料,不限今、古文说义。特别是《太史公自序》篇,从多个层面对《书序》有所模仿。《史记》所述孔子"序《书传》"、"序《尚书》"、"论次"《书》,等等,并不等于言孔子作《书序》,其义均谓孔子曾"编次"过《尚书》。

创造性阐释司马迁的杰出史学思想

在当代学术语境下对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杰出思想作创造性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尤其应当对以下3项作深入的探讨:一是从记载夏、商、周三代历史,看司马迁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而形成的卓越史识;二是《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两篇中,司马迁如何站在"通古今之变"的高度,从两种政治胸襟与决策的对比,总结刘胜项败的经验教训;三是司马迁著史所树立的"述往事,思来者"的使命意识,和他要究其底蕴、"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探求具有规律性之认识的撰著宗旨,当前对于我们克服只满足于现象罗列的做法,和克服"碎片化"倾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鲁迅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洞见与误读

鲁迅与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相距二千多年的两位文化巨擘。司马迁及《史记》对鲁迅的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鲁迅对司马迁和《史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司马迁是"文豪"和"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真知灼见。但鲁迅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偏谬与误读,如指认司马迁是"道家",因记忆错误而张冠李戴等。总而言之,鲁迅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说,可谓洞见与误读并存。

评班彪的《前史略论》

班彪的《前史略论》是一篇最早的史学史论文,论及中国史上的史官、史家、史书、史学,略古详今,抓住有代表性的史家与史书(即司马迁与《史记》)作重点分析研究;着重于史家的思想倾向,并注意史家的撰史才能,肯定司马迁叙事行文准确、生动,可称“良史之才”。此论上承扬雄、下启班氏父子,标帜史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论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具有相同之处,即两者都紧紧围绕传记人物性格的同与异两方面展开,都具有比较发达的历史比较类型意识和明确而细致的比较观念;不同之处则在于,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普鲁塔克传记的重点是在比较认识的第一阶段———异中求同,侧重于表现传记人物性格的共性和道德理想性,因而其史学比较还局限于道德史学的范畴之中;司马迁则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同中求异,因而列传中历史人物一方面能够同真实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展现历史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了传记的史学比较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司马迁的比较史学思想突破了道德史学的桎梏,进入了探求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各自历史观念和世界观的不同。从现代传记史学观念来看,司马迁的比较史学观念更符合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发展趋向。

材料的声音: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选材策略

钱谦益《列朝诗集》中的明代诗歌史观,除了鲜明直白的评论表达外,还深植于各种精致的选材策略与叙事技法中,这可从诗歌选源与传记史源两个维度予以考察。在叙事层面上,基于作家文学思想的复杂性,钱氏对史料拼接后文本缝隙及语意随语境转换法则的利用,有效地取舍、编排甚至曲解原始材料,在不表达倾向性意见的前提下,制造出为己所需的叙事效果,是为一种隐性的文学批评模式。这种叙事技法的存在,应引起我们对传统诗话、笔记中史料客观性的反思与再认识。

从《史记》看西汉酷吏的性格人生

《酷吏列传》为我们展现了西汉时期酷吏的成败人生。酷吏在汉武帝实施的各种政治措施、经济政策上起了重要作用。酷吏的悲剧人生有其时代性和政治性,更有其自身的性格缺陷和人格缺陷,这非常值得我们后人思考和总结。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伦理思想。

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对《史记索隐》所引《博物志》佚文的再认识

《史记索隐》所引张华《博物志》佚文是考证司马迁生年最重要的史料。它的可靠性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肯定。有证据表明,施丁先生误读了这条史料。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元封】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据此,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

《史记》民族书写与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史记》民族书写体现出司马迁已初步产生了将天下各族视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体现在创设少数民族专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祖出一脉的民族同源书写、倡导和平处理民族纠纷的民族关系书写等三个方面。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两汉大一统格局的完成与巩固、家国一体与和合大同的儒家观念以及著家本人的著史意愿与品格三者的交互作用下生成,影响深远,促成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友好大家庭的建构以及当代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局面的稳固。

论司马迁对伯夷和叔齐的评价

传统的中国学者都将伯夷和叔齐视为道德楷模,将司马迁的《伯夷列传》视为对伯夷、叔齐的赞扬。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和《史记》相关章节中的描述却显示伯夷和叔齐并不符合司马迁自身的道德标准。此外,司马迁通过在《伯夷列传》中所展示的种种矛盾,告诉读者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的多重可能性,并由此捍卫了其写史和历史评判方法的合理性。

“居上常有云气”及其他——《史记·高祖本纪》神怪之笔探源

一般认为《史记》是写史“实录”精神的典范,因此其中所反映的神怪现象常被认为非司马迁之笔,但从司马迁的身世与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分析,司马迁的这种写法又是有其合理性的所在。

《列朝诗集小传》订补

作为明代诗歌总集,钱谦益《列朝诗集》以收录完备、考订精审而著称,自来享有盛誉。由于卷帙浩繁,钱陆灿曾辑录出书中的传记部分而成《列朝诗集小传》一书,别本单行,查检极为便捷。全书共纂录两千余位明代诗人的传记,内容宏富,极具文献价值。然而,囿于见闻,《列朝诗集小传》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考订。文章通过稽考相关载籍,对书中二则记载失误之处进行辨正,对九处阙漏的文本予以考补,对三位身份不明的作家加以考实。

《列朝诗集小传》传文考补

《列朝诗集小传》纂录两千余位明代诗人的传记,内容宏富,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通过稽考典籍,对《列朝诗集小传》记载简略的14位作家生平进行补充,对4位缺传的作家生平行实加以考补。